一、分子信息进一步参与

手术和治疗决策

神经外科长期强调最大安全切除，但EANO 2026的多项研究提醒我们，手术价值不能只用术后残余体积衡量。肿瘤以何种方式复发、复发后患者能否维持功能，以及不同区域是否存在更高风险的分子特征，同样可能影响手术策略和后续治疗安排。

P17.14.A纳入614例IDH突变型胶质瘤患者，其中WHO 2级446例、WHO 3级168例。研究将6种复发类型归纳为局部复发和弥漫/远处复发两类模式。首次复发中，局部复发占64.8%，弥漫/远处复发占35.2%；第二次复发则更多转向弥漫/远处模式。与局部复发相比，弥漫/远处复发与更短的PFS、OS及更差的功能结局相关。研究还发现，超全切除与更低的复发率、更有利的复发模式及较好的肿瘤学和功能结局相关。这项研究将手术评价从“切除了多少”进一步延伸到“肿瘤将如何复发，以及患者能否保持长期功能”。不过，超全切除的潜在获益仍需建立在功能安全的基础上，不能脱离肿瘤位置、功能区关系及个体神经功能风险单独理解。

除了复发模式，传统组织学分级也开始得到更多分子和增殖指标的补充。OS08.4.A分析了美国国家癌症数据库中的1233例1p/19q共缺失少突胶质细胞瘤患者，并在143例独立队列中进行验证。结果显示，Ki-67大于7%与较差结局相关。在主要队列中，Ki-67大于7%与不超过7%的患者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74%和91%，HR为2.67；在2级肿瘤中，Ki-67大于7%仍是独立预后因素。对于临床而言，这提示同一分子类型、同一WHO级别的少突胶质细胞瘤，仍可能存在不同的生物学风险。Ki-67未来或可用于进一步细化临床试验分层，但7%的界值来自回顾性分析，目前尚不能单独替代整合分级，也不能直接决定治疗强度。

分层工具还在向多层级数据整合发展。OS09.1.A整合15606份DNA甲基化芯片数据，开发了MethyGlioformer模型，按照肿瘤状态、中枢神经系统受累情况、肿瘤类型、亚型、WHO分级和分子突变类别六个层级，对样本进行由粗到细的甲基化分类。该模型并非用于直接划分患者临床风险，而是辅助判断样本所属的诊断实体及其分子类别。在68例独立神经外科队列中，模型对肿瘤实体的分类准确率为0.89；在其中27例胶质瘤患者中，对亚型、分级和分子类别的预测也保持较高区分度。研究还从血清cfDNA中筛选出候选甲基化位点，尝试把组织分类与循环标志物连接起来。如果能够通过前瞻性验证，这类方法未来可能同时服务于术后分层和纵向监测。

总体来看，胶质瘤分子信息的作用正在从“明确诊断名称”向“识别不同风险状态”延伸，从而决定治疗选择。对手术和后续治疗而言，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已经不只是肿瘤属于哪一类，还包括它可能如何演进，以及患者需要怎样的长期管理路径。

二、精准治疗窗口向

疾病早期延伸

如果说更精细的风险分层是在回答“哪些患者需要重点关注”，那么精准治疗研究正在进一步回答“何时开始干预”。IDH突变型胶质瘤患者通常较年轻、病程较长，部分患者术后可经历较长时间的观察期。因此，治疗目标不仅是延缓影像学进展的时间，还包括推迟可能带来不可逆损伤的治疗方式，减少累积治疗负担，并尽可能维持患者原有的功能和生活状态。

在OS08.1.A中，III期INDIGO研究纳入术后残留或复发、尚不需要立即放化疗的患者。更新数据显示，伏昔尼布组中位随访41.6个月，中位PFS为44.1个月，中位至下一次干预时间仍未达到；42个月时，51.0%的患者仍无进展，75.1%尚未接受放化疗或再次手术。客观缓解率为20.8%，且未观察到新的安全性信号。此外，ASCO 2026公布的INDIGO长期随访结果进一步显示，48个月时，74.2%的伏昔尼布组患者仍未接受后续治疗干预，进一步支持伏昔尼布推迟放化疗或再次手术的作用。本届EANO年会还首次公布了安慰剂组交叉治疗的数据：163例安慰剂组患者中，144例（88.3%）在确认进展或研究揭盲后交叉至伏昔尼布，交叉后中位随访21.7个月，研究者评估的中位PFS为37.2个月，明显长于这些患者交叉前安慰剂治疗期间的14.1个月；每6个月的肿瘤生长速率由交叉前的16.1%逆转为交叉后的-2.9%，交叉后同样未观察到新的安全性信号。探索性分析还提示，交叉前无影像学进展的患者，其交叉后PFS有延长的趋势（未达到vs 33.4个月），这一发现从另一角度支持了在疾病较早阶段启动治疗的价值。这些数据证实了一个治疗理念：对于年轻、长病程的IDH突变型胶质瘤患者，治疗价值不仅在于肿瘤缩小，更在于推迟高负担治疗、维持长期稳定。

进一步将治疗评价延伸到癫痫和生活质量也有新的发现，一项探索性研究（OS12.5.A）分析了INDIGO研究中伏昔尼布对癫痫和生活质量的影响，该分析基于INDIGO研究331例随机化患者，其中研究期间110例（33.2%）报告了≥1次癫痫发作（伏昔尼布组与安慰剂组各55例）。在治疗期间出现癫痫发作的患者中，伏昔尼布组年化癫痫发作率为15.9，与对照组的率比为0.28（95%CI 0.14–0.55），且较2023年数据截止时的0.36进一步下降，提示癫痫控制获益可长期维持。按组织学亚型分析，少突胶质细胞瘤患者的率比低至0.09，星形细胞瘤患者发作负荷本身较低，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生活质量方面，伏昔尼布组患者的FACT-Br总分及脑肿瘤子量表评分长期保持稳定；即使在治疗期间出现癫痫发作的患者中，量表首次恶化时间仍有所延后（风险比分别为0.38和0.32）。

该分析同时显示，癫痫发作与肿瘤负荷密切相关：校正基线发作情况后，发作次数随肿瘤体积增大而增多（p=0.010）；肿瘤进展后患者的年化发作率约为无进展患者的3.74倍（95%CI 1.69–8.28）。这从症状层面提示，延长无进展生存期本身即有助于减少癫痫发作，与早期启动IDH抑制治疗的价值相呼应。

MO06.6.A报告了由意大利都灵大学及都灵健康与科学城医院牵头的前瞻性真实世界研究。研究在扩大使用计划下纳入54例术后非强化、暂不需要立即放化疗的IDH1/2突变型2级胶质瘤患者，采用3D RANO 2.0，每3个治疗周期评价肿瘤体积和血浆D-2HG。中位随访16个月时，FLAIR肿瘤体积中位数由基线12.0 cm³降至第12周期的8.0 cm³；28%的患者获得客观缓解，68.5%维持疾病稳定。12例活动性癫痫患者中，11例在未调整抗癫痫药物的情况下发作频率下降至少50%。这些结果为伏昔尼布的真实世界影像学反应、癫痫控制及D-2HG药效学监测提供了初步证据。

从INDIGO长期随访到癫痫和生活质量分析，再到真实世界数据，这些研究共同反映出治疗目标的扩展：早期精准治疗不仅要延缓疾病进展，还要判断患者是否因此推迟了后续干预，并在更长时间内维持患者功能和生活质量。

三、疗效评价进入

多模态动态监测阶段

治疗窗口前移后，一个现实问题随之而来：以非强化病灶为主的低级别胶质瘤，往往在影像还看不出明显变化时，就需要判断治疗到底有没有效。本届大会的思路是，把疗效评价从单一的结构影像，逐步扩展到代谢影像与多种液体标志物——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哪一种新标志物能够单独替代现有标准，本届更多是检测手段的丰富，而非全新指标的确立。

目前用于动态监测的技术手段，大致可以归为四类：

第一是结构影像，仍以 MRI 结合 RANO 2.0（含三维体积测量）为随访基础；

第二是氨基酸代谢影像，以 FET PET 为代表，按 PET RANO 1.0 评估，能在结构变化之前捕捉到代谢信号的改变——在伏昔尼布治疗人群中，代谢影像可较 MRI 更早识别治疗反应与失败，两项研究分别入组 39 例（P12.38.B VORAFET）与 47 例（JS08.6.A，多中心）。其中 VORAFET 显示，伏昔尼布治疗 3、6 个月时代谢肿瘤体积（MTV）即较基线下降 17.3%、22.1%（均 p<0.05），而结构影像（FLAIR 体积）直至 9 个月才出现显著下降（-15.3%）；多中心研究中 FET PET 的肿瘤/脑本底比（TBRmax）变化跨度达-34% 至 +43%，且 9/17 例 PET 已见代谢改变而同期 MRI 尚无对应结构变化，量化结果直观体现了 PET 较 MRI 的早检优势；

第三是血液标志物，包括反映伏昔尼布药效学变化的血浆 D-2HG（MO06.6.A，真实世界 54 例），以及超敏单分子阵列检测的血 GFAP——在胶质母细胞瘤中可较影像提前提示疾病活动（OS08.3.A，69 例）；

第四是脑脊液 cfDNA，借助纳米孔测序在常规诊疗中弥补细胞学敏感性不足、并可进一步做分子分型（OS08.7.A，76 例 / 89 份 CSF）。此外，也有团队尝试用外周血单细胞免疫图谱，在伏昔尼布治疗 4 周时就捕捉到早期的系统免疫重塑（EP05.24），不过该研究仅纳入 7 例（配对采集 14 份外周血样本），仍属小样本探索阶段。

总体而言，这些方法眼下都还是 MRI 的补充，非已经成熟的替代终点。对生长缓慢的肿瘤来说，未来是把结构变化、代谢变化、标志物趋势与临床状态放在一起综合判断——疗效评价正在走向多模态整合，而不是由单一手段决定。

四、细胞治疗、疫苗和溶瘤病毒

继续向临床推进

在精准治疗和动态监测之外，复发及难治性脑肿瘤仍迫切需要作用机制不同的新型治疗。本届大会公布的溶瘤病毒、肿瘤疫苗和CAR-T研究，显示相关策略正在从免疫原性和早期活性验证，逐步走向疗效与中枢神经系统安全性的同步评价。

OS08.5.A公布了ADVANCE-GBM研究的中期结果。研究评估携带L-IFN的溶瘤腺病毒YSCH-01单药或联合阿替利珠单抗，共纳入10例复发恶性胶质瘤患者，两组各5例。单药组中位OS为13.8个月，包括1例完全缓解和2例持续疾病稳定；联合组随访时间更短，已有3例完全缓解。转化分析提示，较低IL-8和较高治疗前NK/B比值可能与治疗应答相关，IL-8驱动的肿瘤“自我壁垒”可能限制病毒扩散和免疫细胞浸润。该研究不仅观察到早期缓解信号，还尝试解释为什么同一治疗在不同患者中产生不同结果。但由于样本量极小、随访尚不成熟且缺少随机对照，目前不能据此判断真实缓解率或生存获益。

在复发IDH1 R132H突变型胶质瘤中，OS06.1.A公布了AMPLIFY-NEOVAC随机I期窗口研究结果。已报告的两个疫苗组各纳入17例患者，分别接受IDH1疫苗单药或联合avelumab治疗。

研究达到安全性和免疫原性主要终点，94.1%的患者产生了外周IDH1 R132H特异性T细胞或抗体反应。疫苗诱导的特异性T细胞克隆能够进入肿瘤，最高占肿瘤浸润T细胞的8.7%。

这项研究回答了肿瘤疫苗开发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外周诱导的特异性免疫反应能够进入脑肿瘤组织。但免疫反应能否进一步转化为稳定的生存获益，仍需等待更成熟的数据。

CAR-T研究则显示，新型治疗的推进需要与安全监测同步发展。OS11.5.A报告了GD2CAR02试验中17例儿童和年轻成人患者的颅内压遥测结果。静脉输注GD2 CAR-T后，所有患者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颅内压升高，峰值中位出现在第10天，与CAR-T细胞扩增峰值接近。连续遥测使研究团队能够提前识别颅内压升高并及时进行脑脊液引流，没有患者需要接受紧急侵入性操作。这项研究并未直接回答CAR-T能否改善患者生存，但它解决了细胞治疗进入脑肿瘤临床应用必须面对的安全问题。对于可能引发明显局部炎症反应的治疗，连续监测颅内压和神经毒性，可能是保证治疗可实施性的组成部分。

五、胶质母细胞瘤耐药研究

深入肿瘤微环境

新型免疫治疗不断向临床推进，但高度异质的治疗应答也促使研究进一步追问：哪些因素限制了疗效？EANO 2026的多项研究将视角从肿瘤细胞本身拓展至空间异质性、髓系细胞代谢支持及B细胞免疫生态，提示胶质母细胞瘤耐药可能由肿瘤与微环境的持续相互作用共同塑造。

在OS06.3.A中，MAP-GBM研究分析270份空间定位活检，发现同一肿瘤不同区域的肿瘤相关巨噬细胞负荷可相差最多8倍；在独立阈值模型下，55.6%的患者存在较高的单次活检误分风险。这意味着，以单个组织点位判断患者是否具有某类免疫表型，可能受到显著取样偏倚。未来的试验分层需要更多区域采样、空间组学或影像引导。

OS09.4.A则把髓系细胞与替莫唑胺耐药联系到脂质代谢。治疗耐受持留细胞与单核细胞样细胞的相互作用力更强，替莫唑胺处理后进一步增加；实时成像显示脂质主要由巨噬细胞单向转移至肿瘤细胞，且耐受持留细胞摄取更多。阻断FABP、APOE、CCR2或CSF1R可破坏这种代谢支持，并在模型中增强肿瘤对替莫唑胺的敏感性。这项研究将耐药从肿瘤细胞内部机制扩展到肿瘤与髓系细胞之间的物质交换。换言之，部分耐药细胞可能依赖周围免疫细胞提供代谢支持。但相关证据目前主要来自临床前体系，距离形成可用的联合治疗策略仍需进一步验证。

B细胞研究则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免疫治疗应答的空间基础。OS09.9.A的小鼠和人类数据提示，脑边界区域的B细胞富集与PD-1抑制剂治疗应答相关。B细胞缺失会破坏边界区域的抗原呈递和T细胞募集，而有效的免疫检查点治疗可恢复部分B细胞相关免疫活动。OS09.7.A进一步发现，肿瘤相关髓系细胞可通过ST6GAL1产生唾液酸信号，并激活B细胞表面的抑制性受体CD22。降低ST6GAL1或CD22表达能够恢复B细胞活化，并在小鼠模型中改善生存。两项研究共同提示，免疫治疗失败可能并不只是因为肿瘤内缺少免疫细胞，还可能与免疫细胞所在的位置、彼此之间的信号交流及局部抑制机制有关。这为未来设计空间导向的免疫分层和联合治疗提供了新的研究基础，但目前仍属于机制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