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合治疗，普遍认为联合策略可能优于单一疗法。但伏昔尼布单药在低级别肿瘤中已展现良好疗效。当前核心关注点在于：将伏昔尼布与放疗或化疗联合用于更具侵袭性的高级别肿瘤，能否带来更好结局。IDH抑制剂单用对高级别胶质瘤效果似乎有限，但与放疗联用可能产生协同效应。目前已有数项研究正在推进，包括在新诊断的高级别胶质瘤患者中探索伏昔尼布联合放化疗。

另一个备受期待的方向是在高级别胶质瘤患者完成标准放化疗后，将伏昔尼布用于预防肿瘤复发。这一策略特别能回应患者的心理需求——传统模式下，放化疗结束后我们只能观察等待，常常给患者带来“我们什么都没做”的感觉。而伏昔尼布提供了一种主动干预的机会，理论上很有可能降低复发率或延缓复发进程。

免疫治疗联合同样是一个重点探索的领域。目前正在开展一项I期试验，将伏昔尼布与PD-1抑制剂帕博利珠单抗联合使用。此外，还有多项研究正在探索IDH抑制剂与其他免疫治疗手段的组合。我们已知IDH抑制剂可以降低这类肿瘤内部的免疫抑制程度，这为联合免疫治疗提供了理论基础，但这些新策略距离获批上市尚需时日。

最后回到“治愈”的话题。对于少突胶质细胞瘤，我们正在接近这一目标——通过伏昔尼布与其他代谢抑制剂的多种联合方案，已能实现肿瘤生长的近乎完全停滞。对于星形细胞瘤，距离治愈还有一定距离，但当前研究已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了坚实一步。总的来说，神经肿瘤学正处在一个令人振奋、充满希望的变革时代。

中国与美国一样，既是生物医药创新的前沿阵地，也是全球最大的生物医药消费潜在市场之一。中国的人口基数决定了我们低级别胶质瘤，特别是IDH突变型低级别胶质瘤的患者人数甚至超过美国，居世界首位。因此，患者群体对这类药物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医疗需求。

很高兴看到伏昔尼布获美国FDA批准后迅速进入中国市场并启动桥接试验。按照我国CDE要求，可在FDA临床数据基础上完成小样本桥接试验，全国计划入组约50~58例。若结果与国外数据具有可比性，即可将国内结果与美国临床试验数据合并，用于申请中国CDE上市批件。这是非常规范的临床试验设计流程。

我们华山医院团队在整个桥接试验中承担了重要角色，由华山医院和北京天坛医院两家单位作为共同牵头 PI，共同引领这项桥接试验，国内还有其他多家中心参与。华山医院提供了接近20例患者，我们团队对这20例患者进行了精细化随访管理，严格按照时间点观察他们治疗后的反应。

从我个人初步感受来看，用药后患者疾病控制率非常明显，药物相关临床副作用较轻，类型与美国试验中观察到的相似。绝大多数患者对整个治疗周期耐受良好。

当然，最终试验结果目前尚未公布。但从华山医院的经验来看，无论是疾病控制率、患者主观生活质量评估，还是一些客观神经量表评估结果，都表明这是一款非常有前景的IDH抑制剂。我预计，在不久的将来，这款药物的使用将从根本上改变低级别胶质瘤的临床治疗路径。正如John F. de Groot教授前面所讲，靶向药物对于低级别胶质瘤的治疗，在中国的临床实践中也将成为术后一线治疗手段，从而推迟放疗和化疗的介入时机。

如我前面所说，在生物医药创新领域，中美两国都是全球前沿阵地。IDH抑制剂作为低级别胶质瘤极具前景的一线治疗手段，仅是其中一个例子。实际上，对于整个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我们都期待未来在药物研发和临床试验方面，中美能够开展深度合作。这不仅是从业人员的期待，更是广大患者的期待。

美国拥有最前沿的生物医药技术，而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这几年作为未来产业培育的重点方向，也有了长足进步。据我所知，国内已有一些生物医药企业自主研发的IDH抑制剂相关研究也正在进行中。

在临床试验方面，中美两国都拥有全球最大的患者群体，这为临床试验的有效开展和快速获得结论、推动药物上市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源。我认为中美未来有很大合作空间，包括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如果中国能够加入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牵头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未来可能就不需要CDE再单独开展桥接试验，这能大大缩短新型抗肿瘤药物的落地时间，尽快惠及中国患者。

当然，这个过程还面临一些非学术性挑战。但我相信中美两国政府在未来科技领域合作方面可以达成更多协议，最终目的一致——科技向善，服务好患者。

我们非常期待并愿意继续与中国同道合作。现阶段，中国正在开展大量令人瞩目的创新研究和药物开发，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为了中美乃至全球更多低级别胶质瘤患者的获益，我希望有机会与中国合作开展更多药物联合研究和临床试验，共同改善治疗结局。中国在该领域的发展确实令人赞叹。

在临床研究层面，中美联合开展试验虽面临一定挑战，但合作是必要的。更紧密的协作将有助于我们更快、更高效地推进研究、得出可靠结论，从而惠及更多患者。期待未来能够继续深化彼此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