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亚教授：

常州一院的脑血管病中心最早采用的是组合式模式，通常会整合神经外科、神经内科、急诊科、介入团队，甚至包括心血管相关科室。尤其是在高级卒中中心建设早期，这种组合式模式具有重要意义，也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我院自身发展来看，我们中心从2005年起开展动脉溶栓，2010年开始实施机械取栓，同时持续推进动脉瘤等脑血管病介入治疗。2014年，我们在常州打造了“急性脑梗死两小时救治圈”，这也是国内较早建立的城市卒中急救体系之一。经过多年组合式中心的运行，我们也逐渐发现一些痛点。例如，部分患者进入神经内科后，可能很快需要接受介入治疗或支架植入，但在传统模式下，诊疗衔接不够及时。基于这些问题，在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我们于2025年7月1日正式成立独立的脑血管病专科。该科室整合了神经外科脑血管病亚专业、神经内科脑血管病团队，以及脑心健康管理护理团队，形成了真正以脑血管病为中心的专病科室。目前科室拥有独立病区和NICU，同时也派人员参与绿色通道及急诊卒中中心相关工作。

经过近一年的运行，无论是收治患者数量还是手术量，均较以往有了明显增长。更关键的是，在同一个科室内部，我们既有外科和介入治疗亚专业，也有以内科医生为主、外科医生共同参与的综合治疗团队。对患者采取何种治疗方式，我们每天都会进行术前讨论，尽可能制定更加合理的综合治疗方案。未来，我们将在常州高新院区的新医院建设中，进一步探索以专病为中心的科室建设模式。从患者角度来看，以专病为中心最大的优势，是能够提供更加便捷、连续、全方位的一站式服务，减少患者跨科收治及转科流程。我相信，这也是未来医学模式值得探索的重要方向。

彭亚教授：

我们第一次参与MT研究是在2016年的DIRECT-MT研究中，主要比较桥接治疗与直接取栓在急性大血管闭塞患者中的治疗效果。作为中国最早开展的一批急性缺血性卒中血管内治疗RCT研究，由于当时国内中心在这类研究中的经验还不够丰富，因此整个研究用了大约四年时间才完成，最终研究结果也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从参与DIRECT-MT研究开始，我自己有了非常深刻的体会：一个医生即使一年完成500台手术，也只能直接帮助500位患者；但如果通过RCT研究证明某一种治疗方式比既往方案能够带来更多获益，那么这个研究就可能形成新的术式或治疗理念，进而带动更多医生去治疗更多患者。从我个人角度来看，一个好医生不仅要会做手术，还应该有能力通过临床研究，推动指南和共识的更新，为更多医生和患者提供更高质量的循证医学证据。此后，无论是MT系列研究，还是刚才提到的LATE-MT研究，我们都持续参与其中。LATE-MT当时入组并不容易，因为它关注的是超24小时时间窗取栓，而随着绿色通道建设不断完善，很多患者到院时间都在6小时或24小时以内。因此，我们也发动兄弟医院，遇到合适患者及时转诊。包括MILD-MT研究，轻型卒中是否适合血管内治疗，此前同样缺乏充分证据支持。

所以，从最早参加DIRECT-MT，到现在与刘建民主任共同牵头两个MT系列研究，我个人最大的成长，就是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做一名好医生，可以救治一部分患者；但如果能够推动一种新的疗法，就可能帮助更多患者。过去很多医生觉得多中心研究很辛苦，知情同意和患者入组也会面临更多风险，但我认为，这实际上是医生角色的一种转变。我们需要认识到，临床研究在未来对医学发展有更大的推动作用，仅仅做一个跟着指南走的医生是不够的，真正优秀的医生，应该努力成为能够参与改写指南的人。

彭亚教授：

慢性硬脑膜下血肿是神经外科的传统疾病，最经典的治疗方式就是钻孔引流。后来随着药物治疗的发展，大家一度认为慢性硬脑膜下血肿是疗效较好、复发率不算太高的疾病。但从前瞻性研究结果来看，它的复发率并不低。尤其是在当前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很多老年患者长期服用抗板或抗凝药物来预防卒中，这本身就是慢性硬脑膜下血肿发生和复发的重要危险因素。此外，对于合并凝血功能障碍、血肿存在分隔或分层、血肿腔内反复出血的患者，传统手术治疗后仍然可能面临较高复发风险。

从目前已经完成的几项重要研究来看，脑膜中动脉栓塞治疗慢性硬脑膜下血肿的价值已经越来越明确。中国的MAGIC-MT研究在发布时呈现阳性结果，但在论文发表时由于主要终点去除了死亡指标，因此最终结果看起来更接近阴性。而美国和欧洲的EMBOLISE、STEM等研究均取得阳性结果。这些研究提示，对于需要钻孔引流的患者，脑膜中动脉栓塞联合钻孔引流整体效果优于单纯钻孔引流。而对于不需要钻孔引流的患者，EMBOLISE、STEM以及中国的MAGIC-MT研究也提示，脑膜中动脉栓塞的治疗效果优于传统药物治疗。从现有研究来看，更关键的问题是：哪些患者更适合接受脑膜中动脉栓塞治疗？首先是存在占位效应、但暂时还不需要钻孔引流的患者，这类患者通过脑膜中动脉栓塞有机会获得较好的治疗效果。第二类是慢性硬脑膜下血肿早期的患者，早期占位效应尚不明显，既往我们首先考虑药物治疗，如口服阿托伐他汀，但如果口服药物后血肿仍进展，或者患者长期服药耐受性较差，也可以考虑脑膜中动脉栓塞治疗，从而避免长期药物治疗及相关副作用。第三类是长期需要抗板或抗凝治疗的患者。第四类是凝血功能异常患者。第五类是血肿腔内反复出血的患者。第六类是CT或磁共振提示血肿存在分层、分隔的患者。此外，高龄、双侧病变以及既往复发患者，在几项大型研究的Meta分析结果中，也都属于复发风险较高的人群。对于这部分具有明确复发高危因素的慢性硬脑膜下血肿患者，采取脑膜中动脉栓塞治疗更可能获益。所以我认为，未来更重要的不是把所有慢性硬脑膜下血肿患者都纳入脑膜中动脉栓塞治疗，而是要精准选择合适患者，尤其是针对具有复发高危因素的患者，应合理进行脑膜中动脉栓塞治疗。

彭亚教授：

我觉得，神经介入领域已经进入了蓬勃发展的三十年。早年我们刚开始做神经介入时，更关注于出血性疾病，比如动脉瘤、脑血管畸形。而2015年指南更新后，机械取栓技术迅速发展，已经成为目前神经介入手术量最大的病种之一。这样快速的发展，也给中国神经介入医生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在病例量快速增长的同时，真正做到规范化、标准化治疗？

从国外经验来看，神经介入医生的准入门槛相对较高，需要经过系统、长期的规范化培训。如果神经外科医生转向神经介入，还需要在神经内科、影像科等相关领域接受规范化训练。这要求神经介入医生不仅要会操作，还要具备影像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等相关学科的综合知识储备。这也是目前中国神经介入医生与西方专科医生之间仍存在差距的地方。

中国的人口基数庞大，治疗需求增长非常快。我认为，我们也需要从冠脉介入的发展中吸取经验。经过多年发展，去年冠脉介入治疗量已经超过160万例，而我国神经介入总量大概为30多万例，未来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神经介入要继续向前发展，一定需要更多年轻医生加入这个领域。无论是国家、行业，还是每一家医院，都肩负着培养和培训神经介入医生的责任。只有把年轻医生培养起来，中国神经介入才真正有未来。

对于神经介入医生而言，首先要敬畏生命：因为我们处理的是大脑血管，一个很小的疏忽，带来的并发症对患者而言可能是致命、致残的。虽然很多手术总体并发症发生率可能低于5%，但落到每一位患者身上，可能就是丧失生命或终身残疾。因此，医生一定要尊重生命，必须清楚什么时候该做手术，什么时候不该做；在手术过程中，也必须严格遵守质控标准和操作规范。第二是敬畏责任：医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职业，面对的不是可以反复修补的物件。一旦并发症发生，有可能没有补救机会。因此，神经介入医生必须始终敬畏自己的职业责任。在病例数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更要学会承担责任，真正为患者带来获益。第三是敬畏章程：现在国内外已经有很多指南和共识，针对不同疾病也都有相应的诊疗流程。但在实际工作中，这些指南和共识往往容易被抛在脑后，而用个人经验替代规范流程。我一直强调，在手术中，当你想省略手术步骤的时候，并发症往往就可能找上来。因此，无论是整体诊疗流程，还是手术中的每一个细节动作，都必须严格遵循规范。

另外，随着新材料、新技术不断涌现，很多技术看上去确实简化了手术流程，也让一些疾病的治疗变得更容易。但年轻医生的培养不能因此变得单一，仍然需要掌握各种技术，不能用某一项技术来替代所有治疗，这对医生和患者而言，都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神经外科科主任、党支部书记

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医学分会委员

中国卒中学会神经介入分会常务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江苏省医师协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江苏省医学会脑卒中分会候任主任委员

江苏省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分会常务委员兼神经介入学组组长

江苏省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委员兼神经介入学组副组长

江苏省卒中学会常务理事

常州市医学会脑卒中分会主任委员

《中国脑血管病杂志》、《临床神经外科杂志》、《心脑血管病防治》编委

美国康奈尔大学Methodist Hospital神经医学中心访问学者

江苏省333培养人才第二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