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外历史上的今天｜令脑肿瘤分类云开雾散的“神经学先生”

1973年8月10日，52年前的今天，美国著名神经学家珀西瓦尔·贝利（Percival Bailey）去世，享年81岁。在他辉煌的职业生涯中，珀西瓦尔·贝利对包括神经病学、神经解剖学、精神病学、神经病理学以及神经外科在内的神经学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专业知识、他对人类神经系统的好奇心以及他对从各个角度研究神经系统的强烈渴望都是独一无二的。贝利与哈维·库欣共同开展的对人类脑肿瘤分类的研究，令现代神经肿瘤学领域从一片混沌中得以眉目明晰起来。

1892年5月9日，贝利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最南端一个被称为“小埃及”的乡村地区。童年时期，贝利只能在一所仅一间教室的学校里接受教育，随后他考入了南伊利诺斯师范大学。在他19岁时，贝利的母亲患病去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教师的贝利立刻将医学视为毕生的职业追求。

1912年，贝利转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医学。在学习神经解剖学课程时，他立刻迷上了复杂、神秘又引人入胜的神经系统。在获得本科学位后，贝利继续攻读医学博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就是关于脉络膜神经丛发育的。

1918年，他在芝加哥的仁爱医院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实习。实习结束时，贝利十分豁达地表示，他并不在意他的攻克方向是神经学、精神病学还是神经外科，他只希望能竭尽自己所能去发展神经科学领域，只要是与神经科学领域息息相关的学科，他都会全力以赴。他写了两封信，分别向当时的两位知名学者毛遂自荐，其中一封写给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著名精神病学家阿道夫·迈耶（Adolf Meyer），另一封则写给波士顿的哈维·库欣（Harvey Cushing）——也就是后来被誉为“现代神经外科之父”的著名神经外科学家（推荐阅读：《神外历史上的今天｜“现代神经外科之父”的诞辰》）。如同命中注定一般，库欣首先给予了贝利答复，并表示愿意让贝利参与到自己的研究中。在这位“伯乐”的邀请下，贝利这匹“千里马”于1919年来到库欣所在的彼得·本特·布里格姆医院（Peter Bent Brigham Hospital）。在库欣的指导下，贝利以一名神经外科医生的身份飞速成长，并如他最初所期盼的那样在神经科学领域大放异彩。

这两位先驱合作之前，几乎所有的大脑肿瘤都被称为神经胶质瘤。1867年，神经学家菲尔绍首先提出了这些肿瘤起源于间质性脑组织的观点。1875年，另一名神经学家高尔基进一步证明了一些脑瘤含有独特的星形大脑神经胶质细胞。到了库欣和贝利所在的20世纪，人们开始逐渐了解到肿瘤也有良性、恶性和侵袭性之分。

然而，当时包括库欣本人在内的许多学者均认为，脑肿瘤的分类仍然处于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混乱状态。贝利和库欣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他们也都认为，现有的胶质瘤分类既不全面又不明确，而唯一可以获得精准分类的方法就是详细地回顾所有能够收集到的从发病到死亡的详细病例，以及大量肿瘤标本和医疗记录。在这一认知的基础上，他们开始着手研究胶质瘤所显示的结构变异性的基础，并确定不同胶质瘤患者的肿瘤组织学差异是否具有临床意义。此外，他们同样希望这项研究能够反驳一种普遍存在的错误观点，即对手术切除的病理组织标本进行显微镜检查并不能预测疾病的临床进程。库欣多年来所进行的大量手术使他们有着数量可观的脑瘤标本记录，贝利非常乐意接受这项能够令他的神经病理学和神经解剖学知识在神经外科领域有用武之地的繁琐工作。

1922年，贝利正式着手神经胶质瘤的分类工作，这项工作持续了三年之久。这三年间，贝利一进入实验室就开始检查、回顾病例标本，并根据病人的存活时间将它们进行初步的分组。此外，这期间出现的多种制作标本的新方法，让他们能够更直观地观察神经系统的神经元和间质结构。

1925年，贝利对库欣收集的414例胶质瘤患者的病理材料和记录进行了详尽的检查和分类，并对其中254例进行了组织学组织研究。随后，贝利根据主要的细胞形态将这些肿瘤分为13类。

在贝利和库欣努力对胶质瘤进行分类的过程中，贝利特别分离出一种主要发生在儿童小脑的特殊肿瘤，为此他建议将其命名为髓母细胞瘤。

1925年，他们发表了一篇关于髓母细胞瘤的重要论文，题为“小脑髓母细胞瘤：儿童小脑中脑胶质瘤的常见类型”。贝利和库欣对31个相关肿瘤标本进行了深入剖析和研究，并试图确定它的自然病史。他们首先制定了关于髓母细胞瘤起源的理论，并且推测，该肿瘤来源于第四脑室室管膜里的胚胎未分化细胞。此外，他们描述了这种肿瘤特有的形态特征和显微结构——它呈红灰色，极具细胞性质，有丝分裂像众多，并有假染色体的形成。贝利还观察到这种肿瘤多有扩散到软脑膜的趋势，这对于这种肿瘤的治疗颇有价值。在当时，髓母细胞瘤模糊的病理特征和严峻的预后常常让死亡的阴霾笼罩在患者身上，而髓母细胞瘤的分离和病理特征的发现，为库欣在髓母细胞瘤患者的术后护理中引入放射治疗的治疗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髓母细胞瘤的研究成果只是这项研究的冰山一角。贝利进行的这项根据组织学分类肿瘤的工作是神经学出现后前无古人的开创性研究，而他所提出的胶质瘤的13类分类构成了所有后续分类的基础。1926年10月，库欣在爱丁堡大学卡梅隆奖演讲中首次报道了他们对胶质瘤分类的研究结果。随后，他们共同出版的《基于组织遗传学基础的神经胶质瘤组肿瘤分类与预后相关研究》（A Classification of the Tumors of the Glioma Group on A Histogenetic Basis with ACorrelated Study of Prognosis）奠定了现代神经肿瘤学的基础。这本书彻底改变了世人对神经肿瘤学的粗浅理解和混乱认知，并首次向神经外科提供了基于肿瘤自然病史的胶质瘤明确分类。这项具有巨大实用价值的成就，为贝利和库欣赢得了全世界的认可。

1927年，贝利在之前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将神经胶质瘤的分类简化为10类，这一新系统首次将肿瘤类型与患者存活率联系起来。在此期间，他还出版了一份实用的神经胶质瘤组织学图谱。贝利和库欣所做的工作不仅改变了神经学领域的过时思维，还表明了肿瘤的微观结构和组织病理对患者预后的重要性，同时彻底改变了人们对脑肿瘤的理解。时至今日，他们对胶质瘤的分类思路和对胶质瘤分型与患者存活率之间联系的观点，仍然深远地影响着当今的神经外科思想。

贝利和库欣的合作并没有随着他们对脑胶质的分类而结束。在1928年和1930年，针对髓母细胞瘤，贝利更进一步，发表了关于放射治疗对髓母细胞瘤影响的文章。有趣的是，他第一个解释了与这种疗法相关的并发症，包括脑水肿。这项工作为髓母细胞瘤的颅脑脊髓放射治疗铺平了道路。

贝利和库欣合作了近10年，他们既是神经外科临床医生，也是神经学研究人员。1928年，他们共同撰写了第二本专著——《源于脑血管的肿瘤：血管瘤畸形和血管母细胞瘤》（Tumors Arising from Blood-V essels of the Brain; Angiomatous Malformations and Hemangioblastomas）。这本书中，贝利和库欣首次引入了“血管母细胞瘤”这个术语，并使血管母细胞瘤微观结构的描述开始走在时代的前列。

在与库欣工作了十年之后，贝利独自展开了新的冒险。1928年，他被选为母校芝加哥大学神经外科部门的负责人，贝利很珍惜这个机会。1929年，贝利在被任命为神经外科副教授后，立即穷尽所能创办了一个神经科学研究所，并打算在这个新部门招募具有包括神经化学和神经生理学在内的神经科学相关知识背景的学者。此外，他还在学校里创办了神经学俱乐部（Neurology Club），目的是鼓励新兴神经科学人才的发展，为学校里未来可期的年轻人搭建一个广阔的平台。除了在行政、临床和研究方面推动神经外科发展外，贝利还以一位出色教师的身份传播自己十数年间钻研出的神经外科理论知识。在芝加哥大学期间，贝利教导了后来成为哈佛大学神经外科主任的威廉·h·斯威特（William H. Sweet），以及后来发现了克鲁弗-布西综合征（Kluver-Bucy syndrome）、成为西北大学神经外科主任的神经病理学家保罗·布西（Paul Bucy）。

遗憾的是，由于大学高层对神经学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贝利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一所前沿神经科学研究所的设想没有实现。灰心丧气的贝利于1939年离开了芝加哥大学，前往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担任神经病学和神经外科特聘教授。可以说，芝加哥大学不仅失去了它最伟大的头脑之一，而且也失去了成为世界上卓越的神经科学中心的机会。

在伊利诺伊大学，贝利除了教授神经病理学外，仍坚定不移地继续着他的临床实践，并将他的研究范围扩大到神经生理学。事实证明，他研究方向的改变对神经外科学界非常有价值。正是在这个时候，贝利率先使用颞叶切除术来治疗某些形式的癫痫。他还在与伊利诺伊大学神经学教授格哈特·冯·博宁（Gerhardt von Bonin）合作研究中发现了猴子大脑中的皮质连接及这些连接的功能。贝利和博宁于1947年共同出版的《猕猴的新皮层》（The Neocortex of Macaca Mulatta）和1951年出版的《人的大脑皮层》（The Isocortex of Man），第一次精确地定义了人类皮层的细胞结构。1959年，德国神经学家格奥尔格·沙尔滕布兰德（Georg Schaltenbrand）和贝利一起制作了一份人类大脑的立体定向图谱，由于这本专著呈现出的大脑照片的高清质量和罕见的准确性，该图谱立即成为神经外科中的经典。尽管他后来的研究并不再专门针对脑肿瘤，但就像他最初梦想的一样，他在神经学相关的各个领域的杰出成就，开辟了神经学领域的无数条通天大路。

贝利对脑膜瘤的研究同样做出了重大贡献。除了他1931年与布西共同撰写的题为《脑膜瘤的起源和本质》（The origin and nature of meningeal tumors）的文章外，贝利还在他的书《颅内肿瘤》（Intracranial Tumors）中用大量篇幅详细分析了脑膜瘤的自然历史、诊断和治疗。贝利从神经病理学的角度，为人们了解这些肿瘤的结构做出了很大贡献。正如《脑膜瘤的起源和本质》中的这段话所证明的那样：“普通的脑膜肿瘤或多或少是一个球状肿块，由结缔组织包膜与神经组织隔开，但附着在硬脑膜上。”

贝利晚年时，他患上了白内障，无法继续在实验室和手术室工作，但他对神经学的兴趣并没有随着他神经外科医生生涯的结束而停止。长期以来，他一直对大脑和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感兴趣，因此他的注意力又转向了他唯一还没有攻克的神经科学领域——精神病学。1951年，他被任命为伊利诺伊州精神病学研究所所长，并将他最后的职业生涯都奉献给了这一领域。

1973年8月10日，珀西瓦尔·贝利因病去世后，神经科学领域中一颗明亮的星辰就此陨落。贝利在脑肿瘤方面成就卓著，可谓著作等身。在他的一生中，他的研究涵盖了神经科学的全部领域。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在他的努力下，神经系统的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脑肿瘤的诊断、治疗和研究也一改之前停滞不前的局面，有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贝利在整个医学界和科学界都享有盛名，他是美国神经学协会和神经外科医生协会的主席，同时也被南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巴黎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学位。对许多人来说，他可能看起来在选择研究方向时似乎过于反复无常，然而贝利本人却不这么认为。他曾自述道：“在一些人看来，我似乎一直在研究方向的选择中犹豫不决。我不这么认为。我的兴趣一直在神经系统结构及其工作原理上，而这个问题恰好可以通过许多途径来解决。”在世界医学领域内，贝利被公认为是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最深刻、最开阔的理解的神经科学家，这样的盛名决然不愧于他“神经学先生（Mr. Neurology）”的称号。

（Ps.以上原文首发于2021年8月10日，感谢撰稿人李艺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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