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美国神经外科医生Harvey Cushing给妻子写了一封信。信里有一句话，后来成了神经外科史上最著名的绝望独白：“Everyone dies that I touch.”（我碰过的每个人都会死。）

这不是矫情。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脑肿瘤手术的死亡率是30%–50%；1888年美国神经病学家M. Allen Starr报告的84例脑瘤手术中，小脑肿瘤死亡率高达80%。开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有去无回”的豪赌。

但Cushing没有放弃。他做了三件在当时看起来极其“龟毛”的事：

√ 系统测量血压：把血压监测引入脑外科手术，建立颅内压（ICP）与库欣反应（Cushing reflex）的概念；

√ 极致止血：设计银夹、推广电凝、缝合硬膜与帽状腱膜，把出血控制做到极致；

√ 记录一切：为每位患者绘制病程图、保存术后标本，甚至把失败病例的大脑泡在玻璃罐里反复研究。

进一步地，Cushing在Johns Hopkins工作期间（1896–1912）逐步建立系统。1913年，他出任哈佛Peter Bent Brigham医院首任外科主任；至1915年，其脑肿瘤手术死亡率已降至8.4%；1931年8月15日，他完成了第2000例脑肿瘤手术，并于1932年卸任外科主任。至此，神经外科从“死亡手术”变成一门可重复的专科。

可以说，现代神经外科，某种意义上就是从他那句“我碰过的每个人都会死”里长出来的。（推荐阅读：《神外历史上的今天｜“现代神经外科之父”的诞辰》）

从30%–50%到8.4%：一条被“龟毛”改写的死亡率曲线。

如果Cushing的逆转是个人英雄主义，那么机械取栓的逆转就是一次群体性的学科翻盘。

2013年，急性缺血性卒中（AIS）的血管内治疗（EVT）遭遇灭顶之灾。那一年，IMS III、MR RESCUE、SYNTHESIS三项大型随机对照试验（RCT）相继发表阴性结果。学界普遍认为：血管内治疗对急性脑梗死无效。多个指南下调推荐级别，介入卒中治疗进入“冰河期”。

但问题不是“血管内治疗错了”，而是旧试验用错了策略和流程——IMS III与MR RESCUE部分使用早期MERCI取栓装置，再通率低；SYNTHESIS主要比较动脉溶栓与静脉溶栓；三者共同的问题是影像筛选不严格、时间窗把控不足。

2015年，一切都变了。从1月到6月，五项RCT几乎同时发表阳性结果：

√ MR CLEAN（荷兰，n=500）：血管内治疗组90天mRS 0–2比例32.6% vs 对照组19.1%；

√ ESCAPE（加拿大，n=316）：因疗效过于显著提前终止，mRS 0–2比例53.0% vs 29.3%，死亡率10.4% vs 19.0%；

√ EXTEND-IA（澳大利亚）：取栓组24h早期再灌注率100% vs 溶栓组37%；

√ SWIFT PRIME、REVASCAT：同样阳性。

随后HERMES协作组的患者层面荟萃分析证实：前循环大血管闭塞（LVO）患者在发病6h内行机械取栓，功能独立率显著提高。2018年，DAWN（6–24小时）和DEFUSE-3（6–16小时）研究进一步拓展了影像筛选下的时间窗。

从“死刑”到“金标准”，上述惊天逆转只用了不到两年。

2013三项RCT全阴性→2015五项RCT全阳性：失败的不是方向，而是旧的策略与流程。

20世纪中叶，功能神经外科的名声烂透了。1935年，葡萄牙医生Egas Moniz开创了脑白质切除术（lobotomy）（推荐阅读：《神外历史上的今天｜不世之材Egas Moniz与脑白质切除术的渊源》）；十几年后，Walter Freeman在美国推广“冰锥额叶切除术”——用冰锥从眼眶上方敲入大脑，搅毁前额叶。（推荐阅读：《神外历史上的今天｜史上首例前额叶切断术》）这种手术被滥用于精神疾病——甚至行为问题，造成大量悲剧。直至20世纪80年代，功能神经外科几乎成了“野蛮手术”的代名词，学科濒临消亡。

转折发生在1987年。法国Grenoble大学的Alim-Louis Benabid团队（推荐阅读：《神外历史上的今天｜“脑深部电刺激（DBS）之父”Benabid的诞辰》）在为一例帕金森病患者做丘脑腹中间核（VIM）毁损术时，偶然发现：高频电刺激（100Hz）可以瞬间抑制震颤。他们随即为患者植入慢性刺激电极——这就是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脑深部电刺激（DBS）。

1993年，Benabid团队又将DBS靶点拓展到丘脑底核（STN），用于改善帕金森病的运动症状。1998年，美敦力DBS系统在欧洲获批用于帕金森病治疗；美国FDA则于2002年批准STN-DBS治疗帕金森病（1997年已批准VIM-DBS治疗特发性震颤）。

DBS的神奇之处在于：它不破坏脑组织，疗效与毁损术相当，但具有参数可调、可逆、可双侧安全植入的优势。此后，功能神经外科从lobotomy的阴影中走出，DBS的适应症进一步扩展到特发性震颤、肌张力障碍、强迫症、抑郁症、癫痫，甚至厌食症。2014年，Benabid与Mahlon DeLong当之无愧的获得了Lasker-DeBakey临床医学研究奖。

可以说，一块电池、几根电极，救活了一个学科。

从冰锥到电池：1987年Benabid的偶然发现，让功能神经外科从lobotomy的阴影里重生。

20世纪初，神经科学祖师爷Santiago Ramón y Cajal（推荐阅读：《神外历史上的今天｜致敬现代神经科学之父》）提出：成年中枢神经系统不可再生。这个教条统治了神经科学近百年。换句话说，小时候老师告诉你“脑细胞死一个少一个”，是有历史渊源的。

第一道裂痕出现在1965年——Joseph Altman在成年大鼠海马中发现了新生神经元，但当时被学界忽视。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1998年。Fred Gage和Peter Eriksson团队在Nature Medicine发表论文，首次在人类死后海马组织中检测到BrdU阳性新生神经元，证明成年人的大脑确实在产生新细胞。但这还不够。由于方法学争议，“人类成年神经再生是否存在”继续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反复拉锯。

直到2025年7月3日，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Jonas Frisén团队在Science发表研究“Identification of proliferating neural progenitors in the adult human hippocampus”。他们利用单核RNA测序（snRNA-seq）和Ki67增殖标记，在幼儿期样本中完整识别出神经祖细胞各发育阶段，并在成年人海马中检测到具有增殖活性的神经祖细胞。

这意味着：你的大脑，即使在老年，仍然可能在制造新神经元——运动、睡眠、丰富环境和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可能促进这一过程。总之，这一发现直接冲击了阿尔茨海默病、抑郁症、衰老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病理模型。

海马里的新生神经元：1965被忽视、1998初见证据、2025《Science》一锤定音。

● 动脉瘤介入栓塞的替补转正

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颅内动脉瘤的金标准是开颅夹闭。1991年Guglielmi可脱弹簧圈（GDC）出现后，栓塞长期被视为“开不了刀时的替补”。2002年，ISAT试验发表：2143例破裂动脉瘤患者随机接受栓塞或夹闭，栓塞组1年死亡/残疾率23.5% vs 夹闭组30.9%，绝对风险降低7.4%。栓塞从此翻身成为一线选择，并催生了后来的球囊辅助栓塞、支架辅助栓塞和血流导向装置。（推荐阅读：《神外历史上的今天｜颅内动脉瘤血管内治疗的新时代》和《颅内动脉瘤血管内治疗发展史》）

● 照进现实的放射神经外科

1951年，瑞典神经外科医生Lars Leksell（推荐阅读：《神外历史上的今天｜致敬立体定向神经外科之父Lars Leksell》）提出“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概念——用聚焦射线摧毁颅内病灶，无需开颅，当时被视为异想天开。1967年，首台伽玛刀问世，首批患者包括三叉神经痛和颅咽管瘤患者。如今，伽玛刀已成为颅内动静脉畸形（AVM）、听神经瘤、脑转移瘤、三叉神经痛等疾病的常规治疗。后人常以“看不见的手术刀”（invisible surgical knife）来形容这种技术。

● 从远古走来的去骨瓣减压

减压性颅骨切除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环钻术（trepanation），中世纪后因感染率高而被抛弃。但到20世纪末，随着对颅内压病理生理的理解加深，去骨瓣减压逐渐成为恶性大脑中动脉（MCA）梗死、重型颅脑外伤和难治性颅高压的抢救手段。2007年DESTINY、DECIMAL、HAMLET三项RCT的汇总分析证实：对18–60岁恶性MCA梗死患者，去骨瓣减压可显著降低死亡率（DESTINY研究中30天生存率手术组88% vs 保守治疗组47%）。

介入栓塞替补转正、放射外科照进现实、环钻手术咸鱼翻身——逆转从不是孤例。

郑钦文的大逆转，靠的是发球、体能和心态。脑医史上的这些大逆转，靠的是另外三样东西：

1. 不把一个失败当作终点：IMS III失败了，不代表血管内治疗错了；

2. 在细节里找变量：Cushing把止血做到极致，机械取栓把装置和影像筛选做到极致；

3. 用证据说话：DBS靠临床试验洗掉lobotomy的污名，成人神经再生靠新技术（如snRNA-seq）重新证明自己。

所以，当你下次在手术台上、在导管室里、在读片机前遇到困难时，可以想想这些故事…

医学史上几乎所有伟大的逆转，

都发生在人们决定“再试一次”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