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作者:刘晨辰
通讯作者:骆翔,徐沙贝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内科
Liu C, Li P, Fan T, Deng G, Wang Y, Ao D, Huang H, Zhang Y, Xie Y, Yu Y, Kong Q, Li G, Xu S, Luo X. Embolic Lesion Patterns After Transradial Cerebral Angiography: A Secondary Analysis of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 Am Heart Assoc. 2026 Aug 4;15(15):e051166. doi: 10.1161/JAHA.126.051166. Epub 2026 Jul 31. PMID: 42535567.
摘要
背景
经桡动脉脑血管造影术后无症状脑栓塞较为常见,通常可通过弥散加权成像(DWI)检测。然而,目前对于栓塞性病灶的分布模式、病灶负荷以及与操作过程相关的影响因素仍缺乏充分认识。
方法
本研究为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的预设二次分析,旨在评估不同肝素策略下经桡动脉脑血管造影术后栓塞性病灶的分布模式。纳入完成术后DWI检查且具有可评价影像学结果的患者。根据病灶数量、侧别、大小、解剖部位、血管供血区域及总体病灶负荷对栓塞性病灶模式进行系统评价。采用多因素修正Poisson回归分析识别与DWI阳性病灶及不同病灶分布模式相关的因素。
结果
在456例具有可评价术后DWI结果的患者中,77例(16.9%)检测到新发缺血性病灶。栓塞性病灶总体以小病灶为主,62.3%的最大病灶直径小于5mm;61.0%的病灶位于皮层。29.9%的患者存在多发病灶,22.1%的患者存在双侧病灶。多因素分析显示,Fazekas分级≥2级(校正风险比[RR] 2.38,95%CI 1.60-3.53,P<0.001)及手术时间延长(每增加1分钟,校正RR 1.05,95%CI 1.02-1.08,P<0.001)均与DWI阳性病灶显著相关,而术前抗血小板药物治疗与DWI阳性病灶风险降低相关(校正RR 0.58,95%CI 0.39-0.87,P=0.008)。不同肝素策略与总体DWI阳性病灶发生率无显著相关性。然而,与无肝素组相比,全身肝素化联合持续肝素化生理盐水冲洗与多发病灶(校正RR 1.52,95%CI 1.01-2.28,P=0.044)、双侧病灶(校正RR 1.21,95%CI 1.04-1.42,P=0.015)及高病灶负荷(校正RR 2.86,95%CI 1.02-8.01,P=0.045)显著相关。手术时间延长亦与病灶多发及双侧分布相关。
结论
经桡动脉脑血管造影术后新发缺血性病灶通常较小,但其分布模式具有明显异质性。与单纯关注DWI阳性病灶发生率相比,对病灶多发性、双侧受累及总体病灶负荷进行进一步刻画,可以更加全面地评价操作相关栓塞性脑损伤。持续肝素化生理盐水冲洗与更加弥漫性的栓塞病灶分布模式相关,提示操作过程及技术因素可能在栓塞风险中发挥重要作用。
研究发现及临床意义:
1. 本研究突破传统DWI阳性或阴性的二分类评价模式,对经桡动脉脑血管造影术后栓塞性病灶的数量、大小、侧别及解剖分布进行了系统分析,为进一步理解造影相关脑栓塞提供了新的影像学证据。
2. 经桡动脉脑血管造影相关栓塞性病灶以小型皮层病灶为主,但部分患者表现为多发、双侧或高病灶负荷,提示单纯以DWI阳性率评价脑栓塞可能无法充分反映实际的脑损伤负担。
3. 持续肝素化生理盐水冲洗未降低总体DWI阳性病灶发生率,且与多发病灶、双侧病灶及高病灶负荷相关,提示肝素策略之外,操作过程及技术因素可能对栓塞病灶的分布模式产生重要影响。
引言
经桡动脉脑血管造影已逐渐成为经股动脉入路之外的重要替代途径。与经股动脉入路相比,经桡动脉入路具有穿刺部位并发症较少、患者舒适度较高以及术后能够更早下床活动等优势。随着经桡动脉入路在神经血管造影中的应用不断增加,对其神经系统安全性的全面评价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即使患者术后不存在明显的神经功能缺损,接受脑血管造影后仍有相当比例的患者可出现新发无症状性脑缺血病灶,既往研究报道其发生率约为10%~35%。这些病灶通常通过弥散加权成像(DWI)进行检测。尽管多数患者不会出现明显临床症状,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提示,亚临床栓塞性脑损伤可能与长期认知功能下降、卒中风险增加以及脑血管脆弱性累积有关。因此,进一步明确经桡动脉脑血管造影相关脑栓塞的影像学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于优化操作策略和降低围手术期脑损伤具有重要意义。
既往研究主要关注术后DWI阳性病灶的发生率,并通常采用DWI阳性或阴性的二分类方式评价脑栓塞。然而,单纯的病灶发生率可能无法充分反映栓塞过程及脑损伤的具体特征。病灶的分布模式,包括病灶数量、侧别、大小、受累脑区以及总体病灶负荷,可能提供更加丰富的机制学信息。例如,多发或双侧分布的病灶可能提示更加弥漫性的栓塞过程,而孤立性局灶病灶则可能反映相对局限的栓塞事件。然而,目前针对经桡动脉脑血管造影后栓塞性病灶分布模式的系统性研究仍十分有限。
围手术期抗凝策略通常用于介入操作,以降低血栓栓塞并发症风险。在我们近期完成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中,我们比较了经桡动脉脑血管造影过程中三种不同的肝素策略。(推荐阅读:《【中国声音】骆翔教授团队:经桡动脉脑血管造影中肝素预防栓塞事件的有效性与安全性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全身肝素化并未降低总体栓塞事件发生率,而在全身肝素化基础上联合持续肝素化生理盐水冲洗,在未带来额外抗栓获益的情况下增加了出血及总体不良事件风险。然而,不同肝素策略是否会进一步影响无症状栓塞性病灶的数量、分布模式及总体病灶负荷,目前尚不清楚。
因此,本研究作为原随机对照试验的预设二次分析,旨在系统描述经桡动脉脑血管造影后DWI检测到的新发缺血性病灶的分布特征,并进一步评估临床特征、操作相关因素及不同肝素策略与栓塞性病灶分布模式之间的关系。
方法
研究设计
本研究为一项研究者发起的、单中心、前瞻性、开放标签、结局评价盲法随机对照试验的预设二次分析。原始试验旨在评价经桡动脉脑血管造影过程中不同肝素策略的有效性与安全性,原始试验的研究设计及主要结果此前已有报道。本研究方案经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并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注册(ChiCTR2400080902)。所有患者或其法定代理人在入组前均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研究对象
研究纳入年龄≥18岁、计划接受诊断性经桡动脉脑血管造影,且术前1个月内DWI未发现急性缺血性病灶的患者。主要排除标准包括近期出血事件、血小板减少、正在接受抗凝治疗,以及已知对碘造影剂或肝素过敏。患者接受诊断性脑血管造影的主要原因包括评估疑似或已知的脑血管狭窄、颅内动脉瘤、脑血管畸形以及其他临床怀疑的脑血管异常。完成基线评估后,患者按照1:1:1的比例随机分配至无肝素组、单纯肝素化组或肝素化联合肝素化生理盐水冲洗组。随机序列由计算机生成,并采用分配隐藏。所有操作均经右侧桡动脉入路完成,按照标准化医院操作流程进行,并由经验丰富的神经介入医师实施,每位术者此前均完成超过500例经桡动脉脑血管造影。所有患者均使用碘普罗胺(iopromide)作为造影剂,浓度为370mg iodine/mL。造影过程中使用未经稀释的造影剂,不与生理盐水混合。双侧颈总动脉造影作为常规诊断性造影项目,仅在具有临床指征时进行选择性颈内动脉造影。不同肝素策略如下:无肝素组不使用肝素;单纯肝素化组接受3000U肝素动脉内推注;肝素化联合冲洗组在3000U肝素动脉内推注基础上,进一步接受持续加压肝素化生理盐水冲洗,冲洗压力为300mmHg,肝素浓度为5000U/L。
影像学评价
所有患者于术后24小时内接受DWI检查,采用1.5T磁共振扫描仪完成,层厚为5mm,层间无间隔,以检测新发缺血性病灶。所有术后DWI图像均由两名具有丰富经验的神经放射科医师独立阅片。两名医师均不知道患者的治疗分组、临床资料及操作相关信息。如两名医师对影像学结果存在意见不一致,则由第三名资深神经放射科医师在同样盲法条件下进行裁定。
新发缺血性病灶按照以下指标进行系统评价:病灶数量、病灶大小、病灶侧别、解剖部位、血管供血区域以及区域分布模式。病灶数量分为单发病灶和多发病灶(≥2个病灶);病灶大小根据最大径分为<5mm、5-10mm以及>10mm;病灶侧别分为单侧和双侧;解剖部位分为皮层、皮层下及深部白质;血管供血区域分为前循环、后循环以及前后循环同时受累。此外,对病灶在不同脑叶及幕下结构中的区域分布进行记录,包括小脑和脑干。本研究预先将高病灶负荷定义为符合以下任一条件:存在多发病灶、存在双侧病灶或至少存在一个直径>10mm的病灶。该定义旨在反映更加弥漫或广泛的栓塞性病灶模式。
统计学分析
本分析纳入完成术后DWI检查且具有可评价影像学结果的患者。病灶分布模式分析进一步限定于DWI阳性患者,因为多发性、侧别及病灶负荷等指标是在已经发生新发缺血性病灶的患者中进一步评价的。连续变量根据数据分布以均数±标准差或中位数(四分位间距)表示,组间比较分别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Kruskal-Wallis检验。分类变量以例数和百分比表示,根据适用情况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进行比较。采用具有稳健误差估计的修正Poisson回归模型计算风险比(RR)及95%置信区间(CI),用于识别栓塞事件及不同病灶分布模式的相关因素。分别建立单因素及多因素模型,以识别以下结局的相关因素:任意DWI阳性病灶、多发病灶、双侧病灶、直径>10mm的大病灶以及高病灶负荷。具有临床意义或在单因素分析中P≤0.10的变量纳入多因素模型。所有统计学检验均采用双侧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鉴于本研究为探索性的预设二次影像学分析,未进行正式的多重比较校正,因此相关结果应谨慎解释。所有统计分析采用SPSS 29.0软件完成。
结果
基线特征
2024年3月至12月,原始随机对照试验共纳入472例患者并完成随机分组。其中,5例患者因桡动脉痉挛或不利的血管解剖条件而需要转换为经股动脉入路,另有11例患者未完成术后DWI检查。因此,本二次分析最终纳入456例具有可评价术后影像学结果的患者,包括无肝素组153例、肝素化组152例以及肝素化联合冲洗组151例。纳入本分析的患者与未纳入患者的基线特征总体具有可比性,提示发生明显选择偏倚的可能性较低。
在456例患者中,男性占57.7%,平均年龄为60.5±11.1岁。三组患者的基线特征总体均衡,在人口学特征、血管危险因素、药物使用情况、基线NIHSS评分以及白质高信号负荷等方面均未发现显著差异。接受3D旋转血管造影的患者比例在无肝素组较高(P=0.026)。三组手术时间存在显著差异,肝素化联合冲洗组手术时间最长,为17.2分钟;肝素化组为14.6分钟;无肝素组为13.1分钟(P<0.001)。其他操作相关特征在三组之间总体相似。

DWI表现及病灶分布模式
术后DWI显示,在456例患者中,77例(16.9%)出现新发缺血性病灶。DWI阳性患者的病灶特征及分布模式见表2及图2。病灶数量中位数为1个(IQR,1-2个)。其中,70.1%为单发病灶,29.9%为多发病灶。多发病灶的发生率在三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肝素化联合冲洗组多发病灶比例明显更高,达到54.5%,而无肝素组和单纯肝素化组分别为13.6%和9.1%(P<0.001)。总体而言,栓塞性病灶以小病灶为主。最大病灶平均直径为5.4±2.8mm,三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67)。62.3%的患者最大病灶直径<5mm,29.9%的患者最大病灶直径为5~10mm,7.8%的患者最大病灶直径>10mm。尽管肝素化联合冲洗组较大病灶的比例在数值上更高,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53)。在DWI阳性患者中,22.1%存在双侧病灶。双侧病灶在肝素化联合冲洗组中明显更加常见,发生率为45.5%,显著高于其他两组(P<0.001)。在解剖分布方面,栓塞性病灶主要位于皮层,占61.0%。最常受累的脑叶包括额叶(29.9%)、枕叶(26.0%)和顶叶(23.4%)。皮层病灶在肝素化联合冲洗组中更为常见(P=0.013)。相比之下,皮层下及深部白质病灶的发生率较低,且三组之间均未观察到显著差异。从血管供血区域来看,57.1%的患者病灶累及前循环,35.1%累及后循环,7.8%同时累及前循环和后循环。前后循环同时受累在肝素化联合冲洗组中更为常见,达到15.2%。幕下病灶包括小脑和脑干病灶,总体较少见,三组之间未观察到显著差异。
77例新发DWI阳性患者中,肝素化联合冲洗组有1例患者术后发生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该患者表现为急性认知功能障碍,并在数小时内完全恢复,被归类为高病灶负荷。其余患者在围手术期住院期间均未出现明显神经功能缺损或临床显性缺血性卒中。


栓塞性病灶发生及分布模式的预测因素
多因素分析显示,Fazekas分级≥2级与DWI阳性病灶发生显著相关,其校正RR为2.38(95%CI,1.60~3.53;P<0.001)。这一结果提示,与Fazekas分级较低的患者相比,存在中重度白质高信号的患者发生新发DWI病灶的风险明显升高。手术时间延长同样与DWI阳性病灶发生风险增加显著相关。手术时间每增加1分钟,DWI阳性病灶发生风险相对增加约5%,校正RR为1.05(95%CI,1.02~1.08;P<0.001)。相反,术前抗血小板药物治疗与DWI阳性病灶发生风险降低相关,校正RR为0.58(95%CI,0.39~0.87;P=0.008)。值得注意的是,不同肝素策略与总体DWI阳性病灶发生率无显著相关性。
在DWI阳性患者中,进一步分析不同病灶分布模式的相关因素。与无肝素组相比,全身肝素化联合持续肝素化生理盐水冲洗与多发病灶、双侧病灶及高病灶负荷显著相关。其中,多发病灶的校正RR为1.52(95%CI,1.01~2.28;P=0.044),双侧病灶的校正RR为1.21(95%CI,1.04~1.42;P=0.015),高病灶负荷的校正RR为2.86(95%CI,1.02~8.01;P=0.045)。此外,手术时间延长仍与病灶多发及双侧分布显著相关。手术时间每增加1分钟,多发病灶的校正RR为1.03(95%CI,1.001~1.05;P=0.028),双侧病灶的校正RR为1.02(95%CI,1.01~1.02;P<0.001)。在多因素调整后,其他临床及操作变量与病灶分布模式之间未表现出一致的显著关联。


讨论
本研究是针对经桡动脉脑血管造影术后栓塞性脑损伤分布模式开展的预设二次影像学分析。与既往主要关注DWI阳性率的研究不同,本研究进一步从病灶数量、大小、侧别、解剖位置、血管供血区域及总体病灶负荷等多个维度对造影相关栓塞性病灶进行了系统刻画。
本研究首先发现,经桡动脉脑血管造影术后新发缺血性病灶并不少见。在456例具有可评价术后DWI结果的患者中,77例(16.9%)出现新发缺血性病灶。大多数病灶体积较小,且以皮层病灶为主。然而,仅以DWI阳性率评价这些事件可能低估其实际影像学异质性。约三成患者出现多发病灶,超过五分之一患者存在双侧病灶,提示部分患者并非发生单一、局限性的栓塞事件,而可能呈现更加广泛的脑部受累模式。本研究进一步发现,Fazekas分级≥2级与新发DWI病灶显著相关。白质高信号通常反映慢性脑小血管病及相关脑组织脆弱性。该结果提示,既往存在较明显白质病变的患者可能更容易受到围操作期微栓塞事件的影响。不过,本研究并不能证明白质高信号本身直接导致栓塞事件,其潜在机制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手术时间是另一个与DWI阳性病灶发生密切相关的因素。手术时间每延长1分钟,DWI阳性病灶发生风险增加约5%。此外,较长的手术时间还与多发及双侧病灶相关。这一结果提示,手术时间可能代表患者接受导管、导丝及造影操作的累计暴露程度。随着操作时间延长,血管内机械操作、血管壁接触以及潜在栓子产生的机会可能相应增加。因此,优化操作流程、减少不必要的导管操作及缩短手术时间,可能是降低造影相关脑栓塞风险的重要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肝素策略与总体DWI阳性病灶发生率并无显著相关性。这与原始随机对照试验的主要结果一致,即全身肝素化并未显著降低经桡动脉脑血管造影后的总体栓塞事件发生率。在进一步分析病灶分布模式后,本研究发现了更加值得关注德结果。与无肝素策略相比,全身肝素化联合持续肝素化生理盐水冲洗与多发病灶、双侧病灶及高病灶负荷显著相关。换言之,持续肝素化冲洗并没有降低患者出现DWI阳性病灶的总体概率,但在已经出现病灶的患者中,其病灶表现出更加多发、双侧及广泛的分布模式。这一现象提示,单纯比较DWI阳性率可能无法充分反映不同操作策略之间脑栓塞模式的差异。对于脑血管介入操作而言,栓塞性脑损伤不仅表现为是否出现病灶,还可能表现为病灶数量增加、受累范围扩大以及双侧脑组织同时受累。因此,将病灶分布模式纳入评价体系,可能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操作相关脑损伤。对于持续肝素化冲洗与更加弥漫性病灶模式之间的关联,本研究无法确定具体因果机制。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持续加压冲洗系统可能改变导管系统内液体流动及气液界面,从而增加微气泡进入血管系统的可能性;这些微气泡理论上可能进入脑循环并形成气体微栓塞。然而,本研究并未直接对气体栓子进行监测或验证,因此这一解释目前仅属于机制假设,仍需要进一步的实验研究及前瞻性临床研究进行验证。
此外,术前抗血小板药物使用与DWI阳性病灶风险降低相关。这一结果具有一定的探索性意义,但由于本研究并非针对抗血小板治疗进行随机分组,因此不能据此推断抗血小板药物具有明确的脑栓塞预防作用。未来仍需通过专门设计的研究进一步验证这一关联。
本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为单中心研究,所有患者均经右侧桡动脉完成操作,研究结果的外部推广性仍需在不同中心及不同操作流程中进一步验证。其次,DWI主要用于检测围操作期新发缺血性病灶,但无法直接确定病灶的具体栓子来源及病理性质。第三,尽管本研究系统评价了病灶的分布模式,但对于微气泡、血栓碎片及其他潜在栓塞物质并未进行直接监测,因此相关机制仍需谨慎解释。最后,本研究属于预设二次影像学分析,部分病灶分布指标为探索性结局,未进行正式的多重比较校正,因此相关统计学结果需要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验证。
结论
经桡动脉脑血管造影相关脑栓塞并非单一、均质的影像学事件。与单纯关注DWI阳性率相比,进一步评价病灶数量、侧别及总体病灶负荷,可以更加全面地反映操作相关栓塞性脑损伤。持续肝素化生理盐水冲洗与更加弥漫性的病灶分布模式相关,进一步提示操作过程及技术因素可能在脑栓塞风险及其表现形式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作者简介
刘晨辰 主治医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内科
医学博士,主治医师,瑞典隆德大学医学院访问学者,欧洲神经科学学会联合会会员,瑞典神经科学学会会员,湖北神经科学学会神经介入专委会委员兼秘书
研究方向为脑血管疾病,尤其擅长缺血性脑血管病的介入诊疗;以第一或者通讯作者发表SCI及国内核心期刊文章20余篇;主持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一项和院内基金一项,参与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省部级课题
通讯作者简介
骆翔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内科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三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美国哈佛大学附属医院访问学者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脑血管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罕见病分会委员、第4版八年制《神经病学》教材编委、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介入协作组成员、中国卒中学会第二届青年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介入神经病学专业委员会常委、武汉中青年医学骨干人才、中国卒中学会神经介入分会委员、湖北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委员兼秘书、中国卒中学会神经介入分会急性缺血性卒中血管内治疗协作组成员
研究方向为缺血性脑血管病血管内介入诊疗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发表SCI论文5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3项,湖北省和武汉市重大专项2项;作为项目主要研究人员获国家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项和湖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
徐沙贝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内科
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临床研究中心主任、神经内科副主任
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医师分会神经感染性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老年认知心理疾病分会常务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协会神经变性疾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北省医师协会理事,湖北省帕金森病与运动障碍病学会副会长
主持并参与国家、省级基金项目多项,多项临床研究成果发表于Lancet、BMJ、Lancet Respir Med、Lancet Digit Health、EClinicalMedicine、CMAJ等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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