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0年12月23日，403年前的今天，卒中研究先驱约翰·雅各布·韦普费尔（Johann Jakob Wepfer）出生。他提出的“脑血管破裂可能导致卒中”的理论、广泛而清晰的临床神经心理学知识和对认知功能的理解，以及有关大脑定位的记录，为后世的卒中研究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他所著的有关神经解剖学和卒中方面的杰出文集以及他的后代于1727年集结其病例记录后出版的222个神经学病例系列文稿，成为了现代神经心理学和行为学的研究开端。
韦普费尔出生于瑞士沙夫豪森地区，父亲是当地的州议员，韦普费尔得以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青年时期，韦普费尔进入瑞士本土创建的第一所大学巴塞尔大学（University of Basel）学习人文和医学，并于1647年发表了题为《关于心脏搏动》（De Palpiatione Cordis）的论文。在书中，他支持了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从巴塞尔大学毕业后，他又先后就读于斯特拉斯堡大学和帕多瓦大学。1647年，27岁的他成为沙夫豪森市的一名医生，并在之后的战争中担任陆军外科医生。战争结束后，在17世纪的“理论实验”和“知识共享”的追捧热潮下，韦普费尔全心投入到他所选择的神经心理学与神经功能学的征程中。
纵观整个17世纪，在大部分时间里，教会及种种宗教组织都严重阻碍了西方思想中科学思想的发展。1600年，佐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就因对宗教中“宇宙”理论提出了质疑和对“宇宙存在其他生命”理论的坚定支持而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他的理论也被打成“异端邪说”。1633年，伽利略也被迫放弃了对哥白尼的行星运动理论的支持。而对于宗教来说过于“唯物”的大脑功能理论，也自然而然受到了宗教的针对。不过，不同的欧洲国家的教会对新兴科学思想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同的，韦普费尔所在的沙夫豪森就是率先接受了宗教改革的地区，他们的天主教会也转变为新教教会，这一转变使沙夫豪森开始成为欧洲科学领域研究的一片净土，一直生活在沙夫豪森的韦普费尔就在这阵东风中开启了他的研究。
千年前，当希腊解剖学家盖伦通过切断猪迷走神经的一个分支来使其停止尖叫时，神经系统功能的实验性损伤技术就此启动。盖伦的医学著作受到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思想的影响，直接影响了几个世纪的西方医学。在公元5世纪左右，盖伦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修改，将其中对亚里士多德“心智模型”的理论部分精确定义到脑室，从而奠定了中世纪脑室学说（medieval cell doctrine，MCD）的基础。经过代代医学家的增补和讨论，在13至15世纪，欧洲医学界广泛接受了MCD中有关“脑室”和“脑实质”的说法。
千年后，韦普费尔在前人的基础上，将理论和他对临床实例的细致观察结合起来，在那个医学技术十分落后的时代，提出了令现代研究者也大为震惊的“先见之明”，而这些见解在他的临床神经学和神经心理学案例集中得到了详细说明，韦普费尔对临床和病理的关联的洞察也使人拜服。韦普费尔记录的病例均经过精心挑选，这些临床研究在理论上和历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在17世纪本就“冰火两重天”的欧洲各国的科学氛围下，他对疾病的记录可谓十分当先进。
1658年，韦普费尔出版了著作《对卒中患者尸体的解剖学观察及其大脑定位的讨论》（Anatomical Observations from the Corpses of Those Who Sustained Apoplexy, with a Discussion of its Localization）（简称《解剖学观察》）。在仍沿用着古老的“Apoplexy”一词指代“卒中”的时期，韦普费尔的这部著作率先讨论了卒中的生物学基础。书中的内容显示，韦普费尔对认知功能的本质及既往人们提出的相关假设很感兴趣，他也可能是第一批使用在现代才完全成熟的研究方法探究语言和记忆等认知功能本质的医学家之一。在他的研究中，他将局灶性脑损伤的病灶位置与特定的认知功能障碍联系起来。他在文中准确地描述了几种语言障碍、记忆障碍和一例单侧偏瘫的病例。在没有尸检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他经常写下“右侧瘫痪伴语言障碍”（Paralisys dextri lateris，cum loquelae enddimentum）的记录。在书中所描述的卒中病例中，他注意到，近六分之五的患者同时出现语言缺陷与右侧偏瘫有关，碍于当时的理论和技术限制，韦普费尔虽然注意并着重记录了这一特殊表现，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意识到语言障碍和右侧瘫痪这两种往往同时出现的临床表征与左脑损伤之间的关系。两个世纪后，左脑与语言的关系最终被法国著名神经病例学家保罗·布罗卡揭晓了谜底（推荐阅读《神外历史上的今天｜致敬发现大脑左半球语言中枢的先驱保罗·布罗卡》）。
韦普费尔的观察结果与17世纪的大脑功能理论是不可分割的。从亚里士多德和盖伦等古典学者开始，人们对于人体的功能中心究竟是心脏还是大脑的争论就从未曾停止。包括著名神经学家托马斯·威利斯（Thomas Willis）在内的许多知名学者都普遍认为，是心脏通过血液将重要的精神传递到包括大脑在内的不同器官，在进入大脑之前，重要的精神物质被体内一张神奇的“网”转化为“动物精神”。动物精神在脑室积聚，最终再通过神经以意识和运动的形式传播到全身。而以著名神经学家蒙迪诺·德·利乌齐（Mondino de ‘Liuzzi）为代表的著名神经学研究者则认为，某些精神活动独立存在于不同的脑室，其中第四脑室是记忆功能的所在。虽然人们对“功能中心”各执一词，但能够肯定的是，脑室的损伤会导致一定的认知障碍。
韦普费尔的患者大多都有认知功能的损伤，而这些功能障碍的罪魁祸首多是古老的名词“Apoplexy”。随着人体解剖的演进，“Apoplexy”的模糊含义开始逐渐消失，“Apoplexy”也被分为越来越多的亚型。学习了这些理论的韦普费尔在结合临床实际后提出，“Apoplexy”是一种令人们“突然丧失除了呼吸以外的感觉和运动功能”的疾病，它可能是由脑组织的故障引起的，最常见的原因是流向流向大脑的血液阻塞或减少以及大脑的出血，这一理论受到脑室理论的启发，但又与脑室理论明显不同。为了论证这一观点，韦普费尔描述了他在解剖中所见的脑血管系统。
首先，他否认人脑中存在盖伦所说能够产生“动物精神”的“网状结构”。盖伦有关“网”的学说的具体内容，是他在解剖牛的大脑后发现，牛的颈内动脉在进入颅骨后立即在硬脑膜外分成呈“网”状的许多小交通分支，但由于他被勒令不能解剖人脑，他将这一结构错误地从牛脑推论到了人脑。而韦普费尔描述了他在人类颅底所见的一种环形动脉吻合，这一吻合后来在1664年以真正认识到它的作用的神经学家托马斯·威利斯（Thomas Willis）的名字命名为威利斯环（推荐阅读《神外历史上的今天｜致敬临床神经科学创始人托马斯·威利斯》）。韦普费尔认为，血液在体内循环，支持不同器官的能量需求；当血液到达大脑时，它的循环模式与其他任何器官一样。随后，静脉窦吸收了超过大脑营养所需的血液，将其输送到纵行窦，然后到达颈静脉，再通过后者返回心脏。韦普费尔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现代全循环理论，但他所写的内容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血液循环是一致的。
韦普费尔在描述了大脑血供后称，我们所说的卒中其实是一种脑血管疾病。血液流入大脑的过程可能会因狭窄、颈内动脉或椎动脉受压或过多的“粘液”所导致的小动脉中的血液粘度等受阻；卒中也可能源于大脑实质内外的动脉血管破裂所导致的出血，使与精神相关的重要循环受到血液挤压并失去营养。简而言之，韦普费尔详细描述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缺血性与出血性脑卒中。而韦普费尔的这部著作也代表着“Apoplexy”这一单一定义的首度解离（推荐阅读《神外历史上的今天｜如日方升的“卒中”》），这是对脑血管性疾病或“脑血管病”研究的真正开端，为“脑血管病”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引发了脑血管病的研究风潮，《解剖学观察》在脑血管病发展史中的地位无需赘述。
除了缺血性和出血性卒中外，韦普费尔对失语症和神经心理学和神经行为学也有着他自己也未曾意识到的贡献。1727年，他的孙子贝尔纳迪纳斯·韦普费尔（Bernhardinus Wepfer）和乔治·迈克尔·韦普费尔（Georg Michael Wepfer）将他生前的222个经典病例记录集结成册，收集为《医学实践观察》（Observationes medico- practicae）一书。这本书记载了韦普费尔生前对不同的神经系统疾病的临床病史、治疗方法进行的准确而丰富的独到见解，因此意义重大。无论是222个病例的准确性、他对患者后期进行的细致随访，还是其内容的系统化概述，都为后世所有神经学教科书的作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其中对语言和记忆障碍的记录启迪了许多神经学家。
1675年，韦普费尔被符腾堡公爵利奥波德任命为斯图加特的宫廷医生。1695年，韦普费尔因流行性感冒逝世，享年74岁。虽然韦普费尔有关脑血管疾病的征程因他的死亡而宣告结束，但他的病例记录与传世著作，仍然是脑血管疾病这片“汪洋大海”中恒久的“指南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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