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超30亿人受神经系统疾病困扰，脑卒中、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重大疾病已成为全球疾病负担的核心来源。伴随人口老龄化加剧，传统“重治疗、轻预防”的分科诊疗模式，已难以适配慢病时代的全周期健康需求。医疗范式的重构，已是行业共识与必然趋势。
面对“神经医学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命题，规划和建设中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神经医学中心锚定基因编辑与调控、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神经再生与修复三大前沿技术方向，聚焦神经退行性病变、功能性疾病、心理精神疾病、脑血管病、神经肿瘤五大重点领域，将“一切以病人为中心，以生命健康为导向，让疾病可防、可控、可治”作为核心愿景，致力于打造“医、教、研、转”全链条融合、对标国际顶尖水平的神经医学创新高地。
在本篇专访中，中心主任王任直教授结合四十余年行业积淀，深度阐释了未来医学必须完成的三大根本性转变。在此基础上，从预防门诊的布局到多学科诊疗单元的重构，从细胞治疗、脑机接口的技术落地到AI赋能的智慧医疗探索，王任直教授的深刻思考既扎根于中国临床神经医学诊疗的现实痛点，更勾勒出了未来医学中心建设的理想范式。
我们特此刊发本文，与行业同仁共同展望神经医学的发展方向，探讨新时代医疗模式的升级路径。文末附王任直教授分享的《建设符合未来医学发展趋势的神经医学中心思考与探索》，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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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任直教授：写在前面
人们常引用美国医生爱德华·利文斯顿·特鲁多（Edward Livingston Trudeau, 1848-1915）的墓志铭“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来说明医学“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的本质。实际上也是这样，哪一种常见病多发病能够治愈？高血压、动脉硬化、糖尿病、AD、PD等等，均是如此，只能带病生存。
20世纪9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WHO）开展了一项旨在量化分析影响人类健康与寿命各类因素的全球性调查，其核心发现是：在人类健康生命过程中，医疗干预仅能起到8%的作用，遗传因素占15%，生活方式的影响占60%，其余与生活环境等因素相关。为什么世界各国在医疗方面投入巨资，但只能起到8%的作用，为什么？值得吗？未来医学发展方向和趋势需要改变吗？
古人云“上医治未病”，我们能不得病健康到终老吗？
……
下面的采访，是我最近几年一直在认真思考的问题和观点，也愿意和朋友们探讨和讨论。希望和期待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院能够搭建一个这样的平台，建设一个能够符合未来医学发展方向和趋势的神经医学中心，让人们能健康到终老。
《建设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神经医学中心——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神经医学中心主任王任直教授访谈》
转变一：从"治已病"到"治未病"——医疗必须从针对疾病诊疗走向预防为主
"上医治未病"不是一句古语，而是21世纪医学最紧迫的现实课题。当脑卒中、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的负担日益沉重，我们再也不能只盯着"怎么治"，而必须系统回答"如何让它不发生或少发生"。
数字背后的深刻危机
王任直教授展示了一组数据：截至2021年，全球约有34亿人患有影响神经系统的疾病，占世界总人口的43%，神经系统疾病已成为全球疾病负担的最大单一来源。脑卒中是中国居民第一位致死原因和首位致残原因，年发病人数超过480万；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逾1600万，为全球之最；帕金森病患者超550万；慢性疼痛患病率高达30%以上。而且到目前为止，没有更好的治疗办法，“医生只能起到安慰的作用”。
"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家庭的泪水和整个社会的沉重代价。"王任直教授说，"而更令人警醒的是，其中相当大比例的疾病，其实是高度可预防的。"
以脑卒中为例，研究证实，超过90%的脑卒中风险因素——高血压、糖尿病、房颤、高脂血症、吸烟、肥胖等——都可以通过提前干预得到有效控制。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能够将医疗资源适度前移至危险因素管理和疾病预防环节，相当比例的脑卒中悲剧可以被避免。
预防优先：生活方式医学的战略价值
正是基于这一判断，王任直教授将"生活方式医学中心"作为神经医学中心六大临床单元之一进行了重点布局。
"生活方式医学是21世纪医学最重要的新兴方向之一，"王任直教授解释道，"大量流行病学证据证明，不健康生活方式——缺乏运动、不健康饮食、睡眠不足、长期精神压力、吸烟、过量饮酒——是全球70%以上慢性病的根本原因。通过科学干预生活方式，可以有效预防或延缓脑卒中、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慢性疼痛、睡眠障碍、抑郁症的发生发展。"
神经医学中心的生活方式医学中心将整合运动处方、营养干预、睡眠优化、压力管理、健康行为督导五大维度，建立以"评估—干预—追踪—反馈"为核心的主动健康管理闭环。
"大脑是生活方式干预最重要的靶器官，"王任直教授强调，"运动通过增加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保护认知功能；睡眠是大脑'清洁系统'——胶质淋巴系统的核心运作时段；营养状况直接影响神经炎症与神经退行性变进程。神经科医生是理解这些机制并指导患者进行神经健康导向生活方式干预的最合适专业群体。"
脑血管病中心：从预防端口开始的全程守护
在脑血管病领域，王任直教授同样将预防置于最优先的位置。神经医学中心脑血管病中心将建立"卒中预防门诊"，针对高血压、糖尿病、房颤、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等高危人群开设专病预防门诊，由神经内科与心血管科医生联合出诊，提供综合危险因素评估与干预方案。
"我们不能只等着患者中风了再来救治，"王任直教授直言，"一个真正负责任的神经医学中心，必须将最大的精力投入到让人们不得脑卒中这件事上。"
这一理念与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预防为主、主动健康"的战略方向高度一致，也与《黄帝内经》"上医治未病"的古老智慧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
转变二：从"关注疾病"到"关注健康全程"——覆盖预防、诊断、治疗、随访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过去我们看的是一个'病'，未来我们看的是一个'人'——从他还没有生病的时候开始关注，一直延续到他康复、回归生活。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视角转换。
打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传统困局
传统医院的科室划分沿袭了近百年的器官/技术分类逻辑——神经内科负责药物治疗，神经外科负责手术干预，精神科负责心理疾病，康复科负责功能重建。这种分科模式在历史上曾发挥重要作用，但其内在缺陷在应对复杂慢性病时日益凸显。
王任直教授用一个典型案例说明问题："同一位帕金森病患者，需要在神经内科调整药物、在神经外科评估手术、在精神科处理抑郁焦虑、在康复科进行运动训练。 患者要在不同科室之间反复辗转，医生只看到'自己的科'，但患者得的是一种需要多科融合、需要整体应对的疾病。"
这种"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碎片化医疗，不仅降低了诊疗效率，更严重的是——它根本无法满足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对全周期健康管理的根本需求。
以疾病为中心的整合医疗模式
神经医学中心的核心设计理念，正是要打破这道传统藩篱。
"我们的中心内部不再以内科/外科为边界进行资源配置，"王任直教授介绍，"而是围绕脑血管病、睡眠障碍、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疼痛、生活方式医学等六大疾病群建立整合医疗单元。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精神科、心理科、康复科医生，以及神经科学研究者，在同一平台上协同工作，共同为患者提供从预防到康复的全周期闭环服务。"
以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中心为例，该中心整合了以下全链条服务：
早期筛查与诊断：建立覆盖生物标志物（脑脊液/血液AD标志物、嗅觉测试、神经影像）的早期诊断平台，实现AD和PD的临床前期筛查。研究显示，AD和PD的神经病理改变在临床症状出现前10-20年即已启动，早期诊断是延缓疾病进展的关键窗口。
精准治疗与手术干预：帕金森病的DBS（深部脑刺激）手术是神经外科与神经内科高度协作的整合医疗典范，需要神经内科医生评估药物疗效、神经外科医生进行立体定向手术、神经心理医生评估认知功能——这恰好体现了神经医学中心多学科协作的核心价值。
康复与功能维护：整合物理治疗、作业治疗、言语治疗、认知康复等多维度康复手段，帮助患者最大化保留功能、提高生活质量。
长期随访与动态管理：建立患者数字化随访系统，利用可穿戴设备持续追踪运动症状、认知变化、用药反应，由AI辅助动态调整治疗方案。
"一位帕金森病患者，从他在我们的社区筛查中被发现，到接受精准诊断、接受DBS手术、参与认知康复训练、回家后通过可穿戴设备获得持续随访管理——整个过程都在同一个体系中完成，"王任直教授说，"这才是真正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
睡眠障碍中心：全周期管理的典范
睡眠障碍中心的设计，是全周期健康管理理念的最佳诠释之一。
睡眠障碍在表面上看似"睡不好觉"的小问题，实则是涉及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精神心理系统的复杂疾病群。更重要的是，它与其他神经系统疾病存在深度关联：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RBD）是帕金森病的重要早期生物标志物；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HS）是脑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失眠与焦虑抑郁高度共病。
"睡眠障碍中心建在神经医学中心而非独立运营，正是因为它的多元化病因机制恰好与我们的学科整合优势相契合，"王任直教授解释道，"我们可以在同一平台上识别并处理这些神经共病，为患者提供从睡眠评估、精准诊断、CPAP治疗、认知行为治疗到长期随访的完整服务链。"
转变三：从"医生+护士"到"跨学科跨学界团队"——重新定义医疗团队的内核
"未来的神经医学，绝不是一个医生能独立完成的。我们需要医生、护士，但同样需要流行病学家、数据统计分析专家、大模型专家、人工智能专家、康复工程师——甚至需要患者和家属成为治疗团队的一部分。这是一个跨学科、跨学界、乃至跨代际的协同体系。"
为什么必须引入多元学科？
王任直教授指出，神经系统疾病的复杂性和医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医疗团队"的内涵。
"过去，一位神经内科医生凭借自己的临床经验和知识储备，基本可以应对大多数诊疗需求。但现在不一样了——AI可以辅助诊断，大数据可以预测疾病风险，基因检测可以指导精准用药，脑机接口可以重建运动功能，可穿戴设备可以实时监测患者状态。这些技术手段正在深刻改变医疗实践，但没有哪个单一医学专业人士能够同时精通所有这些领域。"
更重要的是，医学正在从"经验医学"向"数据驱动的精准医学"转变。神经医学AI研究需要大规模、高质量的多模态数据——脑影像（MRI/PET/DSA）、神经电生理（EEG/EMG）、基因组数据、可穿戴追踪数据。这些数据的采集、管理、分析和应用，需要数据科学家、统计学家、人工智能工程师的深度参与。
神经医学中心的"跨学科天团"
在王任直教授的规划中，神经医学中心将构建一个前所未有的跨学科协作体系：
临床医学团队：
●神经内科医生
●神经外科医生
●精神科/心理科医生
●康复医学医生
●神经重症与急诊医生
技术支撑团队：
●BCI（脑机接口）研究工程师
●数据工程师与AI专家
●神经影像技师
●睡眠医学技师
研究与转化团队：
●基础神经科学研究员
●生物标志物研究专家
●临床流行病学家
●统计学家
健康管理团队：
●康复治疗师（物理治疗、作业治疗、言语治疗）
●营养师
●心理治疗师
●健康管理师
"以脑机接口病房为例，"王任直教授介绍，"这里不仅需要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医生评估患者、制定治疗方案，还需要BCI工程师操作设备、解码脑电信号，需要康复治疗师设计训练方案，需要数据科学家分析康复效果，需要AI专家优化信号处理算法。医生的角色从'全能型决策者'转变为'团队协调者和最终医疗责任人'。"
医工交叉：深圳的独特优势
王任直教授特别提到，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院神经医学中心的选址，为跨学科团队建设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深圳是中国最具科技创新活力的城市之一，"他说，"这里集聚了华为、腾讯、迈瑞、大疆等世界级科技与医疗器械企业，拥有全国最密集的人工智能与生物医学工程人才。港中大深圳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附属医院资源网络，也为我们引进跨学科人才提供了国际化平台。"
他透露，神经医学中心正在与多家深圳本土科技企业洽谈产学研合作，未来将在神经医学AI、医疗大数据、脑机接口等领域建立深度协同。
"我们有信心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医工交叉神经医学中心，"王任直教授说，"这里的'医'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医生和护士，更包括流行病学家、统计学家、大模型专家、AI工程师——他们与临床医生共同面对患者，共同守护患者的神经健康。"
结语：守护人类最珍贵的精神家园
在采访的最后，王任直教授说出了他心中最深沉的信念：
"人类的大脑，是宇宙中已知最复杂的结构。它承载着我们的思维、情感、记忆、梦想——它是我们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守护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健康，就是守护人类最珍贵的智慧与情感的载体。
我们正在建设的，不仅仅是几家专科诊室、几十张床位、几百名医护人员——我们正在构建一种全新的医学范式，一种从预防开始、关注全程、由跨学科团队共同守护的医学范式。
这条路注定不会平坦，但它的方向是正确的。面向未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坚定地走下去。"
（采访整理：动脉网 |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神经医学中心）
附《建设符合未来医学发展趋势的神经医学中心思考与探索》
王任直教授简介
王任直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神经医学中心主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学院顾问，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教研室主任、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协和医学院（八年制） 再生医学系副主任，国家七十周年庆典纪念章获得者
曾任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外科学系副主任，外科学系党总支书记，北京协和医院党委委员。现任中国医师协会智慧医疗分会副主委，世界华人医师协会智慧医疗分会副主委，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肿瘤分会副主委，中国罕见病联盟下丘脑-垂体学组组长，中国垂体腺瘤协作组、胶质瘤协作组、神经外科重症管理协作组顾问，国家干细胞临床委员会委员，卫生部中央保健局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委，科技部科技发展基金项目评委以及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出国留学人员科研基金评审委员，国内、外多家医学专业杂志编委和论文评阅人
1983年毕业于白求恩医科大学临床医疗系，此后一直在北京协和医院学习和工作。从事神经外科工作40年，善于处理神经外科各种疑难复杂问题。尤其擅长垂体腺瘤、脑胶质瘤、脑血管病、颅咽管瘤、颅底肿瘤、脑干肿瘤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作为首席科学家承担国家863课题三项；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美合作重大课题一项，面上课题多项，国家科技部重大研究前期专项一项，科技部、卫生部、北京市科委及卫计委、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课题等多项。申请国家级各级政府科研课题24项，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SCI医学论文128篇，获得国内外专利七项，正在申请中三十二项，主编或主译各类医学论著18部，参与编写各种医学类教科书十余部，组织编写各类疾病共识或指南二十余部。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参加），国家发明二等奖一项，中华医学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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