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出处
Rubiano AM, Gonzalez-Tobar WD, Loaiza-Cardona LM, et al. Recommendations for ventriculostomy and cisternostomy in TBI management: Results of the WFNS-Neurotraumatology committee "Cusco consensus". Brain Spine. 2026;6:106142. Published 2026 Jun 23. doi:10.1016/j.bas.2026.106142
引文：
创伤性脑损伤（TBI）是全球范围内导致死亡和致残的主要病因之一，而颅内高压（ICH）作为TBI后最关键的继发性损伤机制，其及时识别与有效管理直接决定患者预后。脑室外引流（External Ventricular Drainage，EVD）作为传统且成熟的脑脊液（CSF）引流与颅内压（ICP）监测手段，已广泛应用于神经重症临床；与此同时，脑池造瘘术（Cisternostomy）作为一种新兴外科技术，近年来在特定TBI人群中显示出潜在的治疗价值，但全球范围内的应用标准极不统一，循证证据仍显薄弱。
2025年11月，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WFNS）神经创伤委员会在秘鲁库斯科召开了国际专家共识会议，采用改良Delphi法，邀请来自全球16位经验丰富的神经外科专家，经过系统文献回顾、声明撰写与多轮盲法投票，最终形成了69条共识声明（18条循证推荐，51条共识性考虑），并配套制定了脑室外引流与脑池造瘘术的临床管理算法。该共识发表于《Brain and Spine》2026年第6卷（Rubiano AM et al. Brain Spine. 2026;6:106142），是迄今首个专门针对TBI患者中脑室外引流与脑池造瘘术进行系统规范的国际共识文件。本文旨在为神经外科临床医师快速提炼该共识的核心决策要点与技术规范，并特别梳理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最新贡献，以期为国内临床实践提供即时参考。
以下为AI解读，仅供参考。
本次库斯科共识的突出特点在于：其一，首次将脑池造瘘术纳入国际规范文件，明确其作为特定TBI患者辅助手段的定位；其二，对EVD的传统实践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升级，强调其不仅是监测工具，更是早期治疗干预措施；其三，所有声明均标注证据等级与共识强度，便于临床医师在不同资源环境下灵活应用。
临床速记：EVD是“主力军”，脑池造瘘术是“特种部队”——后者需要严格筛选病例，且不能替代标准减压或脑脊液分流策略。
共识将EVD的放置明确定位为早期治疗性措施，而非单纯的监测手段。以下情况应优先考虑EVD：
● 创伤后脑积水或脑室内出血；
● 因颅内高压导致的GCS评分下降，且预计CSF引流可逆转者；
● 中–重度TBI需持续ICP监测，且预期需要CSF引流者。
💡推荐意见框（循证推荐｜I–II级）
声明1：对于预期需要CSF引流作为治疗策略的TBI患者，推荐将EVD作为控制ICP的一线干预手段。适用于创伤后脑积水、脑室内出血，或因ICP升高导致GCS下降且可通过脑脊液分流逆转的患者。
声明2：在适应证明确时，推荐尽早放置EVD作为升高ICP的治疗措施，但不应延迟或干扰紧急神经外科手术（如去骨瓣减压或血肿清除）。若需紧急减压，应优先完成减压手术，再行EVD置入。
共识明确指出以下情况应谨慎或避免EVD置入：
● 未纠正的凝血功能障碍；
● 裂隙样脑室（Slit ventricles）；
● 拟穿刺部位头皮活动性感染或开放性伤口；
● 存在明显中线移位时，应优先放置于脑室扩大侧或对侧（若手术禁忌）。
💡推荐意见框（共识性考虑｜II–III级）
声明3：在存在相对禁忌证（未纠正凝血功能障碍、裂隙样脑室、局部头皮异常如活动性感染或开放性伤口）时，建议避免EVD放置。
声明13：当手术干预存在禁忌时，建议将EVD放置于与中线移位相对的脑室侧。
共识对EVD置入的技术细节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细化：
💡推荐意见框（循证推荐｜I–II级）
声明14：EVD置入的技术操作应遵循共识中的分步规范（见下表）。
EVD连接与ICP监测分步技术要点（精简版）：
共识特别强调了一个常被忽视的问题：单纯EVD系统在ICP监测准确性上不如脑实质内传感器，因为外部换能器无法持续引流CSF，且易受测量伪影干扰。
💡推荐意见框（共识性考虑｜II–III级）
声明11：需承认独立EVD系统在ICP监测准确性上低于内置或整合式ICP传感器。外部换能器不允许持续CSF引流，且易出现测量伪影。对于需要持续CSF引流的患者，建议采用内置ICP传感器的EVD，或将EVD与脑实质内ICP监测联合使用，以确保准确、连续的监测。
声明12：当EVD-derived ICP测量不可靠或系统故障时（如裂隙样脑室或显著脑室内出血），应考虑放置辅助性脑实质内ICP监测，以确保准确的ICP评估。
感染是EVD最常见的严重并发症之一。共识将感染相关声明全部列为循证推荐（I–II级），体现了该领域证据的相对成熟：
💡推荐意见框（循证推荐｜I–II级）
声明18（预防）：推荐术前使用抗生素（理想情况下在皮肤切开前30分钟）；不推荐EVD置入后常规使用术后抗生素。
声明19（导管选择）：在EVD相关感染率较高且资源允许的中心，建议使用抗生素浸渍导管。
声明20（更换策略）：不推荐在无感染情况下进行常规计划性导管更换。
声明21（拔除时机）：建议一旦EVD不再需要，尽早拔除。
声明22（采样策略）：常规脑脊液采样为可选操作；若采样，应经储液囊取样，仅在出现感染临床征象时送培养。
声明23（诊断标准）：EVD感染的诊断应遵循标准（临床+微生物+脑脊液检查综合判断，详见下表）。
声明26（感染导管处理）：推荐一旦确认导管定植或感染，尽快拔除，并在不同部位重新置管。
声明29（治疗原则）：推荐在临床或脑脊液检查结果提示脑室炎时立即启动经验性治疗，随后根据培养结果调整（详见，详见下表）。医院层面的监测对于监控感染率、指导经验性抗生素选择及确保感染控制protocol的依从性至关重要。
EVD相关感染诊断标准（精简版）：
共识对脑池造瘘术的态度可谓谨慎而积极——认可其生理学合理性与初步临床价值，但明确指出其不能替代标准的去骨瓣减压或CSF分流策略。
💡推荐意见框（共识性考虑｜II–III级及以下）
声明31：脑池造瘘术可考虑作为TBI患者的辅助性外科选择，特别是对于经神经监测证实存在颅内高压的患者。
声明32：对于顽固性脑水肿，可考虑脑池造瘘术。
声明35（禁忌证）：不建议对无颅内高压证据的单纯弥漫性轴索损伤患者实施脑池造瘘术，因为无脑水肿或脑池积血时不具备脑池开放的生理学基础。前颅窝或中颅窝颅底骨折伴脑脊液漏者为禁忌，因存在经骨折处脑脊液漏出及逆行感染风险。
共识提出了脑池造瘘术的多维决策框架：
与EVD不同，脑池造瘘术对显微外科技术与设备有明确要求：
💡推荐意见框（共识性考虑｜II–III级）
声明37：实施脑池造瘘术的神经外科医师应具备显微外科培训背景，以获得最佳预后。
声明38：建议使用放大设备，优先使用手术显微镜；手术放大镜可作为替代，但需谨慎。
声明39：手术入路应根据病变位置及术者经验个体化选择；额部入路对经验较少者或明显肿胀脑组织可能更优，而翼点入路在经验丰富的颅底外科医师操作中可提供更广泛的基底显露。
声明41：去骨瓣减压可作为该手术获得外科显露的适宜且安全的方法。所有病例应将蝶骨嵴磨除至眶上裂水平，以确保充分的基底显露。
声明42：应先进行硬膜下操作（缓解占位效应），再进行硬膜外操作，因为初始手术目标应聚焦于缓解导致ICP升高的占位效应。
声明46：切开Liliequist膜为手术必需步骤。经视神经-颈内动脉间隙入路，在额叶轻柔动态牵开下显露该膜。应在中耳镜下小心切开膜的中脑叶，特别注意避免穿支动脉损伤。完全切开的标志是显露基底动脉。当视神经-颈内动脉窗显露不足时，也可选择颈内动脉-动眼神经窗作为替代通道。
💡推荐意见框（循证推荐｜I–II级）
声明65：若怀疑脑池造瘘术系统感染，应在启动经验性抗生素治疗前获取脑脊液样本。
声明67–69（感染治疗）：推荐经验性启动广谱抗生素；根据培养及药敏结果优化抗菌方案；一旦系统受累，推荐拔除导管。
库斯科共识的制定过程中，中国学者的声音虽未直接体现在投票专家组中，但中国原创研究为共识中多项声明提供了关键数据支撑，特别是在脑池造瘘术的临床价值评估与技术安全性方面。以下为中国学者的核心贡献：
Han T, Jia Z, Zhang X, et al. The basal cisternostomy for management of se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y: A retrospective study. Chin J Traumatol. 2025;28(2):118-123.
山西白求恩医院王永红教授团队开展了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共纳入41例接受手术治疗的严重TBI患者（BC组 vs DC组）。结果显示，BC组术后ICP在第3天（10.07 vs 17.15 mmHg）、第7天（8.33 vs 11.10 mmHg）及拔管时（7.11 vs 15.09 mmHg）均显著低于DC组；6个月GOS-E评分亦优于DC组（4.73 vs 3.14）。尽管BC组NICU停留时间和总住院时间更长，但研究结果明确支持脑池造瘘术在ICP控制和功能预后方面的获益。该研究被共识的系统文献回顾正式纳入，为声明31（脑池造瘘术作为辅助性外科选择）和声明32（顽固性脑水肿）提供了来自中国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的关键数据支撑。
推展阅读：《【中国声音】脑池造瘘术开启颅脑创伤手术新篇章——山西白求恩医院王永红团队与北脑戈鹉平团队合作成果发布》
Chen P, Zheng W, Wang W, et al. Effect of adjuvant cisternostomy on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y: a single center's retrospective study. Medicine (Baltimore). 2025;104(10):e41699.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程世奇医生领衔开展了一项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n=43，辅助性脑池造瘘术组AC=19，单纯去骨瓣减压组DC=24），旨在评估辅助性脑池造瘘术对严重TBI患者预后的影响。其中AC组采用经眶/扩大翼点入路，磨除蝶骨嵴至眶上裂，切开Liliequist膜，于桥前池放置引流管并骨瓣复位。结果显示，AC组术后ICP更低、GCS更高，脑脊液中IL-1β和NFL等创伤相关生物标志物水平更低，6个月良好预后率显著高于DC组（52.6% vs 20.8%），且并发症更少。该研究被共识的系统文献回顾正式纳入，为声明31（脑池造瘘术作为辅助性外科选择用于经神经监测证实的颅内高压患者）和声明32（顽固性脑水肿）提供了来自中国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的证据支持。其与Han et al. (2025) 相互补充，共同支持了脑池造瘘术在特定严重TBI人群中的辅助价值。
Liu J, Zhang S, Chen Y, et al. Cisternostomy is not beneficial to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post-traumatic hydrocephalus in Traumatic Brain Injury. Acta Neurochir (Wien). 2024;166(1):200.
江荣才教授团队联合张国斌教授团队开展了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2019年5月至2022年10月，共86例手术患者：脑池造瘘术组31例，非脑池造瘘术组55例），旨在评估脑池造瘘术是否能预防中–重度TBI后创伤性脑积水（PTH）。结果显示，两组PTH发生率无显著差异（约26% vs 约31%）；但脑池造瘘术组的去骨瓣减压率更低、骨瓣复位率更高，出院GCS及6个月GOS-E评分更优。该研究被共识的系统文献回顾正式纳入，其“阴性结果”直接否定了“脑池造瘘术可预防PTH”的假设，对共识声明35（明确脑池造瘘术在单纯DAI无ICP升高者中无生理学基础）及声明36（需更多研究明确最佳时机）的审慎表述提供了重要支撑，避免了该技术被过度扩大适应证。
值得一提的是，山西白求恩医院王永红教授作为顾问专家，在共识制定过程中提供了宝贵建议，并被共识正式致谢。这标志着中国神经外科界在TBI外科治疗领域的国际影响力正在持续攀升。
共识为临床实践配套制定了脑室外引流决策算法与脑池造瘘术决策算法，核心逻辑可简化如下：
基于库斯科共识及中国证据，我们建议国内同道在日常实践中重点关注以下actionable items：
库斯科共识的发布，标志着TBI外科治疗中CSF引流策略从“经验驱动”向“标准驱动”的重要转变。然而，共识也坦诚指出了当前证据的局限性：
1. 脑池造瘘术的循证证据仍显薄弱：39条声明中仅3条达到I–II级证据（且均为感染相关，系从EVD证据外推），其余36条均为共识性考虑。共识明确呼吁开展多中心前瞻性研究及充分效力的随机对照试验，以升级这些考虑为正式推荐。
2. 最佳时机仍待明确：无论是EVD还是脑池造瘘术，其“最佳置入/干预时机”仍缺乏高质量RCT支持。声明36直接指出“需要更多研究以更好地明确创伤后脑池造瘘术的最佳时机”。
3. 中国机遇：中国作为TBI高发国家，拥有庞大的病例资源与日益成熟的临床研究中心。以山西白求恩医院王永红教授团队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已在脑池造瘘术的疗效验证、机制探索及安全性评估方面做出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贡献。未来，中国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的设计与实施，将是推动该领域证据升级的关键力量。
💡一句话总结：
EVD是TBI颅内高压管理的“主力军”，应尽早、规范、安全地使用；脑池造瘘术是精准筛选后的“特种部队”，需显微技术支撑，且不能替代标准减压。中国证据已为这一国际共识提供了重要支撑，而未来的高质量RCT仍有待中国力量的深度参与。
本文基于WFNS神经创伤委员会库斯科共识原文及公开文献撰写，旨在为国内神经外科同道提供快速参考，不构成个体化诊疗建议。临床决策请结合患者具体情况与所在机构资源综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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