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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hdi Touat教授：

近年胶质瘤靶向治疗领域涌现出一系列振奋人心的临床突破。过去，胶质瘤靶向药物的研发一直步履维艰，但近两年来，多项关键研究取得阳性结果。其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是伏昔尼布（Vorasidenib），INDIGO 临床试验证实，该药可显著改善复发或残留的2级胶质瘤患者预后，获益远优于安慰剂。基于这一重磅数据，伏昔尼布已在美国、欧洲及全球多国获批上市，且全球其他多个国家也正在陆续获批，深刻重塑了当前胶质瘤的临床诊疗模式。

当然，突破远不止于此。除伏昔尼布外，多款靶向新药同样取得重要进展。BRAF抑制剂Tovorafenib已获美国FDA批准，用于BRAF突变及BRAF融合型胶质瘤；Plixorafenib被FDA授予突破性疗法认定；国内伯瑞替尼获批用于MET突变型胶质瘤；最新获批的ONC201，则用于H3K27M突变型中线弥漫性胶质瘤。这些新药为胶质瘤患者提供了全新的治疗选择。

目前，胶质母细胞瘤仍是临床治疗的难点。即便如此，我们也观察到诸多令人鼓舞的信号：GBM AGILE试验中Paxalisib、德国N2M2平台研究中Temsirolimus均展现出潜在疗效。尽管相关研究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但前景可观，预示未来数年胶质母细胞瘤的治疗或将迎来关键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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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hdi Touat教授：

回望胶质瘤诊疗的发展历程，最大的变革源于我们对肿瘤生物学驱动机制认知的不断深化，这直接推动了WHO胶质瘤分型标准的全面革新。如今，分子测序已成为胶质瘤诊断的核心手段，涵盖基因突变与甲基化状态检测，在临床中得到常规应用。这一变革彻底优化了胶质瘤患者的全程管理模式：不仅提升了诊断精准度，完善了预后分层评估体系，还能有效预判患者对药物的治疗应答。

现阶段，分子标志物已深度融入临床常规诊疗。正如我此前所说，除靶向治疗快速发展外，肿瘤电场治疗、新型化疗药物等方向也取得显著进展。尽管神经肿瘤领域的研发进程相对缓慢，但持续的突破为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此外，转化医学与基础研究的深入开展，让我们对胶质瘤的疾病复杂性有了更全面的认知，也为免疫治疗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目前，CART细胞疗法已在儿童胶质瘤、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中展现出初步疗效。我相信，依托现有研究成果的持续突破，未来会诞生更多新型免疫治疗药物，进一步改善胶质瘤患者的长期生存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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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海教授：

IDH这个课题是我毕生投入最深、也最喜欢的一个项目。我一直在做癌症基因组学研究，从肠癌做到脑癌，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在过去二三十年里，新技术的出现帮助我们破解了肿瘤的密码。当技术条件具备时，那些以前未知的癌症基因被被发现，其实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当然，具体的发现中也有一些偶然。当时实验的原始设计和最终结果并不匹配，但这恰恰是科学最美妙、也最有魅力的地方。成千上万的科研工作者在做类似的工作，大部分并不成功。我们的发现也有偶然成分：原始实验设计是为了寻找另一种最恶性的胶质瘤中的基因变化，但其中掺入了几个低级别的、所谓的2级胶质瘤样本，正是这些样本导致了意外的发现。而这个意外发现的基因突变，发生在了一个特别不寻常的位置,我们能量代谢过程中的酶。以前从未发现过这样的基因组变化。

当你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尤其是弥漫性低级别胶质瘤中有百分之七八十的病人都带有同一个位点上的基因突变时，就意味着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发现。之后一系列从生物学到临床研究的工作，都完全证实了IDH突变就是低级别胶质瘤和继发性胶质母细胞瘤中最重要的癌症基因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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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海教授：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想分享两个关键点。

第一点是遗传学层面的意义。肿瘤本质上是一种遗传疾病，在细胞发生发展的不同阶段，基因的改变触发了肿瘤从良性向恶性的转化。当我们在不同胶质瘤病人身上都观察到同一个基因变化时，就说明你找到了“万恶之源”。这也是药物开发时最看重的靶点：每一个病人都携带的、共同的遗传学基因变化。目前肿瘤中的绝大多数靶点，都是通过遗传学、基因组学分析找到的。

第二点是临床层面的意义。我们做了大量生物学研究，但一个发现最终能否在临床上应用，必须通过详细、规范、大规模的临床试验来验证。也就是说，你看到了一个靶点，还需要临床研究证实“攻击这个靶点”能带来确切的临床效果。所以遗传学变化和临床数据，是判断一个新药是否可靠的两大关键。

目前，我们在肿瘤治疗中还只能谈“延长生存期”，谈“治愈”还为时过早。每个肿瘤病人都希望这种疾病能像感冒发烧一样，吃一片药就被治愈，那才是真正的终极目标。我们现阶段对肿瘤的认知还局限在单一基因或单一信号通路的治疗层面。胶质瘤的异质性非常强：不同病人之间的基因不同，同一个肿瘤中的几十亿个癌细胞，每个细胞的基因变化也不一样。单一靶点的治疗虽能起到一定效果，但要实现长期、精准的获益，彻底消灭肿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未来我们需要更多手段，尤其是在肿瘤免疫、肿瘤微环境等方面。肿瘤细胞不是孤立的个体，它通过劫持周围的神经元、免疫细胞、支持细胞，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圈。如果你只攻击肿瘤细胞本身，就像面对铜墙铁壁，很难实现完全治愈。人类对这套复杂生态系统的了解还微乎其微。AI时代的到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在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里，AI可以帮助我们梳理规律，找到明确的研究方向，进而设计出更好的治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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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劲松教授：

“数智”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数字”，即基于数字化技术，比如我们过去常说的数字神经外科；二是“智慧”，指智能、人工智能、机器智能与人类智能的融合。这次会议有两个亮点我比较关注。

第一个是“AI+”在医疗领域的应用。随着医疗大数据token化，“AI+医生”会普遍出现在临床场景中。上海已经在布局数智病理、数智影像等，我相信未来在脑肿瘤或肿瘤临床治疗中，会出现数智肿瘤科医生或肿瘤医生助手，这些都离不开技术进步。

第二个是脑机接口（BCI）。BCI是未来产业培育的重要赛道，我本人担任上海市脑机接口临床实验与转化重点实验室主任，对这个领域非常感兴趣。洪波教授做了专题演讲，他的工作可能对中国脑机接口产业布局产生划时代的影响。

从另一个层面看，无论是AI+还是BCI for Medicine，都符合AI for Science的理念。在此基础上，我提出一个“BCI for Science”的观点——有了脑机接口，我们可以从过去从未有过的时间与空间维度去认知大脑，获取神经信号，理解这些信号背后的神经表征。我相信这将对神经科学、神经医学和临床神经病学的发展产生划时代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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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劲松教授：

胶质瘤精准诊疗的核心是基于精准医学的概念，即根据不同的分子分型来理解肿瘤的本质。肿瘤本身不是一种孤立的疾病，而是一个系统性疾病，同时涉及代谢异常以及基因水平的异常，包括DNA、RNA和表观遗传学层面的变化。肿瘤的发生可能与体细胞DNA变异、遗传物质的表观遗传学改变以及环境因素相关。因此，未来的肿瘤治疗一定是多学科综合治疗。我们过去强调MDT，涵盖手术、化疗、放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新型物理治疗，以及目前尚难以想象的新型治疗手段，这些未来都会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治疗不仅依赖已上市的药物或获批的医疗手段，也包括候选药物的临床试验，这些都是疾病治疗过程中重要的探索。

我必须强调，AI技术的出现将对未来肿瘤治疗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临床医生在肿瘤治疗中需要涉及多学科，知识体系要求极高，很难有人做到全覆盖。因此，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我们要成为“专家中的专家”，以此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职业冲击，避免做一知半解的所谓“专家”。而在本专业之外，个人的记忆力和逻辑判断能力难以覆盖所有学科，这时可以借助AI助手。例如化疗方案，外科医生未必能记住所有毒副作用和用药注意事项，这些完全可以交给AI助手完成，包括用药方式、剂量、毒副反应提醒、随访周期等。AI助手将在肿瘤个体化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当然，最终在本专业领域的决策拍板，仍需由医生自己完成。今后医生的工作会越来越专业化，这也是我对精准医学的理解。

在靶向治疗方面，过去几年脑胶质瘤领域有两个重要突破。第一个是针对高级别胶质瘤的MET抑制剂，它改变了IDH突变型高级别胶质瘤患者的治疗临床路径。第二个是针对IDH突变本身的靶向药物，我认为它将彻底改变IDH突变型低级别胶质瘤的临床治疗路径。过去临床医生常将低级别和高级别胶质瘤混在一起治疗，甚至认为二者是疾病的不同阶段，可能是部分正确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一种误解。IDH野生型与IDH突变型胶质瘤，从根本上可能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疾病。IDH突变型胶质瘤本质上可能是一种代谢性疾病——因代谢异常导致胶质细胞瘤化，形成低度恶性肿瘤，通过合理治疗可以实现长期生存。随着IDH抑制剂的出现，这类疾病有望成为患者与肿瘤共存共生的慢性代谢性疾病。我对IDH抑制剂抱有非常大的期待，希望它能从临床上根本改变整个疾病的治疗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