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杨学军教授：

CSNO已经成立了21年。在神经肿瘤领域里，它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学术组织。20余年来，在几位主委的共同努力和领导下，中国抗癌协会神经肿瘤专委会在研究的推动、临床规范的推广和倡导、指南的制定以及研究转化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些进步也培养了一大批年轻人，他们如今已经从“学徒”成长为成熟的主力军，成为中国神经肿瘤领域的中坚力量。

本次年会的主题突出“数字”与“智慧”对神经肿瘤的赋能，也就是在这样的技术支撑基础上，如何实施神经肿瘤的精准治疗。因此，会议邀请了很多清华大学的教授，他们从事医工融合和医工交叉，很多工作已经深入到了神经外科领域；同时也有许多神经外科专家，他们在设备研发、医工融合以及临床转化方面都做出了非常引领性的工作。

此外，今年还有一个突出主题，就是胶质瘤精准治疗领域的治疗药物进一步丰富。我们专门围绕IDH突变这一主题，从它的发现讲起——我们真的请到了IDH突变分子特征的发现者（阎海教授）。从IDH突变的分子特征发现，到针对IDH突变的药物研发并走上临床，经历了一个全球性的临床试验，而该临床试验的参与者（Mehdi Touat教授）也来到了我们今天的会场，Touat教授同时也是受欧洲神经肿瘤学会委派来参加本次会议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颖院长把从基础研究到临床研究的全链条故事讲得十分清晰：IDH驱动胶质瘤的发生发展，引起的代谢变化、免疫微环境变化，以及相关的祖细胞驱动机制，从基础到临床完整地联系了起来。我相信，这些知识都是为了会上《星形/少突胶质细胞瘤（IDH突变型胶质瘤）诊疗及全程管理专家共识》的推出所做的热身和知识准备。

02

杨学军教授：

中国胶质瘤的诊治模式与西方有所不同。在欧洲和美国，神经肿瘤已经形成专门的学科，派生出了神经肿瘤化疗医生和放疗医生。国外神经外科医生做完手术后，放疗和化疗的参与度较低。而在中国，神经外科医生不仅要从事肿瘤的外科治疗，还承担着组织MDT以及综合治疗的角色，甚至亲自实施化疗。反思起来，这种模式具有中国或东方的特色。神经外科医生因此有更强的责任感，要把外科手术做好——因为无论是低级别还是高级别肿瘤，手术都是放疗和化疗的基础，后续治疗建立在手术切除质量之上。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神经外科医生在肿瘤的手术质量方面，可以说在全球处于较高水平。

目前，国内许多大型医院的神经外科都设立了胶质瘤专业治疗组，甚至专业病房。这种专业病房不再是单纯的外科概念，里面既有外科医生，也有专门的化疗医生，同时MDT还整合了放疗、病理、康复等多学科医生参与，形成了一个复合治疗群体。我认为这种模式具有很多优势。

从近年来的中国实践看，在胶质瘤规范化治疗方面，从共识和指南的制定、规范化治疗的推广、质量建设与提升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目前，在中国的一些大型医疗中心，胶质瘤患者的总生存期实际上已居于世界前列。当然，中国仍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患者对高值医疗的可及性也有差异，但中国在胶质瘤诊治上的进步是明显的。

在年轻人才培养方面，也得益于中国胶质瘤诊治快速发展的二十年。这二十年中，一些年轻人从听众到参与者，现在已成为骨干。这些年龄在40至50岁之间的年轻人，很多人已成为各单位胶质瘤综合治疗乃至基础研究和临床转化的中坚力量。我相信他们下一步会走到中国学术舞台的中心。

在临床研究转化方面，这些年我们在新疗法的推动上也有许多进步。例如，以江涛院士的MET融合基因为代表，以及伯瑞替尼的药物研发，就具有中国原创性。在这一疗法基础上，目前又开发了穿透疗法等，对一些难治性、复发性的胶质瘤，我们已经看到了临床治疗疗效。此外，在溶瘤病毒治疗、双靶点CAR-T细胞治疗等方面，中国也有很多探索，很多已经进入临床试验。我相信，这些新型治疗的成果一定会为世界胶质瘤治疗带来中国的智慧和贡献。

03

杨学军教授：

中国的胶质瘤学术团体秉持着非常开放的心态。目前，世界主要国家都设有神经肿瘤的专门组织，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神经肿瘤学会（SNO）和欧洲神经肿瘤学会（EANO）。此外，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亚洲各国，包括日本、韩国，以及越南、菲律宾、印尼等也都有自己的神经肿瘤组织。中国的CSNO是亚洲神经肿瘤学会（ASNO）的成员，不仅是该团体的创始国之一，还深度参与了ASNO的改革与发展。从去年开始，中国的专家首次担任了ASNO的候任主委，未来也将接任主委。

CSNO与SNO也保持着传统的友好关系。在胶质瘤治疗进入替莫唑胺引领的规范化治疗时代之初，主要是欧美国家在引领。我们在交流学习的过程中也是一个交朋友的过程。SNO在很长时间内都对CSNO会员参会实行免注册费，并在每年年会上组织与亚洲的学术交流专场。CSNO与EANO则签订了双方友好合作备忘录。根据备忘录，中国召开神经肿瘤学术会议时，欧洲会派专家支持；欧洲召开会议时，中国学者也会积极参与，并在条件允许、主题明确的情况下组织青年学者交流论坛。前几年，我们线上组织了欧洲与中国神经肿瘤的青年学者论坛。在去年的布拉格会议上，欧洲同样设立了专门的交流会场。目前，CSNO是欧洲神经肿瘤学会唯一一个签订MOU的域外组织。

今年6月将在日本金泽召开的亚洲神经肿瘤会议上，ASNO将与EANO签订洲际友好合作协议。我也将在会上专门主持一个专栏，邀请SNO、EANO、ASNO以及各国神经肿瘤学会的主席与与会者见面，并以学术报告的形式展开交流。这表明全球神经肿瘤领域的协作正日益紧密。未来，不仅在学术交流上，在各项临床试验的推动和共同参与方面，也可能会有更深入的合作。

从今年即将启动的针对高级别胶质瘤的IDH突变抑制剂临床试验来看，主要参与国家包括美国、欧洲、中国和日本。这说明在一些高端临床试验中，中国已经从第一时间就参与其中。当然，在自身的临床研究过程中，如何提高研究质量，中国的神经肿瘤领域还需要自我提升。我们不仅应向欧美同行学习，也应向国内其他专业的同行学习，例如王拥军院长、刘建民主任等在神经外科介入和缺血性疾病临床试验中取得了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的研究成果，发表在高水平学术期刊上，获得了国际瞩目。中国的神经肿瘤应当首先向国内这些优秀同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