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神经影像学检查应用的增加，未破裂颅内动脉瘤的检出率不断上升，同时各地区在神经介入资源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旨在描述全国范围内当代管理实践的现状。

于2024年通过基于微信的调查问卷，评估脑血管病专科医师的临床决策、资源可及性及基于病例的治疗偏好。

资源差异显著：虽然计算机断层血管成像（CTA）可及性较广（82.4%），但双平面数字减影血管造影（32.4%）和复合手术室（36.4%）仍较为有限。国产血流导向装置的使用率超过进口装置（47.1% vs. 31.4%）。临床医师的经验显著影响治疗决策：从业超过10年的医师在较小的UIA尺寸（>5mm）即选择干预（55.5% vs. 从业<2年组的40.1%，p=0.03），并且在处理偶然发现的动脉瘤时更倾向使用血流导向装置（80.7% vs. 38.3%，p<0.001）。弹簧圈栓塞在急性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的治疗中占主导地位，但高年资神经外科医师更倾向选择夹闭联合血肿清除术（66.5% vs. 35.3%，p<0.001）。

中国颅内动脉瘤的管理仍存在显著的实践差异，主要源于经验差距和区域资源不均衡。亟需标准化培训与公平的资源分配以优化动脉瘤治疗。

颅内动脉瘤——脑动脉壁的病理性扩张——是非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的主要原因。这一灾难性事件具有高死亡率（30–50%）和幸存者中严重的残疾率，导致显著的急性和长期病残。这些后果带来了深重的社会经济负担，凸显出在整个诊疗过程中优化管理策略的必要性。

全球范围内，1-5%的人群患有未破裂颅内动脉瘤，但中国仍缺乏全国性数据——现有研究仅覆盖特定区域。什么正在改变这一现状？中国老龄化人口现已超过2.64亿（≥60岁），同时医师越来越多地使用无创影像检查如MRA和CTA。这一流行病学转变要求建立适应中国独特医疗环境的、基于证据的管理框架。

另一方面，颅内动脉瘤的治疗已显著发展。显微外科夹闭曾是标准治疗，但血管内技术现已在当代实践中占据主导。弹簧圈栓塞——一种具有良好安全性的微创替代方案——已成为许多病变的一线疗法。随后的创新，特别是血流导向装置，已改变了那些曾被视为高风险或不可治疗的复杂动脉瘤的管理。对于经过选择的低风险未破裂动脉瘤，保守管理联合定期随访仍是合理的。治疗决策需基于动脉瘤特征（大小、位置、形态）、患者因素（年龄、合并症、家族史）及术者经验进行个体化的风险-获益分析。

此外，中国各地区的神经介入资源分配存在显著差异。先进能力集中在东部城市中心，而西部和农村地区在专用设备和培训人员方面均面临严重短缺。加剧这种地理不平衡的是，各省对新型血管内装置（如血流导向装置）的报销政策不同，给先进治疗带来了巨大的经济障碍。因此，尽管已有国家指南，临床医师之间的实践差异仍然显著，表明标准化、循证管理路径的采纳不足。

本全国性调查通过描述中国当代颅内动脉瘤管理模式的概况，填补了这一空白，为公平的资源分配和针对具体情况的指南制定提供信息。

本研究获得长海医院当地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并豁免书面知情同意（批准号：CHEC2022-229）。调查邀请中包含提示，表明参与调查即视为同意。

本研究数据可根据合理请求获取。

调查问题主要聚焦于当前临床实践，包括技术偏好、临床场景及抗血小板治疗方面的决策。微信是中国临床医师中占主导地位的交流平台。我们的调查使用了“问卷网”小程序，该工具经过验证，可用于加密数据采集，广泛用于中国学术研究。调查于2024年在微信内发送，两周后发送一次提醒。调查共包含32个问题：6个人口学问题和与颅内动脉瘤管理相关的问题，随后是4个临床病例。病例场景包括临床信息和影像学发现（见在线补充材料中的PDF调查）。

使用在线调查工具（问卷网）进行问卷分发、数据收集和加密。原始数据匿名分析。不完整的回答被排除以避免重复分析。研究数据可向通讯作者和第一共同作者合理请求获取。

采用标准描述性统计进行总体回答分析。使用卡方检验评估亚组间差异。P值<0.05视为具有统计学显著性。数据分析使用Stata 15.1完成。

在过去五年中，欧洲、非洲、法国、美国和日本均已开展了关于颅内动脉瘤的问卷调查，但中国仍缺乏一项全国性调查来探讨临床医师在颅内动脉瘤管理中的实际临床倾向。本项全国性调查提供了中国颅内动脉瘤管理的开创性概述，揭示了对实践模式、资源分布以及临床医师经验对治疗决策影响的关键见解。我们的发现突出了一个在区域差异和技术快速演变背景下的医疗体系中所存在的进步与持续挑战。

先进的神经介入资源集中于城市三级中心，与西部地区已报道的短缺形成鲜明对比。虽然CTA和单臂DSA广泛可及（分别为82.4%和75.8%），但双平面DSA（32.4%）和复合手术室（36.4%）仍然有限——这一差异反映了全球性的不平等，但被中国的地理和经济异质性所放大。国产血流导向装置（尤其是Tubridge，47.1%）相较于国际装置如Pipeline（31.4%）占主导地位，可能反映了成本控制策略和各省不同的报销政策。这与强调中国推动医疗器械自给自足的研究一致，但也引发了对于FD置入标准化培训的担忧，32.5%的受访者因技术复杂性将其列为首要关注点。

临床医师经验显著影响颅内动脉瘤的管理。通常，无症状的小型（<7mm）偶然发现的UIA因破裂风险低，应采取保守治疗，重点关注与动脉瘤生长相关的可调控因素。对于UIA，从业>10年的医师在较小的动脉瘤尺寸（>5mm）即进行干预。这一趋势与国际数据相符，显示积累的经验通过熟悉长期破裂风险和血管内技术细节，降低了干预阈值。高年资临床医师也更倾向于对较大的偶然动脉瘤使用FD，反映了对较新技术的信心，得到了PUFS和PITA等试验的支持。然而，在急性SAH中，弹簧圈栓塞在各经验水平中均占主导地位，这与ISAT研究的持久影响一致。ISAT发现血管内弹簧圈栓塞显示出显著的长期生存优势及更好的神经功能结局，尽管再出血风险略高于夹闭，但绝对风险较低且临床获益明确。值得注意的是，在伴有血肿的SAH中，高年资神经外科医师偏好夹闭联合血肿清除，这突显了尽管血管内技术有所进步，但在复杂病例中外科熟练度仍发挥作用。

UIA干预阈值的差异表明对中国指南（2024版）的遵循不一致，该指南推荐个体化的风险分层而非仅基于尺寸的标准。我们的数据显示，有经验的临床医师会纳入形态、位置和家族史——这些因素在PHASES和UCAS研究中被强调。然而，初级医师中基于尺寸的决策持续存在，突显了培训的差距。FD的采纳虽在增长，但仍受到以下顾虑的限制：围手术期风险（20.0%）和长期抗血小板相关出血（15.4%），这与荟萃分析中报告的FD真实世界并发症一致。加强基于模拟的培训和指导计划可能减轻技术上的顾虑。

尽管这项2024年全国性调查为中国当代颅内动脉瘤管理实践提供了宝贵的见解，但仍需承认几个方法学局限性。利用微信——中国主要的专业交流平台，医师覆盖率>90%——促进了成本效益高、快速覆盖全国31个省的调查分发，捕捉了多样的机构环境。然而，应答率（44.4%，905/2037）引发了对潜在无应答偏倚的担忧，可能不成比例地低估了低容量中心和资源有限地区。这可能导致结果偏向具有先进能力的三级机构。虽然基于微信的调查有其固有局限，但它是绘制中国地理上分散的医疗系统中实践异质性的唯一可行方法。所得数据集提供了关于区域间资源差异和经验驱动治疗决策的前所未有的精细度——为目标政策改革提供了关键证据。进一步的方法学限制值得承认。首先，关于机构容量和设备可用性的数据仅来源于未经核实的自我报告，引入了回忆偏倚和回答不准确的风险。其次，虽然经过标准化，但通过假设性病例vignette评估的管理偏好无法完全捕捉真实世界的决策复杂性，其中患者合并症、机构方案、资源限制和报销政策动态影响治疗选择。最关键的是，由于缺乏与客观临床结局（如完全闭塞率、再治疗频率、血栓栓塞并发症或功能病残率）的关联，无法明确评估治疗疗效或比较有效性。最后，本横断面设计固有限制了对时间趋势的分析，包括技术采纳的演变（例如，血流导向装置应用的加速）、纵向指南依从性，或报销政策改革的影响。

尽管大规模实践调查存在方法学局限，本研究为优化中国动脉瘤护理提供了基础性见解。作为首个颅内动脉瘤管理的全国性基准，它揭示了关键的差异：先进资源（双平面DSA：32.4%；复合手术室：36.4%）的显著城乡不公平，以及临床决策中经验驱动的差异。高年资临床医师（>10年经验）在较小的UIA直径即进行干预（>5mm：55.5% vs. <2年组的40.1%；p=0.03），并且在偶然动脉瘤中更倾向使用血流导向装置（80.7% vs. 38.3%；p<0.001）。国产血流导向装置（Tubridge：47.1% vs. Pipeline：31.4%）的主导地位既反映了中国医疗器械自给自足战略，也反映了各省报销政策碎片化的影响。为解决这些障碍——尤其是32.5%的受访者将技术问题列为FD采纳的主要限制——结构化的培训项目和公平的资源分配势在必行。未来的纵向研究应在此框架基础上追踪闭塞率、并发症和长期结局。

这项全国性调查揭示了中国颅内动脉瘤管理中的显著差异，这些差异由城乡资源集中、经验依赖的治疗阈值以及国产血流导向装置的主导使用所驱动。这些发现强调了公平资源分配和针对具体情况的指南细化以优化护理服务的必要性。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脑血管病中心副主任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导

担任中国卒中学会脑静脉病变分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卫健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神经介入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神经介入工作组副组长和神经介入医师分会脑与脊髓血管畸形学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出血学组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外科专委会委员、上海市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委员兼脑血管病学组副组长、上海市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医师分会委员和上海市卒中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常务委员

主要从事脑和脊髓血管病的临床诊疗工作，研究方向聚焦脑、脊髓血管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及器具创新转化。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课题11项，获国家发明专利4项，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Journal of Neurosurgery等期刊发表SCI论文30余篇，副主编专著3部，副主译1部。获第十二届WFITN论文一等奖1项，省部级奖励5项。入选上海市东方英才拔尖项目、上海市杰出青年医学人才项目和海军军医大学“深蓝”人才计划，被评为上海市医学会“青年菁英”和国家卫健委脑卒中防治优秀中青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