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艺教授：

这台手术是天坛脑机接口中心牵头的“北脑一号”GCP临床多中心试验启动前的一台关键性手术。本次手术的患者是一位高位截瘫的青年，手术目标是为其重建上肢手部功能。手术植入的核心步骤，需要精准定位其大脑皮层的手结区，在开颅后，将一个4×4厘米的薄膜电极覆盖在该功能区上，整个手术流程本身相对成熟。

本次手术的一个关键创新点在于我们应用了一项新的定位技术。以往，我们会在术前为病人做功能磁共振，以确定其主动与被动手运动区，并将这些数据导入到手术导航系统中。传统的导航方式是通过导航棒与发射源建立关联，在患者头皮上逐点描记出手结区的功能范围，框定出一个大致区域，以确保后续的薄膜电极能够覆盖。医生会根据患者肌力损伤的具体部分，来进行植入位置的微调，是一种相对精确的定位。

这次，团队采用了一种结构光投影的方法，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点对点描记方式。不再需要用导航棒逐一勾画功能区的边界，而是直接将功能区定位的图像投射到患者的头皮上。就像投影仪一样，医生可以直观地在头皮上看到患者手结区的精确位置。更关键的是，在整个手术过程中，从切开头皮、打开骨窗到铺设电极，这个投影都是实时维持的。无论手术进行到哪一层，结构光投影都能持续、准确地指示出功能区的位置。这让我们在打开骨窗时，能够根据功能区的实际位置来更精准地判断骨窗边界，从而实现更理想的电极铺设。虽然这次是初步尝试，手术总时长并未显著缩短，但从手术体验和精准度来看，这项技术对于脑机接口电极的精准定位与植入，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杨艺教授：

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它将这些原本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变得清晰可见、触手可及。这对于神经科学和神经外科而言，无疑是一个飞跃。回想我们学生时代，学习解剖或神经生理时，许多概念都非常抽象，一些阅片能力出色的老医生，他们能够基于平面知识，在脑中构建三维结构。

而现在的技术创新，为我们这个时代带来了革命性的工具。它能够将一个无形的东西，立体地、分层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不仅能看到它是什么形态，更能将它与患者本人的大脑进行精确的匹配与关联。我们说的功能区，尤其是像手结区这样的高级功能区，它并非一个物理形态上的边界清晰的区域，而是由神经系统特定工作模式所定义的功能性区域。现在，这些区域都可以通过精准的定位被刻画出来。目前我们主要刻画的是手部功能的运动区（手结区），但这项技术的应用远不止于此。我们同样可以定位脚的运动区，视觉、听觉等感觉区域，甚至可以展望未来，去定位更高级的功能区，比如负责记忆、认知、情感的区域。这对于神经科学的基础研究，以及神经外科的临床实践，都是一项颠覆性的创新。对于年轻一代的医生和学生而言，他们接触神经外科的起点，将不再仅仅是平面图谱，而是实实在在可以用眼睛看到、甚至可以用手去触碰的立体现实，这彻底改变了学习的路径和深度。

杨艺教授：

正如我们第一个问题所谈到的，传统导航棒本质上是一种点对点的关联工具，它通过点选来建立对应关系。而现在的技术，将这种关联从“点”提升到了宏观甚至立体的空间投射层面。它提供的不仅仅是点的信息，而是三维信息，实现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最终到立体的信息量飞跃。医生所获得的信息量是指数级增长的。无论是正常的解剖结构、病灶（如肿瘤），还是功能区，都能以三维形式瞬间重现。这对于神经外科医生的决策支持是巨大的，而不仅仅是提供几个点的坐标。这是第一个核心突破。

第二个突破，正如第二个问题所提到的，它让许多非实体的功能区域得以可视化。例如，负责情感的脑区，我们过去无法直观其位置与形态。现在，通过功能磁共振等影像学技术，我们可以在导航机器人上重现这些区域，将一个抽象的功能概念，以直观的图像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展望未来，如果能够将普适性的、精细的脑功能图谱融入其中，那将是又一次飞跃。设想一下，我们不需要每次都通过复杂的检查来刻画患者个人的功能图谱，而是有一个高度成熟的图谱，能够适配到任何人的大脑上，并精确指示“这块区域负责手部运动，这块负责脚部运动”，甚至精细到每一个手指或脚趾。目前已有许多科学家在从事脑图谱分割的研究，成果斐然。如果能够将这些研究成果与我们现有的技术相结合，实现这种更精细、更高级图谱的直接叠加，那么，我们不仅是从点到立体、从无形到有形，更是直接将一张描绘大脑所有功能及其复杂工作场景的“地图”铺展在面前。到那时，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指路导航，而是一张完整、详尽的大脑功能地图。在手术和治疗过程中，这张地图将一览无余地呈现在医生眼前。这不仅仅是神经外科的进步，对于所有与大脑相关的研究和治疗领域，都将是一个极大的推动。

杨艺教授：

理论上讲，所有神经外科手术的核心挑战之一就是定位。与其他外科手术不同，大脑是一个封闭的坚硬颅腔，我们首先需要精确知道内部发生了什么变化。常见的如脑内血肿，出血位置、深浅、量的大小，都需要精准定位。稍微复杂的如肿瘤，无论是浅表还是深部，其具体位置同样至关重要。可以说，定位是贯穿所有神经外科手术的核心要素。

更进一步，随着赵继宗院士提出的“脑网络神经外科”概念的兴起，我们不仅要关注单一的病灶点，更要关注不同脑区之间的关联和网络。这对于诸如脑深部电刺激术（DBS）或其他电极植入手术的精准靶点选择至关重要。在脑网络神经外科的视角下，将电极放在哪个网络节点上，成为手术成败的关键。它要求我们看到的不再仅仅是一个血肿或肿瘤块，而是更精细的神经核团，或是脑网络连接中的关键枢纽。所有这些都依赖于定位技术，而定位的精准度，是所有神经外科治疗成败的关键。因此，手术机器人技术和导航技术，无疑为整个神经外科、神经科治疗的定位能力，带来了飞跃性的提升。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

杨艺教授：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不久前还与院士讨论过，在脑机接口技术蓬勃发展的浪潮中，医生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医生当然也会参与科研和产品研发，但我们的本职工作，始终是以病人为中心，从病人的需求出发。

自天坛医院脑机接口中心成立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以疾病为核心的工作导向。我们不是“拿着锤子找钉子”，而是希望能为每一个临床难题（“钉子”）找到最合适的工具（“锤子”）。早期，我们提出了“脑机接口电子处方”的概念。这个系统更偏向工程学思维，它考量的是信号来源、采集范式，例如，通过想象运动采集运动信号，或通过观看视频采集视觉信号；解码与再编码方式，以及最终作用于患者的效应器，如机械臂、电刺激器等。我们致力于将这一完整链条，与不同的疾病和症状进行匹配。我们编撰的这个电子处方，旨在解决的是神经系统疾病带来的各种症状，而非笼统的“病”。我们总结出脑机接口有潜力干预的九大功能障碍：最严重的意识障碍、认知障碍，目前研究最广泛的运动障碍，如肢体偏瘫、截瘫、语言障碍、视觉障碍、听觉障碍、睡眠障碍、情绪障碍以及触觉障碍。这九大障碍，与我们前述的信号采集、解码、编码、效应器等环节相组合，可以构建一个以疾病为核心、庞大的脑机接口技术筛选体系。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技术组合去精准解决不同的症状。这是我们正在努力推进的工作。

基于此，今年年初，天坛医院牵头发布了《植入式脑机接口临床应用路径管理中国专家共识》。我们做了非常细致的工作，以目前技术最成熟的运动和语言障碍为主，梳理了从患者评估筛选、术前检查，到术中操作、术后设备适配的完整路径。所谓“适配”，其内涵非常丰富，涵盖了检测设备穿戴、信号解码、建立患者与脑机系统的有效交互，以及帮助患者在最短时间内掌握使用方法并从中获益等一系列过程。这套路径共识得到了全国百余家单位专家的共同支持，为未来脑机接口的临床应用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接下来，我们今年还将有两项重要工作。一是关于脑机接口病房建制的标准已经完成，即将发布；二是脑机接口门诊评估系统的标准也已成型，旨在规范门诊评估中所需的量表、检测方法及结论出具。这些都体现了医生群体应承担的责任。未来，我们将继续立足于病人的实际需求，在临床试验中挖掘更多与疾病相关的课题，从医院和医生的角度，为脑机接口的应用提供更科学、更合理的解决方案，让整个流程更加优化，最终让每一位患者都能从中获得最大的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