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深入观察狗的眼睛时，你会发现，它的心智与你的不同，但却与你的心智相关。狗和人都体验生命。人是特别的以及他们受意识的眷顾而凌驾于所有其他生物之上，这个观念根源于犹太教-基督教所抱持的信仰，即在事物的秩序中我们占据优选地位，这是一个源自宗教而没有经验实证基础的信念。我们不是特别的，我们只是无数物种的其中之一。我们是不同的，但其他每个物种也是如此。从科学角度看，这意味着我们能够在其他有感知能力的生物中研究意识。

但在我们这样做之前，需要处理一个急迫的伦理问题。人类凭借什么权利使其他物种服从于自己的欲望？这当然是一个复杂的主题。但是一言以蔽之，唯一可能的正当理由是减少那些生物的可预防性痛苦，它们因其内省习惯特别容易遭受这类痛苦，而这种生物就是人类。

我见过一条狗，它的后腿在一驾车逃逸的事故中被压断。兽医让它骑上一种双轮车，这使它能通过两条腿和两个轮子来运动。它的运动和活动模糊不清，但它是我见过的最快乐的狗，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损伤，仅仅看着它就会使我悲戚。它没有认知装置去仔细考虑如果那天汽车没有撞上它，它会怎么样，会如何东奔西跑。它活在当下。而我们人类“被赐予”前额皮层，这允许我们将自己投射进不同的未来，想象可供选择的生活，即本可以是什么的生活。人类具有的前额皮层使得相似的残疾——设想一个退伍军人，他被路边爆破炸掉一处或多处肢体——在人身上会变得更加难以承受。

以一种侵害的方式对动物进行研究，这在伦理上唯一正当的理由就是这类研究能够减轻人类的痛苦。我的一个女儿死于婴儿猝死综合征；我的父亲饱受帕金森症的折磨；一个朋友在精神分裂症爆发期的痛苦挣扎中自杀了；而在生命的尽头，阿尔茨海默病等待着我们大多数人。消除这些以及其他折磨脑的疾病需要做动物实验，这些实验需要实验者的关爱和慈悲之心，（只要可能）还需要动物的合作。

当实验对象从人转到动物，我们可以直接探测动物的脑，这是在人身上不可能做的，而我们失去了被试向我们报告其体验的可能性。但婴儿和严重残疾的病人也无法做到那一点。所以，我们必须想出更聪明的方式通过观察动物的行动去推断这个动物正在体验什么，正如父母对他们的新生儿所做的那样。

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研究知觉和认知所选择的生物体是旧大陆猴（Old World monkeys）。它们不濒临灭绝，并且它们大脑皮层的许多沟和回与我们的相类似。但人脑有3磅（1500克）重，包含860亿个神经元；猴子的脑则轻得多，重3盎司（86克），包含60亿个神经元。正如我在第4章中讨论过的，猴子像人一样能感知到许多视觉错觉。这意味着我们能够以用微电极听和用显微镜观察单个神经元活动的方式来研究视觉知觉的机制。

可是我已经提到的一个惊人的技术突破使得卑微的老鼠——其脑重量不足0.5克，仅有7100万个神经元，成为科学家们最有可能首先识别意识的细胞踪迹的有机体。

新一代的每个天文学家都会发现宇宙远比他们前辈想象得要大，这也同样适用于脑的复杂性。每个时代最先进的技术，当应用于脑研究时，会不断地发现更多层的嵌套复杂性，就像一组永无止境的俄罗斯玩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