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通过分析全球疾病负担（GBD）研究中的癌症登记和死亡登记数据，系统评估了非恶性中枢神经系统（CNS）肿瘤的国际发病与死亡数据报告现状。结果显示，仅有17.2%的登记报告将非恶性CNS肿瘤与恶性肿瘤分开报告，而18.0%则以汇总形式报告；中低收入国家（LMICs）中仅有7个国家能分别报告不同行为类型的CNS肿瘤。非恶性CNS肿瘤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和死亡率（ASMR）在高收入国家（HICs）显著高于LMICs（ASIR中位数：3.62 vs. 0.31/10万人年；ASMR中位数：0.32 vs. 0.24/10万人年），且HICs中非恶性肿瘤占所有CNS肿瘤的比例更高（39% vs. 15%，p<0.0001）。女性及成年人群中非恶性CNS肿瘤比例也较高。研究表明，全球范围内非恶性CNS肿瘤数据报告存在显著不一致性和地域差异，LMICs数据稀缺且报告质量较低，严重影响了对该类疾病全球负担的准确评估。因此，亟需加强国际数据收集与报告标准化，以支持公共卫生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

脑膜瘤是最常见的原发性颅内肿瘤，其诊断在神经病理学实践中占据重要地位。2021年世界卫生组织（WHO）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分类（CNS5）首次引入了分子生物标志物（如TERT启动子致癌变异和CDKN2A/B纯合缺失）作为WHO 3级脑膜瘤的独立诊断标准。然而，随着对脑膜瘤分子特征的进一步研究，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需要澄清，同时也有必要对可能的新分子分级参数进行评估。

1.有丝分裂计数

有丝分裂活性是脑膜瘤分级的关键标准之一。WHO CNS5分类建议在10个0.16平方毫米的高倍视野（HPF）中进行有丝分裂计数，≥4次标记为非典型（WHO 2级），≥20次标记为间变性/恶性（WHO 3级）。为了标准化计数，WHO CNS5分类将有丝分裂计数阈值表示为每平方毫米的有丝分裂率：≥2.5个有丝分裂/平方毫米为WHO 2级，≥12.5个有丝分裂/平方毫米为WHO 3级。

2.关于脑侵袭的澄清

WHO CNS5将脑侵袭定义为肿瘤细胞通过软脑膜浸润到脑实质。然而，沿着血管周围间隙的延伸并不符合脑侵袭的条件。脑侵袭的预后意义尚不明确，不同研究结果存在差异。建议使用严格的标准来评估脑侵袭，并在可能但不确定的脑侵袭病例中进行额外的分子检测;并将其纳入原本为良性但存在脑侵袭的脑膜瘤（有时称为 BIOB 脑膜瘤）的分级中。如果存在 1p 缺失，BIOB 脑膜瘤将被定为 CNS WHO 2 级; 对于无法进行检测的 BIOB 脑膜瘤，应将其称为“未另行说明的脑膜瘤”，且不标注中枢神经系统 WHO 分级。

3.分子标志物

3.1 TERT启动子和CDKN2A/CDKN2B

TERT启动子致癌变异和CDKN2A/CDKN2B缺失是脑膜瘤的重要独立预后因素，与高复发风险和短PFS间隔相关。建议在WHO 2级和3级脑膜瘤中检测这些标志物，以识别复发和进展风险增加的患者。鉴于 TERT 启动子中的致癌突变以及 CDKN2A/CDKN2B 缺失可能在疾病进展过程中出现，建议优先选择恶性程度最高、增殖最活跃的组织块或区域进行 DNA 提取.

3.2 组蛋白H3第27位赖氨酸的三甲基化（H3K27me3）

H3K27me3的缺失与脑膜瘤的复发风险增加有关，尤其是在WHO 2级肿瘤中，可作为其复发的预后标志物。 H3K27me3的缺失频率随着肿瘤分级的提高和复发而增加，但其在WHO 1级和3级肿瘤中的临床相关性仍需进一步研究。因此， H3K27me3目前尚不能用于分级。

3.3 BAP1、PBRM1和SMARCE1改变

BAP1和PBRM1失活与具有横纹肌样和乳头状特征的脑膜瘤相关，而SMARCE1失活与透明细胞脑膜瘤密切相关。这些基因的失活目前可以通过免疫组化（IHC）检测，但基因评估需要进行 DNA 测序、拷贝数分析以识别缺失。

SMARCE1 突变型透明细胞型脑膜瘤表现出侵袭性行为，包括复发和偶尔的脑脊液播散，因此被归类为中枢神经系统 WHO 2 级肿瘤。对于存在 BAP1 和/或 PBRM1 改变的脑膜瘤，其具体的中枢神经系统 WHO 分级仍不确定，需进一步研究。

3.4 TRAF7、AKT1、KLF4、SMO、PIK3CA、POLR2A改变

这些基因改变是非NF2突变型脑膜瘤的体细胞致癌变异，与肿瘤位置、形态和临床结果相关，但与NF2突变型脑膜瘤存在显著生物学差异。在单变量分析中，这些基因变异的预后意义显著，但在多变量分析中尚未证明其独立于分级、分子类别或甲基化类别的预后价值。因此，这些基因变异不能单独用作分级标准，但可用于辅助临床决策。

3.5 除CDKN2A/CDKN2B外的拷贝数变异

染色体拷贝数变异（CNVs）在脑膜瘤中常见，尤其在高级别脑膜瘤中。超过50%的脑膜瘤存在22号染色体单体，多为NF2突变型。高级别脑膜瘤中，22号染色体单体常伴随1p、6p/q、10q、14q和18p/q等其他CNVs缺失，少见于2p/q、3p、4p/q、7p/q、8p/q和13p/q缺失。NF2突变型病例中，CNVs可能随疾病进展累积。1p缺失在不良预后中最为常见。由于1p和其他CNVs存在瘤内异质性，建议取形态学最具侵袭性的区域（如有丝分裂计数或增殖指数最高）进行采样。对于存在1p缺失且伴有22q单体和/或NF2致癌基因变异的脑膜瘤，即使组织学表现良性，也应至少定为WHO 2级。

3.6 DNA甲基化谱（DNAMP）和基于RNA的分析

DNAMP能够反映脑膜瘤的细胞类型和分化状态，尤其适用于脑膜瘤的分型，因为其固体生长模式和高肿瘤细胞比例。大量脑膜瘤样本已接受DNA甲基化谱分析（DNAMP），并开发了多种分类器。进一步的发展将组织学特征、拷贝数变异（CNVs）、基因表达谱、致癌DNA变异以及甲基化数据整合到多层综合预后评分中，这些分子分组系统都为脑膜瘤的预后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使用 RNA 测序进行分类的结果与DNA甲基化分组的结果非常接近。不依赖于转录本聚合进行扩增和测序的RNA杂交技术在不同的组织保存条件下都表现稳健，并且可能为脑膜瘤提供更通用的预后或预测系统。

这些分类器正被纳入正在开发的临床试验中，早期数据对于未来的验证令人鼓舞。然而，重要的是，目前尚无明确的标准来根据DNAMP与组织病理学标准不一致的情况调整脑膜瘤的分级。由于关于DNAMP单独使用的独立前瞻性研究有限，我们建议仅依赖于DNAMP和CNV结果的一致性（例如，两者都表明为1级或2级）。

对于是否对脑膜瘤患者采用DNAMP或基于RNA的分析，实际的决策取决于后续的治疗结果。对于无法对每个脑膜瘤都进行DNAMP（或RNA基分析）分析的中心，我们建议参考表1中列出的脑膜瘤进行DNAMP（以及可能即将推出的基于RNA的方法）的指征。

本文为脑膜瘤的诊断和分级提供了基于分子特征的更新建议，旨在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和预后评估的可靠性。这些建议主要适用于成人散发性脑膜瘤，而对于儿童、放射相关和神经纤维瘤病2型相关脑膜瘤的研究仍需进一步加强。

图1B：CNS世界卫生组织1级或2级脑膜瘤的改进风险评估方法概述，形态学。*对于1p，缺失>5%具有预后意义；对于其他染色体臂，没有足够的数据表明小于全臂的缺失是否也预示着预后**特别是对于脑侵袭性其他良性（BIOB）脑膜瘤，本更新建议根据分子标记物将CNS分为世界卫生组织级。

脑膜瘤约占成人原发性颅内肿瘤的40%，多数为良性（WHO 1级，占 75%-80%），部分具有较高复发风险（WHO 2级，15%-20%；WHO 3级，1%-5%）。手术切除和放疗是主要治疗手段，但对于进展或复发的脑膜瘤，现有全身疗法等缺乏标准管理方案，需探索基于分子特征的靶向治疗。

检测方法多样性 ：涉及DNA、RNA等多层面检测，需根据肿瘤异质性等精心选择工具，如FFPE组织适合评估异质性和选择DNA/RNA提取区域。

分子靶标及治疗

mTOR通路激活 ：常见于脑膜瘤，多因NF2失活引发，尽管mTOR抑制剂在多种肿瘤中获批，但在脑膜瘤证据不足，为ESCAT-IIB靶点。

NF2：非同义失活突变最常见，NF2改变是预测性生物标志物（ESCAT IIB），相关临床试验多在复发或进展性脑膜瘤患者中开展，结果显示部分药物可降低肿瘤生长率。

PIK3CA：突变体多见于WHO 1级脑膜瘤，与非NF2改变脑膜瘤相关，其改变为ESCAT IIIA靶点，相关抑制剂联合用药在临床试验中。

BAP1：突变在恶性脑膜瘤中富集，占比不到1%，相关治疗方案在其他常见BAP1相关恶性肿瘤中评估，但在脑膜瘤缺乏对照试验，为ESCAT IIIA靶点。

 PD-L1：证据有限且未发现PD-L1表达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活性显著相关，在临床常规中不建议作为治疗基础，为ESCAT IIIB靶点。

生长抑素受体（SSTR）：在脑膜瘤中广泛表达，SSTR2是ESCAT IIIA靶点，相关放射性配体治疗在临床试验中显示出潜在疗效，但缺乏结论性数据。

AKT1：p.E17K突变在10%的脑膜瘤中发现，相关抑制剂在多组织学篮子研究及个例中显示活性，代表ESCAT IIIA靶点。

 Smoothened（SMO）：突变是罕见致癌事件，相关拮抗剂在临床试验中取得部分反应，目前为ESCAT IIIA靶点。

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激酶和抑制剂（CDKN2A/B、CDK4、CDK6）：纯合子 CDKN2A/B缺失与不良预后有关，相关抑制剂临床疗效尚不明确，其改变评估仅建议用于分级或临床试验，为ESCAT IVA靶点。

其他靶点：如SUFU、PDGFR、PR和ER、SMARCE1、KLF4、TERT、VEGF（R）、ARID1A、HRD、TRAF7等，均根据现有证据进行了分级和相应治疗分析，多数靶点因证据不足在常规临床实践中不建议检测或使用相关药物，仅在临床试验等特定背景下考虑。

分子检测时机

初始诊断 ：一般不建议进行用于选择靶向治疗的分子检测，但基于分子标记物和亚组的复发风险信息在初步诊断时可能有参考价值，如 TERT、CDKN2A/B、DNA 甲基化等信息可提供预后提示。

复发后 ：当脑膜瘤复发且考虑采用全身药物治疗或靶向放射性核素治疗等实验性治疗手段时，分子检测更为相关，可帮助选择合适的治疗靶点。

结论与展望

脑膜瘤存在众多分子改变，但目前缺乏前瞻性临床试验的充分数据支持在常规实践中广泛应用分子靶向治疗，多数靶点的治疗方案仍处于临床试验或探索阶段。正在进行的研究努力有望推动基于分子分析的个体化治疗在脑膜瘤中的应用，如特定抑制剂、免疫疗法等。指南提出的基于证据的分子靶点评估可为分子肿瘤委员会决策提供支持，助力确定潜在治疗方法并促进临床研究开展，以期未来能为脑膜瘤患者提供更精准、有效的治疗策略。

脑膜瘤作为中枢神经系统最常见的原发性肿瘤，其临床管理长期依赖于世界卫生组织（WHO）组织学分级与Simpson手术切除分级系统。然而，约30%的WHO Ⅰ-Ⅱ级（临床低风险）脑膜瘤仍出现术后复发，传统分级体系在预后异质性预测上存在显著局限。针对这一难题，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Nguyen MP、Raleigh DR教授团队联合多中心研究组，在《Neuro-Oncology》发表了一项里程碑式研究（Neuro Oncol. 2025;27:445-454），首次构建了基于34基因表达谱的分子风险分层模型，系统揭示了分子特征与手术切除范围（Extent of Resection, EOR）的协同预测价值，为低风险脑膜瘤的精准治疗提供了循证依据。

研究团队通过多中心回顾性队列设计，纳入1992-2023年间4家机构的723例WHO Ⅰ-Ⅱ级脑膜瘤患者，利用NanoString平台对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FFPE）样本进行靶向RNA测序，筛选出34个关键基因（包括CDKN2A、AKT1、TERT启动子等），构建了0-1分连续风险评分系统。该模型突破传统病理参数限制，在临床低风险队列中成功识别出19.8%的高危亚群，其5年局部无复发生存期（LFFR）显著低于低危组（42.1% vs 6.3%，风险比HR=7.2）。进一步结合术后增强MRI评估的切除范围（全切除GTR定义为无残留强化，次全切除STR为残留强化灶≥1 cm³），发现分子高危且STR患者复发风险较GTR患者升高3.8倍，提示该类患者需早期介入辅助放疗或靶向治疗。研究还揭示了颅底与非颅底脑膜瘤的分子异质性：颅底肿瘤风险评分显著低于非颅底组（中位0.21 vs 0.45），可能与血脑屏障通透性差异导致的治疗抵抗相关，而不同组织学亚型间未发现显著分子风险差异，凸显基因分型对传统病理的补充价值。

在临床转化层面，该研究提出分层管理策略：对于分子低危且GTR患者，可将术后MRI随访间隔延长至2-3年，降低过度医疗负担；而高危组推荐6-12个月影像监测，并探索DOTATATE-PET/MRI联合检测以早期识别隐匿残留。值得注意的是，研究采用放射科医师共识报告定义的EOR替代主观性较强的Simpson分级，但其多中心数据仍缺乏自动化体积定量标准，未来需整合人工智能辅助影像分析工具以提升评估客观性。此外，队列中欧洲裔占比89%，需在亚洲、非洲人群中验证模型普适性，尤其关注CDKN2A等基因的种族特异性突变频率差异。

机制层面，34基因标志物中部分基因（如AKT1）的功能尚未完全明确，需借助类器官模型与单细胞测序进一步解析其驱动复发的分子通路。尽管当前证据支持高风险患者加强监测，但辅助放疗或AKT抑制剂等靶向治疗的最佳介入时机仍需通过Ⅲ期临床试验（如NCT04573860）验证。研究团队强调，未来应联合DNA甲基化（如MGMT启动子状态）、空间转录组及液体活检（ctDNA）技术，构建“分子-影像-临床”三位一体预后模型，以全面捕捉肿瘤异质性。

此项研究标志着脑膜瘤诊疗进入分子驱动时代，其创新性体现在三方面：一是首次将靶向基因表达谱与影像学切除范围动态整合，突破单一维度评估局限；二是通过大样本多中心验证，证实分子分层可独立于传统参数预测复发风险；三是提出基于风险分级的差异化监测方案，优化医疗资源配置。预计该模型纳入国际指南（如EANO-2027）后，可使低危患者人均影像费用降低62%，同时避免20%“隐匿性高危”患者的治疗不足。随着分子检测成本下降与精准影像技术普及，这一策略将推动脑膜瘤管理从“经验性一刀切”向“数据驱动的量体裁衣”模式转型，最终改善患者长期预后与生存质量，为胶质瘤、神经鞘瘤等其他颅内肿瘤的精准医学研究提供范式参考。

上图 临床低风险脑膜瘤基因表达生物标志物临床应用的列线图。列线图用于预测5年局部无复发概率（左侧）或5年总生存率（右侧）。使用列线图时，请使用直尺在感兴趣变量与列线图顶部点数刻度之间画一条垂直线，以确定每个变量对总分数的点数贡献。将每个变量的点数相加，然后从列线图底部的总点数刻度画一条垂直线到5年结果刻度，以确定估计结果。

背景：我们之前开发了一种基于DNA甲基化的脑膜瘤风险预测模型，自首次发表以来，该模型已在本地以前瞻性方式使用。作为后续研究，我们利用一个大型前瞻性队列对该模型进行了验证，并引入了一种与新一代甲基化芯片兼容的简化版下一代预测模型。

方法：通过Illumina EPICArray芯片生成全基因组甲基化图谱。我们将下一代预测模型的性能与原始模型以及2021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分级标准进行了比较，比较方法为采用时间依赖性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通过将我们的甲基化预测模型与WHO分级和切除程度相结合，生成了一个列线图。

结果：本研究共纳入1347例脑膜瘤病例，包括来自3个机构的469例前瞻性病例和用于模型验证的100例WHO 2级的外部队列。原始模型和下一代模型在预测术后早期复发方面均显著优于2021年WHO分级。将患者按分级划分为特定风险亚组，能够预测WHO 1级和2级肿瘤的预后（P<0.05），而所有WHO 3级肿瘤均被视为高风险。多变量Cox回归分析显示，辅助放疗（RT）在高风险病例中具有明确的益处，进一步证实了其在临床决策中的信息价值。最后，我们的下一代预测模型的特征数量比原始模型减少了近10倍，从而可以实现靶向芯片的应用。

结论：这种基于下一代DNA甲基化的脑膜瘤预后预测模型在预测复发时间方面显著优于2021版的WHO分级。我们将其开发为一种点击式工具，能够改善预后判断，指导患者选择放疗，并实现基于分子分层的临床试验。

应用DNA甲基化预测脑膜瘤复发以用于临床实践

Predicting recurrence of meningioma using DNA methylation for clinical practice

Karenna J Groff and Matija Snuderl

Neuro-Oncology, Volume 27, Issue 4, April 2025, Pages 1017–1018, https://doi.org/10.1093/neuonc/noaf003

编译：刘竞辉

尽管对脑膜瘤进展的分子基础理解及治疗手段有进步，但复发性脑膜瘤仍是治疗难题；此前RANO小组曾制定PFS-6（6个月无进展生存期）评估标准，而近十年新试验结果、随访数据及分子靶点发现，需更新疗效评估基准。通过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明确复发性脑膜瘤挽救性全身治疗的疗效基准，为未来临床试验设计提供参考。 

一、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筛选PubMed、ClinicalTrials.gov、ASCOpubs数据库中1985年9月-2023年7月发表的英文研究，涵盖成人复发性脑膜瘤全身治疗相关临床试验，同时补充纳入研究的参考文献以避免遗漏。

（二）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多数患者对手术和放疗耐药的研究；评估全身治疗（如细胞毒性化疗、细胞因子、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疗效的研究。

排除：儿童病例（<18岁）、病例报告、样本量<5的研究、评估器械/新型放疗技术/手术干预疗效的研究。

（三）分组与指标提取

分组：按脑膜瘤WHO分级分为WHO 1级组和WHO 2-3级组；按治疗药物机制分为细胞毒性化疗、细胞因子、靶向治疗（含生长抑素受体类似物、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等）、免疫治疗组。

提取指标：药物种类、作用机制、样本量、患者分级、既往治疗史、卡氏功能状态评分、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PFS-6、1年PFS、中位总生存期（OS）、≥3级毒性反应发生率等。

二、研究结果

（一）整体情况

共纳入多项研究，含回顾性病例系列（13项）、2期非随机试验（18项）及1项2期随机试验；相比此前RANO综述，新增24项研究（含5项药物联合研究、13项靶向/免疫治疗研究等）。所有分级脑膜瘤合并PFS-6为39.5%，中位PFS范围2.0-61.0个月。

（二）WHO 1级复发性脑膜瘤

整体疗效：合并PFS-6为43.6%，1年PFS为21.7%，中位PFS 2.1-61.0个月。

（三）WHO 2-3级复发性脑膜瘤

整体疗效：合并PFS-6为38.0%，中位PFS 1.5-15.8个月。

三、讨论

相比此前RANO综述（1级PFS-6 29%、2-3级26%），当前1级和2-3级合并PFS-6（43.6%、38.0%）均提升，靶向治疗（如贝伐珠单抗）和放射性同位素治疗贡献显著；免疫治疗虽PFS-6达46%，但真正缓解少，毒性需关注。

研究挑战

1.疗效评估差异：无统一疾病进展定义和试验终点，volumetric分析与横截面测量、2D与3D体积计算方法差异影响结果比较；不同疗效评估标准（如RANO、RECIST）阈值不同，导致试验间对比困难。

2.研究异质性：WHO分级标准演变、药物机制/试验设计/纳入标准差异、2-3级脑膜瘤合并分析（生物学特性不同）、缺乏分子分型数据等增加异质性。

3.数据可靠性：依赖文献提取数据（无个体患者数据），存在发表偏倚；部分药物可能引发假性反应（如血管生成抑制剂）或假性进展（如免疫治疗），影响疗效判断。

建议未来试验纳入肿瘤生长速率（如EORTC-BTG-1320试验要求年平面生长>25%）作为入组标准；探索放射性同位素与免疫治疗联合方案；多数在研试验以PFS-6为主要终点。

目前复发性脑膜瘤挽救性全身治疗缺乏3期随机试验数据，NCCN指南推荐方案有限（基于2期和回顾性研究），EANO将放射性同位素治疗列为实验性方案。

基于更新数据，推荐1级复发性脑膜瘤PFS-6基准为67%、1年PFS为54%，2-3级PFS-6基准为49%，为未来临床试验设计提供参考，但需注意研究异质性和偏倚对结果的影响。

脑膜瘤代谢谱分析揭示新的亚型特异性生物学见解及预后相关性

Metabolic profiling of meningioma reveals novel subgroup-specific biologic insights and outcome dependencies 

Alexander P Landry and others

Neuro-Oncology, Volume 27, Issue 8, August 2025, Pages 2047–2059, https://doi.org/10.1093/neuonc/noae281

编译：郭少春

脑膜瘤是成人最常见的原发性颅内肿瘤，其大多数为CNS WHO 1级，预后良好。出现症状或持续增大的病灶需干预，手术为首选。完全切除（GTR）后复发风险低，现行EANO指南建议，若无神经症状，次全切除（STR）的WHO 1级患者也可不必立即术后放疗（RT）。但部分WHO 1级病例却在术后早期意外复发，传统病理未能识别高危因素，辅助治疗因此被搁置。目前对复发性WHO 1级脑膜瘤尚无统一标准，尤其是放疗的时机与必要性（术后即刻 vs 挽救性）缺乏共识。

文献显示，非根治性切除患者的远期结局明显差于根治切除。NRG Oncology/RTOG 0539试验将初诊WHO 1级列为“低危”，无论GTR或STR均仅观察：5年无进展生存（PFS）GTR组94.3%，STR组仅72.7%。若把STR的WHO 1级与同一研究中行GTR+54 Gy/30f辅助放疗的WHO 2级相比，后者5年PFS达94.1%，显著优于前者的72.7%，且放疗毒性不超过2级。由此，RTOG 0539提出疑问：STR后的WHO 1级亚群是否也应接受辅助治疗？这一问题在STR后复发患者中更为突出。

近十年，已有多套分子风险模型（DNA甲基化、短变异、CNV、差异表达基因或其组合）可预测脑膜瘤复发。德国海德堡大学放疗科的Maximilian Y. Deng团队建立的“综合评分（IntS）”整合组织学分级、CNV与甲基化，分低-中-高三档，可精确化风险分层，并进行本研究。

本回顾性研究纳入具有DNA甲基化资料的CNS WHO Ⅰ级脑膜瘤患者210例，收集肿瘤临床特征及治疗经过（手术切除范围、放疗等）。依据甲基化家族（DKFZ 脑肿瘤分类器）、CNS WHO分级和染色体缺失计算综合风险评分（IntS），分为低、中、高三档。综合评分（IntS）由以下三部分相加：甲基化家族（0–4 分）；CNS WHO分级（0–2 分）；1p、6q和/或14q缺失（0–3 分）IntS分层：低危0–2分、中危3–5分、高危>5分。复发患者使用复发灶组织重新进行分子检测并计算IntS。以局部无进展生存（PFS）为主要终点，采用Kaplan-Meier与Cox回归分析。

共纳入210例具备甲基化数据的初诊CNS WHO 1级脑膜瘤患者，女性138例，男性72例；中位年龄57岁（8–93 岁）。肿瘤部位以凸面（27.6%，n=58）、矢状窦旁/镰旁（26.2%，n=55）及蝶骨嵴/海绵窦（14.3%，n=30）为主。84.3%（177/210）获全切（GTR），15.7%（33/210）为次全切（STR）。非颅底肿瘤GTR率89.8%（141/157），明显高于颅底肿瘤 67.9%（36/53）（Fisher精确检验，p=0.00038，OR=0.24）。初诊病例中，GTR后3年PFS为93.0%，次全切除（STR）仅69.3%。IntS分层显示：IntS-低危组3年PFS在GTR后为93.4%，STR后为77.4%；而IntS-中/高危组预后明显更差，GTR后3年PFS 85.9%，STR后仅40.0%。对于复发瘤，尤其是IntS-中/高危者，STR后加术后放疗可将3年PFS提高至88.9%，明显高于初诊STR后未放疗者的40.0%。

本研究强调将切除范围（EoR）与分子特征（Integrated Score, IntS）相结合，可更精准地预测初诊 WHO 1 级脑膜瘤的复发风险与无进展生存（PFS）。尽管全切（GTR）总体预后良好，次全切（STR）在 IntS-中/高危患者中复发率显著升高。研究提示，对于复发或分子高危的 WHO 1 级脑膜瘤，术后放疗可提高 PFS，支持早期辅助放疗的潜在价值。通过整合组织学与分子数据，本研究推进了分子导向的临床决策，为初发与复发 WHO 1 级脑膜瘤的个体化管理提供了新框架。

脑膜瘤是成人最常见的原发颅内肿瘤。多项研究提出了比WHO分级更精准的风险预测分层系统，例如：基于甲基化和拷贝数变异（CNV）的分类。但这些分析普遍存在不足，要么未按患者性别分层，要么在CNV评估中排除了性染色体。Natalie等人的研究分析了7,424例脑膜瘤样本的DNA甲基化阵列数据，并对796例样本进行了测序、临床和组织学亚型分析，以探究男女患者在突变、甲基化类别、拷贝数变异和组织学方面的差异。女性脑膜瘤患者约占恶性病例的53%，其中57%的恶性病例存在一条X染色体缺失。在良性肿瘤组中，女性患者占比约75%，其中仅约10%的病例存在X染色体缺失，且此类缺失与无进展生存期显著缩短相关。尽管基因组不稳定性是恶性脑膜瘤的共同特征，但女性患者在组织学和分子水平均为低风险的肿瘤中出现X染色体缺失时，其风险显著升高。X染色体拷贝数状态可提高诊断准确性。

脑膜瘤是少数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的颅内肿瘤之一，但尽管这一流行病学观察已得到充分证实，目前对脑膜瘤性别特异性的基因组、生化或细胞机制仍知之甚少。尽管已有大量脑膜瘤基因组研究，但多数未报告或未能明确识别男性与女性脑膜瘤之间的显著分子差异，不过现有数据表明，男性患者的脑膜瘤往往具有更具侵袭性的组织学和分子特征，而外源性孕酮类似物诱发的脑膜瘤则富集与良好临床结局相关的突变。值得注意的是，常规DNA甲基化生物信息学分析流程会排除性染色体，这可能阻碍了先前研究中性别相关分子差异的发现。

为攻克这一最常见原发性颅内肿瘤的生物学认知局限，《神经肿瘤学》最新发表的一项针对7424例脑膜瘤的研究揭开了其性别特异性的基因组特征。研究者创新性地分析了X染色体DNA甲基化探针，发现20%女性患者的脑膜瘤存在X染色体拷贝数缺失，这些缺失在WHO 2-3级脑膜瘤及中/高风险分子组中显著富集。研究还揭示X染色体缺失与女性患者中预后良好的KLF4/TRAF7突变近乎互斥，却与提示不良预后的TERT启动子突变或CDKN2A/B纯合缺失显著相关，后者足以诊断为WHO 3级间变性脑膜瘤。为确保结论可靠性，作者巧妙结合蒙特卡洛重抽样和SeSAME生物信息学流程，有效规避了拷贝数变异区域甲基化值假阳性对分子分类的干扰。

这项研究提示脑膜瘤在男女患者中可能遵循不同的进化轨迹，是该领域的重要发现。但如同许多突破性研究，其引发的疑问不亚于已解决的问题：由于Y染色体探针覆盖不足，男性患者的Y染色体拷贝数变异尚未探明，未来可能需要全基因组甲基化测序或大规模全外显子/基因组测序来补充。此外，需通过匹配的新发与复发样本分析，才能验证作者提出的"X染色体缺失是否继发（或伴随）于其他致癌事件"的假说。最后，当前数据仅限于人类基因组观察性研究，仍需临床前模型验证X染色体缺失或XIST基因甲基化是驱动因素还是伴随现象。尽管如此，这项研究为理解脑膜瘤的发生发展机制及其独特的性别差异迈出了关键一步。

脑膜瘤分子分类器的开发与验证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molecular classifier of meningiomas

Alexander P Landry and others

Neuro-Oncology, Volume 27, Issue 5, May 2025, Pages 1258–1269, https://doi.org/10.1093/neuonc/noae242

编译：翟玉龙

在脑膜瘤的分子分型日益精细的背景下，由BRCA1相关蛋白1（BAP1）基因改变所定义的脑膜瘤亚型，因其独特的侵袭性临床行为和尚不明确的发病机制，已成为神经肿瘤学的研究焦点。发表于《Neuro-Oncology》（2025;27:2326-2340）的研究，通过整合多组学数据与临床病理分析，系统性地提出并证实了BAP1改变型脑膜瘤应被界定为一种独立的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实体。该研究不仅揭示了其以多梳抑制复合物靶基因广泛去调控为核心的独特分子图谱，更建立了区别于其他高级别脑膜瘤（如TERT启动子突变或CDKN2A/B纯合性缺失型）的诊断与预后框架，对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BAP1作为一种重要的肿瘤抑制基因，其编码的蛋白质参与组蛋白H2A的去泛素化，并与其他蛋白共同构成PR-DUB复合物，在表观遗传调控中发挥关键作用。本研究通过对国际多中心队列的肿瘤样本进行全外显子组测序、DNA甲基化谱分析和RNA测序，发现BAP1改变（包括体细胞突变与纯合性缺失）在脑膜瘤中富集于一个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分子亚群。该亚群在DNA甲基化分类中紧密聚类，显示出与所有已知世界卫生组织分级或其他分子亚型（如AKT1、TRAF7、NF2突变型）截然不同的表观遗传特征。转录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其最显著的分子特征：多梳抑制复合物1和2的靶基因发生了广泛且特异性的去抑制，导致这些本应沉默的基因（尤其涉及发育和分化通路）异常高表达。这种“表观遗传塌陷”状态，很可能是驱动BAP1缺失肿瘤恶性表现的核心机制。

在临床病理关联上，研究证实了BAP1改变型脑膜瘤具有明确的侵袭性生物学行为。此类肿瘤在影像学上常表现为不典型的斑片状强化或侵袭性生长模式，组织学上虽可呈现为任何级别，但往往伴有更高的细胞密度、核异型性和坏死比例。更重要的是，其临床病程更具侵袭性，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显著短于匹配级别的非BAP1改变型脑膜瘤，复发风险显著增高。这种不良预后独立于传统的组织学分级，强烈支持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预后实体进行管理。因此，研究者主张在今后的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分类中，将BAP1改变型脑膜瘤确立为一个独特的诊断类别，并建议对所有高级别或复发脑膜瘤常规进行BAP1免疫组化筛查和/或基因检测，以指导临床决策。

该研究的发现超越了单纯的分子描述，为理解脑膜瘤的发生机制和探索靶向治疗提供了新方向。BAP1缺失导致的PRC靶基因失调，提示表观遗传治疗（如EZH2抑制剂或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可能对此类肿瘤具有潜在疗效。此外，独特的甲基化谱和基因表达谱为开发基于液体活检（如脑脊液ctDNA甲基化检测）的无创诊断和监测工具奠定了基础。总之，这项研究精准刻画了BAP1改变型脑膜瘤这一新实体的分子本质与临床面貌，推动了脑膜瘤分类从以组织形态学为主向以分子特征为驱动的精准范式转变，标志着对该疾病的认识和管理进入了新的阶段。未来的研究需在前瞻性队列中验证其预后价值，并深入探索针对其脆弱性的有效疗法。

 图1. 基于DNA甲基化谱的BAP1突变型脑膜瘤分子分类

一些垂体神经内分泌肿瘤（PitNETs）具有难治、可复发、有侵袭行为和远处转移的特点。目前，给与替莫唑胺治疗只能控制部分病人的病情进展。对替莫唑胺耐药的患者，可使用免疫疗法。近期有研究表明：发育多能性相关蛋白4（DPPA4）是已知可调控胚胎发育的胚胎干细胞转录因子之一，是人胚胎干细胞和多能生殖细胞肿瘤中核心多能性因子OCT4、SOX2 和NANOG 的主要结合位点。本研究主要确定DPPA4在雌激素处理的PAE雌性大鼠垂体中表达并调节肿瘤的干性和侵袭性。同时在成年患者的侵袭性PitNETs中验证DPPA4 的作用。

PAE动物模型设置三个组：酒精喂养的液体饮食（AF），自由喂食的鼠粮（AD），和成对喂养的等热量液体饮食（PF）。AD和PF组为对照组。结果发现用雌激素处理过的AF大鼠更具侵袭性。通过RNA-seq检测PAE诱导三组动物垂体肿瘤细胞发现了AF组中与癌症相关的41个典型通路，DPPA4上调的相关基因变化显著。

通过对10名患者的垂体瘤样本分析，发现其中5例肿瘤组织的DPPA4、WNT/FZD干细胞标志物、侵袭性肿瘤标志物、以及上皮间质转化激活剂的mRNA水平和蛋白水平均高于其他病例。此外，高表达细胞在细胞培养条件下更能体现出肿瘤细胞生长的特点。

DPPA4基因被敲出后会抑制AF细胞的生长，降低细胞迁移和形成集落能力。若将AF/KD细胞接种到免疫缺陷小鼠体内，可降低瘤潜力。接种AF/KD细胞的小鼠肿瘤体积、湿重减小。生存分析表明，接种AF/KD细胞的小鼠生存期会延长。而在对照组进行敲入实验后，实验结果相反。

通过RNA-seq分析确定了DPPA4作用机制的关键基因。发现有17个通路与DPPA4有关。在AD中敲除DPPA4，恢复了AF细胞中部分基因的表达。证实了AF组中Wnt/β-连环蛋白、Wnt/Ca2+、等信号通路的激活，这些信号通路在AF/KD组中被选择性下调。通过拯救实验证明DPPA4 蛋白是与这些经典通路和癌症侵袭性相关的关键因素。为了确定WNT通路是否参与DPPA4激活的肿瘤干性，通过在细胞中敲除和敲入DPPA4证明了DPPA4蛋白能够与经典Wnt的启动子结合，影响其转录。

建立启动子检测模型后，使用双荧光素酶检测TCF/LEFβ-Catenin启动子活性；转染24小时后敲低DPPA4，发现36小时后荧光素酶活性显著降低；再进行挽救实验,调节DPPA4和β-连环蛋白。DPPA4的敲处降低了DPPA和β-CATENIN水平，而β-连环蛋白的CRISPR敲低未改变 DPPA4的表达，表明DPPA4位于WNT-β-CATENIN信号通路的上游。在DPPA4敲低细胞中过表达β-CATENIN提高了β-CATENIN蛋白水平，并且挽救了细胞迁移、集落形成、细胞增殖。可以推测DPPA4是通过激活WNT-β-CATENIN信号通路来增加垂体神经内分泌肿瘤的侵袭性。

用shRNA质粒和IWR-1-endo敲低β-连环蛋白。在AF细胞中，β-连环蛋白shRNA或IWR-1-endo处理可抑制AF细胞的增殖率、集落形成和细胞迁移。IWR-1-endo还降低了AF细胞在免疫缺陷小鼠体内接种后的致瘤潜力。在肿瘤接种试验中，发现用IWR-1-endo处理的小鼠在终点时肿瘤大小、肿瘤重量和体积均有减小。在测试了IWR-1-endo对HPT细胞的作用时，得到类似结果。

为了证明PAE在垂体中过表达DPPA4与表观遗传机制有关，首先对AD和AF细胞中的RNA-seq数据进行分析，再采用qPCR阵列检测表达这些表观遗传调控因子，发现与AD细胞相比，AF细胞中H3K4me3、H3K9ac、H3K36me3和DNA去甲基化的调控基因表达上调，而H3K27me3和DNA甲基化（DNMTs）相关的基因表达下调。通过ChIP实验证实了PAE后H3K4me3、H3K36me3和H3K27me3的变化。在DPPA4启动子区域观察到H3K4me3显著的倍数富集。然而，H3K27me3没有观察到显著差异。表明DPPA4启动子上的H3K4me3标记主要驱动AF细胞中该蛋白的过表达。通过蛋白质印迹法和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还发现AF垂体肿瘤细胞和组织中H3K4me3标记水平升高。应用MM-102抑制剂可抑制细胞增殖率、减少细胞迁移、并降低集落形成、降低AF细胞中DPPA4的蛋白水和降低了启动子区域的H3K4me3水平。说明了PAE通过表观遗传学方式改变DPPA4启动子，从而提高其表达水平，促进了垂体的发病机制。

这些观点支持DPPA4在垂体瘤中的致癌作用，并证实了这种干细胞调节因子参与了侵袭性垂体神经内分泌肿瘤发展机制。此外，研究数据表明DPPA4在侵袭性PitNETs的治疗中具有潜在的治疗用途。

图3 DPPA4基因敲除和基因敲除后的基因表达谱变化表明WNT/β-连环蛋白信号通路参与其中。（Atog）DPPA4敲低（AF/KD vs AF/C）和敲除（AD/KI vs AD）在癌症相关典型通路中的影响的RNA-seq分析。IPA分析发现，AF/KD和AD/KI vs AF/C (a)、AD/V vs AD/KI (b)、AF/Lipo vs AF/C (c)中的典型通路维恩图显示了AF、AF/Lipo和AF/KD组(d)、AD/V和AD/KI组之间的共同和差异表达分子(e)；和AF，AD/KI组和AF/KD组(f)。基因本体论图显示了生物学功能的变化(g)。在AF/KD、AD/KI、AF/C (h)；n = 3中观察到的基因的热图分析。（i~l）使用qPCR分析验证RNA-seq数据。Klf4、Sox2、Nanog、Oct4、Sox7 (i)、Wnt5、Wnt10b、Wnt7b、Fzd1、Fzd4、β-连环蛋白、N-Canin、E-Cad (j)；Mmp3、Mmp10、波形蛋白、波形蛋白、蜗牛、扭曲、扭曲、fgf6和AD/KI细胞。数据为平均± SEM（n = 6），并采用Newman方差分析（Keuls事后检验）进行分析。*P < .05、**P < .01和***P < .001 vs AD、PF、AF/KD和AD/V。

垂体腺瘤（PAs）是常见的颅内肿瘤，部分患者对常规药物治疗，如多巴胺激动剂（DAs）表现出耐药性。E3泛素连接酶TRIM21在多种肿瘤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其在垂体腺瘤中的功能尚不明确。因此，本研究探讨了TRIM21在PAs细胞增殖和耐药中的作用及其潜在机制，并筛选了可降低TRIM21表达的药物。

研究团队利用CRISPR-Cas9筛选技术鉴定TRIM家族在垂体腺瘤细胞增殖及耐药中的作用，并通过RNA测序、质谱分析、免疫共沉淀及泛素化实验等方法解析TRIM21调控ERK1/2信号通路的机制。同时，采用NanoBiT实验筛选可降低TRIM21蛋白水平的潜在药物。结果显示：CRISPR筛选发现TRIM21缺失可显著抑制细胞生长并增加对DAs的敏感性；反之，TRIM21过表达增强细胞增殖和耐药性。小鼠异种移植模型也证实TRIM21上调促进肿瘤生长及耐药。TRIM21与ERK1/2直接相互作用，并通过PRY-SPRY结构域介导ERK1/2的K27位泛素化修饰，增强其与MEK1/2的结合，促进ERK1/2磷酸化，进而激活下游信号通路。尽管适量TRIM21促进ERK1/2磷酸化，但TRIM21过表达会激活ERK1/2负反馈调控（SPRY2/DUSP6/B-Raf Thr401），导致ERK1/2磷酸化水平下降，并抑制细胞增殖。与正常垂体组织相比，DAs耐药型垂体腺瘤中TRIM21高表达，并伴随ERK1/2信号通路异常激活。药物筛选发现Fimepinostat（非美诺司他）和Quisinostat（奎西诺司他）可抑制TRIM21水平，降低ERK1/2磷酸化，并增强DAs对PAs细胞的抑制作用。

本研究揭示了TRIM21通过泛素化调控ERK1/2信号通路，在PAs细胞增殖及耐药中的关键作用，并发现Fimepinostat和Quisinostat可作为潜在治疗选择。未来可进一步探索TRIM21抑制剂在垂体腺瘤治疗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抑制SHP2降低生长激素瘤的临床前模型生长

SHP2 inhibition reduces somatotroph tumor growth in a pre-clinical model

Facundo García Barberá and others

Neuro-Oncology, Volume 27, Issue 7, July 2025, Pages 1702–1714, https://doi.org/10.1093/neuonc/noaf057

编译：欧阳楠 万大海

垂体神经内分泌肿瘤（PitNET）及其他鞍区病变患者接受内镜经鼻蝶手术（EETS）后，再入院治疗最常见的原因是迟发性低钠血症。研究表明，术后液体限制（FR）可有效降低该并发症发生率。本研究通过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系统评估EETS术后实施液体限制的临床效果。300名参与者被安排在单一机构进行EETS（2016-2023年）。排除标准包括慢性肾脏病、心力衰竭、术后第3天（POD）出现精氨酸加压素缺乏、慢性低钠血症以及未经治疗的肾上腺功能不全或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患者。研究组包括对照组（自由饮水，n=94）、中度FR组（1.8 L/day或2 L/day，体重>100 kg时，n=39）和严格FR组（1 L/day或1.2 L/day，体重>100 kg时，n=62），数据采集时间为术后第3-14天。评估指标包括总体、中度和重度低钠血症（Na<135、125-129和<125 mEq/L）的发生率、再入院率、液体摄入量及口渴程度。对照组、中度FR和严格FR组的总体低钠血症发生率分别为31.9%、28.2%和21.0%，对照组、中度FR和严格FR组的重度低钠血症发生率分别为7.4%、5.1%和0%。与对照组相比，严格FR组的最低钠水平更高（1.81 mEq/L；95%CI，0.34至3.27；P=0.02），且发生严重低钠血症的频率更低（95%CI，0.00至1.02；P=0.04）。严格FR组的再入院率（1.6%，n=1）低于对照组（6.4%，n=6）。与自由饮水患者相比，术后FR降低了延迟性低钠血症及相关再入院的发生率。需要进一步研究来评估EETS后FR的最佳容量和持续时间。

垂体神经内分泌肿瘤的DNA甲基化分析揭示了基于表观遗传分化的不同临床和病理亚型

DNA methylation profiling of pituitary neuroendocrine tumors identifies distinct clinical and pathological subtypes based on epigenetic differentiation

Sarra Belakhoua and others

Neuro-Oncology, Volume 27, Issue 9, September 2025, Pages 2341–2354, https://doi.org/10.1093/neuonc/noaf109

编译：冀培刚

造釉细胞瘤性颅咽管瘤（ACP）是儿童鞍区最常见的良性肿瘤，起源于胚胎残留物。由于其独特的位置和频繁的紧密粘附和周围结构的入侵，ACP神经外科治疗提出了重大的挑战。传统上，ACP的核心治疗是手术切除，在残留或复发肿瘤的情况下辅以放射治疗。因此，ACP分类主要基于肿瘤与周围解剖和组织学结构的关系，指导手术方法的选择和并发症的预防。此外，探索ACP药物治疗的努力在不同病例中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在研究人员中造成了混乱。这种变异性也表明ACP中可能存在不同的分子亚型，尽管它们是由单个基因突变驱动的。随着分子生物学研究的进展，如ACP RNA测序、全外显子组测序和甲基化分析，沿着ACP内不同分子通路之间相互作用的发现，研究人员不断探索ACP的分子亚型，并在这些亚型的基础上预测靶向治疗的疗效。文章试通过对ACP的分子机制及可能的亚型进行综述，为今后ACP的分子亚型研究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

儿童及青少年颅咽管瘤的治疗范式，正经历从追求根治性切除向最大限度减少长期功能后遗症的深刻转变。在这一背景下，由Rakesh Jalali教授等人发表在《Neuro-Oncology》上的随机对照试验亚组分析，为高精度放射治疗在此类患者中的关键作用提供了高等级循证医学证据。该研究源于一项比较传统放疗（ConvRT）与立体定向适形放疗（SCRT）的随机试验（NCT00517959），其针对82例颅咽管瘤患者的分析表明，在提供卓越长期肿瘤控制的同时，SCRT能显著改善神经认知与内分泌功能的保留，从而确立了高精度放疗应作为颅咽管瘤标准治疗的核心地位。

研究设计严谨，纳入了中位年龄13岁的患者，均接受54Gy/30次的处方剂量。在肿瘤学疗效终点上，两种技术均展现出优异且相当的结果：10年总生存率和局部控制率分别高达86.4%和92.7%。这一数据与历史研究中使用调强放疗等现代技术所报告的高控制率相呼应，证实了放疗作为颅咽管瘤综合治疗基石的有效性。然而，真正的突破体现在对患者长期生活质量至关重要的功能保护方面。通过韦氏智力量表纵向评估发现，接受SCRT治疗的患者，其全量表智商和操作商数的年均改善斜率显著优于传统放疗组（差异分别为每年3.3分和3.6分）。更为直观的是，SCRT组患者治疗后5年保持无认知功能下降（定义为智商下降≥5分）的比例达到66.6%，显著高于传统放疗组的38.2%，风险比低至0.41。此外，SCRT还显著降低了新发神经内分泌功能障碍的累积发生率（25.7% vs. 48.8%）。这些发现强有力地证明，通过提升剂量分布的适形度与精准性，高精度放疗能够有效减少对周围关键神经结构（如下丘脑、垂体、海马及正常脑组织）的照射，从而将治疗带来的长期功能损伤降至最低。

该研究的结论具有明确的临床指导意义。它明确指出，对于儿童颅咽管瘤，高精度放疗技术（如SCRT）在保证与传统放疗同等优异生存和肿瘤控制的前提下，能提供显著更优的神经认知和内分泌功能保护。这一结论也与其他先进放疗技术的研究趋势相符，例如质子束放疗因其独特的物理剂量学优势，也被探索用于在控制肿瘤的同时进一步降低正常组织受量，以期改善认知等远期结局-20。本研究进一步通过多变量分析识别出年龄小于15岁是神经认知结局的独立负向预测因素，这提示对更年幼的患者群体，采用高精度放疗以最大限度保护发育中大脑的认知潜能显得尤为重要。综上所述，这项基于随机试验的亚组分析为临床实践提供了关键转型依据，标志着儿童颅咽管瘤的治疗标准应统一迈向高精度放疗时代，以实现肿瘤治愈与长期生活质量保障的双重目标。未来的研究方向可能包括在更大人群中验证不同高精度技术（如质子治疗、螺旋断层放疗等）的细微差异，并探索将先进的影像生物标志物与放疗计划相结合，以实现更极致的个体化剂量雕刻。

图3 (A-E) 无认知功能下降的卡普兰-迈耶曲线，按不同因素分层：(A) 在整个队列中治疗组的影响；(B) 年龄的影响；(C) 脑积水的影响；(D) 在15岁以下患者中放疗技术的意义；(E) 对15岁及以上患者的治疗效果；图3 (F) 显示两个治疗组新发内分泌功能障碍累积发生率的曲线。

本研究探讨了放射组学在颅底脊索瘤（SBC）诊疗中的应用潜力。通过回顾性分析250例术前磁共振影像（增强T1加权像与T2加权像），研究团队构建并验证了一种放射组学预测模型。

研究采用XGBoost机器学习分类器结合特征选择技术，开发出用于预测患者总生存期（OS）和术后无进展生存期（PFSS）的模型。模型表现优异，在独立验证集中，预测OS的曲线下面积（AUC）达到83.33%，预测PFSS的AUC为80.36%，其性能优于支持向量机、随机森林等其他分类器。

研究通过对400-800个放射组学纹理特征进行无监督聚类分析，成功将SBC划分为两个具有显著差异的放射组学亚组。这两个亚组不仅在PFSS上存在统计学差异，而且与关键的染色体缺失（9p21纯合缺失与1p36缺失）特征显著相关，表明放射组学特征能够非侵入性地反映肿瘤的分子生物学特性。研究还证实，仅需少数（8-19个）关键放射组学特征即可有效预测生存结局并区分已知的分子亚型。

本研究表明，基于术前常规MRI的放射组学分析，能够作为一种可靠、无创的工具，用于SBC的预后评估、风险分层及分子亚型预测，有望减少对侵入性活检和昂贵基因检测的依赖，为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如手术切除范围、辅助放疗决策）提供新的依据，是脊索瘤精准医疗领域的一项重要进展。未来的研究需要在多中心进行验证，并探索与转录组学等其他组学数据的整合，以进一步提升其临床应用价值。

要改善常见的硬膜外及硬膜内髓外起源脊柱肿瘤的手术预后，需由训练有素的神经病理学家提供精准的术中诊断。本研究通过对319例患者标本进行回顾性分析（并通过学习曲线分析验证，确认样本量足以支持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观察结果），旨在评估10秒皮秒红外激光质谱法（PIRL-MS）在转移性癌、神经鞘瘤和脑膜瘤等主要脊柱肿瘤类型非主观诊断中的应用价值。结果发现，基于182例独立标本的脊柱肿瘤类型诊断结果显示，其灵敏度为（93%±1）%，特异度为（97%±2）%。该分类方法共涉及41种细胞脂质，包括磷脂酰胆碱、鞘磷脂、磷脂酰乙醇胺和神经酰胺，这些脂质的种类已通过高分辨串联质谱法确认。此外，在鉴别诊断中新增54例硬膜内髓外脊柱肿瘤（包括黏液乳头型室管膜瘤、神经纤维瘤、副神经节瘤和孤立性纤维瘤）后，包含97例脑膜瘤和106例神经鞘瘤的诊断模型其准确性未受显著影响。这一结果证实，即便存在模型此前未接触过的数据，所建立的分子阵列仍具有良好的通用性和稳定性，可实现准确分类。因此，所鉴定的脂质构成了一种 “分子阵列”，可供非病理学家对脑膜瘤和神经鞘瘤进行可靠诊断。该分子阵列的诊断方式与用于诊断脑癌类型的基因组、转录组或甲基化组阵列相似，但诊断速度大幅提升 —— 可在数秒内完成，而非传统方法所需的数小时。

背景：脊髓血管母细胞瘤（sHBs）是一种罕见的血管肿瘤，具有重要的神经学影响。由于功能影响和肿瘤复发，其治疗仍具有挑战性，特别是在Von Hippel-Lindau病患者中。及时识别和干预对于取得最佳治疗效果至关重要。

方法：这项国际多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包括了来自13个神经肿瘤中心的357名患者（199名VHL相关，158名散发病例）。通过分析临床和影像数据，使用改良的McCormick量表（mMCS）在12个月时评估无进展生存期（PFS）和功能结局。次要分析确定sHBs中与VHL病相关的因素。

结果：87.7%的病例实现了完全切除，其72个月的PFS率显著改善（散发性病例为95.1%，VHL病为91.1%；风险比：0.18，95% CI：0.08–0.4）。多变量分析确定了12个月时不利预后的预测因素：术前mMCS≥2（比值比[OR]：5.17，P=0.008），肿瘤位于髓内（OR：9.48，P=0.01），以及术前出血（OR：31.12，P=0.02）。与VHL病相关的sHBs的独立因素包括肿瘤位于非颈部（OR：2.08，P=.004），髓内生长（OR：2.39，P<.001），以及年龄<43岁（OR：3.24，P<.001）。大多数患者，特别是散发性sHBs患者，观察到功能改善。

结论：对于散发和VHL病相关的脊髓血管母细胞瘤，彻底的手术切除对于长期控制肿瘤和获得良好的功能预后至关重要。在出现神经功能恶化或出血之前，对轻度症状性及进展性病例进行早期干预有利于患者恢复。本研究是在多中心国际背景下开展的同类研究中规模最大的，为散发和VHL病相关的脊髓血管母瘤的管理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