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源自公众号：健康一百年

CeGaT 个体化疫苗：一句话先说清楚

它不是“万能神药”，更像是给每个人“单独定制的一套免疫训练题”，希望把免疫系统教会：认出你这颗肿瘤的独特特征，然后去追着打。

1）底层逻辑是什么？

传统疫苗像“大锅饭”

很多人吃同一锅，目标比较通用。

个体化新抗原肽疫苗像“量体裁衣”

医生会先把你的肿瘤做“基因体检”，再从里面挑出一些只属于你肿瘤的“特殊记号”，把这些记号做成一组小肽段（可以理解为“通缉令照片”），让免疫系统反复学习。

它为什么常做成“多靶点、多张通缉令”？

因为肿瘤很狡猾，容易变。

只盯一个点，肿瘤可能换个“马甲”就逃了。

所以通常会挑一批目标，让免疫系统多条路围堵。

它激活的是哪类免疫细胞？

主要是两类：

CD8 细胞：更像“执行队”，负责直接杀伤。

CD4 细胞：更像“指挥官+后勤队”，能帮忙把免疫反应组织起来。

在胶质瘤这种免疫反应不容易“点燃”的肿瘤里，很多研究观察到：CD4 的参与往往很关键，因为它能把“冷场”慢慢带热。

2）关于 IDH 突变：你写的“锚点效应”怎么讲才更稳？

如果患者是IDH 突变型（例如常见的某些突变位点），那么这类突变肽有时候会被当作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标记”纳入疫苗设计。

它的好处是：

特异性强（更像肿瘤的“身份证”）

有助于免疫系统“对准方向”

但要记住一句话：

不是所有人都一定能用上这个“锚点”，也不是所有流程都百分百把它固定当成标配。

最终是否纳入，仍然要看设计策略、个体条件、以及实际制作与质控。

3）现在到底处于什么临床地位？

更准确的说法是：

它仍然更像“研究性补充手段”，不是标准治疗里的必选项。

标准治疗的主轴依然是：

手术 → 放疗/化疗（以及相应的规范方案）

疫苗更像是在这个主轴基础上，看看能不能“再加一把火”。

4）什么时候打更可能合适？

一般更倾向于这些情况：

手术和标准放化疗结束后

影像学显示“稳定”，没有明显进展

肿瘤负担相对最低的时候

激素能减就尽量减（尤其是地塞米松这类）

为什么要说激素？

因为激素有时就像“把火浇灭的水”。

免疫治疗想点火，激素却可能在背后不停降温。

所以需要水肿的人当然要救命，但如果激素长期高剂量，疫苗效果往往会被拖累。

5）优点是什么？

（1）思路先进：真正“为你定制”

不是按人群平均值做，而是按你这颗肿瘤的特点做。

（2）总体耐受性通常不错

相比很多强烈化疗，个体化肽疫苗整体更像“训练免疫”，全身毒性往往相对轻。

（3）如果出现“强免疫应答”，有机会带来更长的控制期

一些队列里确实观察到：

免疫反应更强的人群，生存结局更好。

但这仍然属于“信号”层面的证据，不等于每个人都一定能复制。

6）风险与局限（这些必须写清楚）

（1）最大现实问题：时间成本

从取到肿瘤样本、测序、筛选、合成，到能打上第一针，往往需要数月。

对进展快的 4 级胶质瘤来说，这段时间就是最危险的窗口期之一。

（2）假性进展：看起来像复发，其实可能是炎症反应

免疫反应强的时候，局部水肿、强化变化可能把影像“搞得很像复发”。

如果经验不足，可能导致：

误判 → 过度治疗 → 不必要的焦虑和副作用。

（3）不是人人都能“点燃免疫反应”

有的人反应明显，有的人反应弱。

目前仍然很难在治疗前百分百准确预测谁一定会反应。

7）哪些地方能做？

这类方案对技术要求很高：

测序、算法筛选、肽合成、质量控制、以及临床团队对免疫反应的管理经验，都要过硬。

因此主要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的专业机构与研究平台上；不同国家也有各自的试验平台在推进癌症疫苗的入组与验证。

最后一句“纯净结论”

CeGaT 个体化疫苗值得作为一部分患者的“战术储备”和“补充加成”，尤其是标准治疗后病情稳定、激素用量较低、且有足够窗口期的人群。

但它绝不是孤胆英雄：

最现实、最正确的策略通常是——

标准治疗打底，个体化疫苗作为加成，配合严密随访与规范处理假性进展/水肿。

CeGaT 个体化新抗原肽疫苗的底层逻辑

传统疫苗多针对相对通用的靶点，而个体化新抗原肽疫苗更接近“量体裁衣”。其一般流程为：肿瘤与对照样本的全外显子/靶向测序结合转录组测序与HLA分型，通过算法优选候选新抗原肽段，并以多肽形式覆盖多个突变位点与表位（研究中常见为十几到二十条量级；例如部分队列中位约19条）。

在免疫学层面，长肽/多肽策略有望同时诱导CD4+与CD8+T细胞反应；在部分胶质瘤队列中观察到以CD4反应为主、同时可伴随CD8反应的模式。

关于 IDH 突变的“公共锚点”

在IDH突变胶质瘤的个体化肽疫苗流程中，突变IDH1（如R132H）可作为高特异性的公共新抗原候选并被纳入疫苗设计，用于增强免疫应答的聚焦性（具体是否纳入仍取决于流程策略、HLA限制与表达/质控等条件）。

截至2026年初的临床证据与定位

现有证据提示个体化新抗原肽疫苗在胶质瘤中具有免疫原性与潜在获益信号，但总体仍处于临床试验或真实世界“个体化治疗尝试”阶段，尚未成为指南层面的标准治疗组成部分。

从实施窗口看，多数研究/实践倾向于在完成标准治疗后、影像学无进展或稳定、肿瘤负荷相对最低且激素剂量尽可能低的阶段启动；免疫治疗相关研究也反复提示较高剂量糖皮质激素可能削弱免疫效应，因此通常建议尽量减量（不同方案门槛略有差异，常见低剂量阈值在≤2–4 mg/天地塞米松或等效）。

风险与局限

总体安全性相对可控，但需警惕免疫相关炎症反应导致的影像学“假性进展/水肿”，避免误判为复发而触发过度治疗；同时，个体化流程存在时间成本（例如在某些GBM真实世界队列中，从组织获取到首次接种的中位时间约16周），对进展快的患者构成现实挑战。

此外，真实世界关联性结果可能受选择偏倚等影响，仍需更严格的前瞻性研究验证。

全球实施与平台

德国（CeGaT，位于 Tübingen）提供相关检测/设计产品，并与 University Hospital Tübingen 等机构在研究/实践中合作。

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 的NeoVax平台属于学术界代表性个体化新抗原疫苗路线之一，并在包括胶质瘤在内的多癌种以临床试验方式推进。

英国通过 NHS England 的Cancer Vaccine Launch Pad 加速多家公司（含 BioNTech 等）癌症疫苗临床试验对接与入组。

一句话结论

个体化新抗原肽疫苗值得作为IDH突变胶质瘤等人群的“补充策略/研究性储备”，但应以“标准治疗为主轴、疫苗为探索性加成”，并把证据级别与适用窗口写得足够克制与可核验。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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