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需要某个更一般的东西。我需要关于银河系、蚁冢、蜜蜂或苹果手机是否有意识的答案。为此，我需要一个能跨越宇宙学、行为生物学、神经生物学和电子线路分析的种种细节的理论。如果对信息理论进行恰当的形式化，那么它就会成为一种能够对任何系统组分的因果交互作用进行量化的数学形式体系。它可以对此处这部分状态（例如一颗恒星、一只蚂蚁、一个神经元或一个晶体管）如何影响彼处那部分状态以及这个影响如何随时间演化进行形式化。信息理论竭尽所能地对任何复合存在物的所有部分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行分类和描述。

信息是21世纪普遍的通用语。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观点是股票和债券价格、书籍、照片、电影、音乐和我们的遗传特征都可以被转换为0和1的连续数据流。一个简单的电灯开关能够处于两个位置的一个位置，开或关，知道了那个位置或状态，则获得了一比特信息。详细说明一个突触对与之所连接的神经元的影响大小需要几个比特，比特是数据的原子。通过以太网线或无线方式，它们被传输、存储、重放、复制以及组装成巨大的知识资源库。信息的这个外在概念（带来一个差别的差别（the difference that makes a difference））是通信工程师和计算机科学家极其熟稔的东西。

大卫·查默斯（David Chalmers）是一位哲学家，他坚信人们可以用信息理论来理解意识。在概述意识的两面时，他假定信息具有两个独特的、固有的基本特性：外在和内在。信息的这个隐藏的内在特性感觉起来就是这样一个系统；一点点意识、某个最小感受质与作为一个信息-加工的系统相关，这就是宇宙所是的方式。具有可分辨的物理状态的任何事物（无论是两种状态（像开-关转换器）还是数十亿个状态（像硬盘或神经系统））都拥有主观的、短暂的、有意识的状态，而且离散状态的数目越大，有意识经验的数量就越大。

查默斯对两面论的构想是粗线条的。这一理论仅仅考虑了信息的总量，而意识并不会仅仅随着比特的累积而增加。在何种意义上，一个10亿字节存储容量的硬盘要比一个128千兆的硬盘拥有更低的感知能力？的确，至关重要的不是越来越多的数据累积，而是个体的数据与比特之间的关系。系统的体系结构即它的内部组织，是意识的关键。但是查默斯的想法与体系结构（即系统的内部组织）无关。因此，它们没有解释脑的某些部位为什么比其他部位对意识更重要，也没有解释无意识与有意识行动之间的差别，等等。

在我们无休止的探索中，弗朗西斯和我提出了一个更为精致的两面论的版本。其核心是朱利奥·托诺尼阐述的整合信息概念，当时他在位于加利福尼亚拉荷亚的神经科学研究所与杰拉尔德·埃德尔曼一起工作。埃德尔曼是一位免疫学家，他帮助破译了抗体的化学结构，他因这项成就荣膺诺贝尔奖。

朱利奥安排我们四人在埃德尔曼的神经科学研究所的美丽庭院中共进午餐。我们的见面是在生物学界两个元老之间较劲的氛围中进行的。然而，这个气氛一直紧张的聚会还是很友善的，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精美的食物和埃德尔曼热衷讲述的源源不断的笑话和趣闻。我们年轻人彼此倾慕，并且这种倾慕与时俱增。

那天下午我们四人相互学习。弗朗西斯和我更好地理解了他们的理论思路：他们强调丘脑皮层复合体的巨大领域的全局和整体的属性，也特强调沉默的重要性（即未演奏乐器的重要性）。（我将用几页篇幅澄清这个有隐含意义的评论）反过来，他们开始领会我们所坚持的主张：寻找意识的神经相关物会引起对神经元及其连接的局部的特定属性的兴趣。

让我向你介绍一下朱利奥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