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怀璋教授：

在过去二三十年间，神经介入无疑是神经外科乃至整个神经科学领域发展最快的亚专科之一。这一进步，一方面得益于影像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与介入相关器械、耗材的不断创新和广泛应用密不可分。在此基础上，众多高质量的临床研究不断推动指南更新，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我们对脑血管病的诊疗策略，使神经介入逐渐成为脑血管病治疗的主流手段。对我个人而言，作为一名脑血管病医生，神经介入的飞跃式发展为我们的临床工作提供了更先进、更有效的工具。

我认为，医生的职责是提供技术和治疗方案，但这些技术手段的进步往往是与整个科学的发展紧密相连的。科学的进步不仅包括理论知识的更新，还涵盖了影像学、材料学、设备技术等多个方面的协同进步。所以，技术的发展从来不是依赖某一个人就能推动的，它是一种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非常幸运，赶上了一个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神经介入技术这二三十年来的进步中解决了许多以往难以应对的问题。

史怀璋教授：

我认为，作为一名医生，从接触一项新技术到最终熟练掌握，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初期，甚至是在大多数阶段，我们都需要依赖客观指标来规范操作，实现标准化、均质化。如影像学的细节判断、规范化的操作流程等，这些都是帮助我们最大程度规避风险、确保手术安全性的重要保障。

但确实，当技术掌握到一定程度后，医生之间的差异就开始显现了。哪怕大家都遵循相同的规范、依赖同样先进的设备和影像系统，不同医生对手术中微妙变化的“感知”是不一样的。我们通常说的“手感”或“直觉”，有时候听起来像玄学，但在经验丰富的医生身上，它确实会发挥作用。比如，有些判断是很难用语言准确描述的，是那种“只可意会”的东西。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可能在某个节点就会本能地判断：现在该停了，不能再推进了——这种对风险的敏感性，是一种感性的认知，而非纯粹理性的分析。

所以，我认为成为一名优秀的介入医生，既要有对规范、技术的严格把控，也要在长期积累中形成属于自己的判断力和“手感”。只有理性与感性兼备，才能在这个领域做到真正的成熟与卓越。

史怀璋教授：

在急性脑血管病，特别是脑卒中的治疗中，其实我们并不是依赖“直觉”来决策，而是高度依赖“时间窗”。换句话说，在最短时间内实现血管再通、恢复脑组织灌注，是决定预后的关键因素。作为年轻医生或者内科背景的医生，他们可能更多是从文献中获取黄金时间窗的概念，比如静脉溶栓的4.5小时，动脉取栓的6小时，或者在特定适应证下可以适当延长等等，这些都是非常理性、数据化的判断依据。

而我自己是神经外科出身，很多对时间的认识其实是在手术中深刻体会到的。比如在进行动脉瘤夹闭手术时，我们有时需要临时阻断大脑中动脉或颈内动脉，这种阻断一般不会超过5分钟。在术中，我们会配合电生理监测，如果血流中断的时间稍长，监测指标就会出现明显变化，提示患者感觉和运动功能可能受到严重影响。这种电生理层面的直接反馈让我非常直观地感受到，大血管闭塞即便持续时间不长，也足以造成不可逆的损害。所以，当我在临床上遇到急性大血管闭塞的卒中病人时，我脑海中立刻会浮现出术中阻断时那种紧迫的情境。这种经历促使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不断优化流程，提升手术技巧，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恢复血流，最大限度保护患者的脑功能。

因此，我认为，一个神经外科医生对“时间窗”的理解不仅来自书本或指南的理性知识，更来自手术中一次次亲身经历的感性认知。这种理性与感性的双重认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每一秒钟对患者意味着什么。

史怀璋教授：

我认为这样的国产器械确实已经出现了，而且数量还不少。特别是在最近十年，中国神经介入器械的发展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非常快速的进步期。我从事神经介入已经二十多年了。在最初的十几年里，我们临床上所使用的几乎全部是国际大品牌的产品。而当时国产器械相对来说非常少，即使有，也确实在质量和性能上无法与国际主流产品抗衡，临床医生使用的意愿也不高。

但在过去这五到十年里，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以微创神通为代表的国产器械无论是在弹簧圈、支架，还是在通路、导丝、导管等方面，都实现了快速的升级和技术突破。可以说，如今在每一个细分的产品线上，我们几乎都能找到能够与国际大品牌相媲美，甚至在某些方面更具优势的国产器械。

比如说，在ICAS这一类病变的治疗中，我们国产器械中出现了APOLLO颅内动脉支架系统，在实际应用中表现非常出色，并填补了国际上适用于ICAS的球扩支架的空白。APOLLO支架我用了快二十年了，我们最早做颅内动脉狭窄的介入治疗时，用的就是APOLLO。当然，随着使用的深入，也出现了一些使用上的困惑。但随着药物洗脱支架的发展，比如近期用得比较多的Bridge等新一代产品，再狭窄率得到了明显改善，也更适用于复杂解剖环境。未来这类新产品可能会逐步替代APOLLO在部分场景下的地位。但即便如此，APOLLO的历史意义仍不可替代。

史怀璋教授：

我认为国产产品最大的优势，在于企业对临床医生反馈意见的高度重视。国外大品牌的产品当然非常成熟，但它们在临床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操作上的不便或者结构设计上的限制，往往很难在短时间内根据一线医生的实际需求做出改进。而国产公司在这方面的响应速度非常快，这一点我认为非常宝贵。密网支架最早是在国外提出并推广应用的，但我们也看到，国产的密网支架已经展现出了明显的后发优势。他们不仅能快速吸收前期产品的设计经验，更重要的是能够结合我们一线医生的意见，将那些在进口产品中尚未实现的临床需求变成现实。

史怀璋教授：

对于传统的大血管，特别是颅底区域的血管，目前我们常规使用的取栓工具——不论是支架型取栓装置还是抽吸导管——都已经具备非常好的效果。以我们中心为例，去年我们完成了570多例取栓手术，再通率超过了90%，可以说在大血管闭塞的处理上，已经能做到稳定有效的治疗。但确实，远端血管或者中等口径的血管再通，目前仍是一个大家积极探索的热点。这类血管由于血管腔径更小，位置也更偏远，传统取栓支架往往不能胜任。

在这种情况下，具备可调节张力特性的取栓支架就显得非常有意义。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设计理念，尤其是在应对这些更复杂、更精细的血管环境中。我们中心也做了一些初步尝试，虽然目前病例数量还不算多，但从目前的操作体验来看，整体感觉是积极的。从逻辑和理论上讲，这类产品确实具备一些独特优势。当然，它在实际临床中的效果和优势到底能发挥到什么程度，还需要更多的实践积累和数据支持。

史怀璋教授：

对我来说，选择从医其实是源于小时候的一个志愿。因为我父亲和爷爷都是医生，从小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耳濡目染，对这个职业逐渐产生了认同和兴趣。当然，坦率来说，神经外科并不是我最初的第一志愿。但在我们那个年代，大学毕业后进入医院工作，第一步是要在整个外科系统中进行轮转——包括普通外科、骨科、胸外科、脑外科以及泌尿外科等。通过轮转的过程，我对各个科室都有了比较直观的了解和认识。在轮转结束后的双向选择中，我最终选择了神经外科。它是一个相对新兴的学科，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科室。后来我选择进一步专注于神经介入这个亚专业，也是出于类似的考虑。一方面是我在神经外科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脑血管病在我们东北地区属于高发病种，具有很大的临床需求；另一方面，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这个方向。我认为脑血管病的介入治疗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领域，尤其是在科技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很多原本难以解决的问题都可能被逐步攻克。

作为医生，我们每天面对的就是生与死。而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如何与患者建立真正的共情，我认为这是医生非常重要的能力和一项基本素质。共情力，对于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医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我记得当年去宣武医院学习，一走进办公室，就看到墙上写着“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八个字。这八个字一直深深印在我心里。它提醒我们，每一位医生，尤其是脑血管病领域的医生，都必须对生命心怀敬畏。因为我们在术中做的每一次判断，有时就能决定一个人能否生存，或者他未来的生活质量。当然，即使我们竭尽全力，把治疗方案做到最优、操作尽可能精准，也不能保证每一次结果都理想。毕竟我们不是机器，而即便是机器，也难免有故障或者偏差，更何况我们面对的是千差万别、充满不确定性的病情。当治疗效果不理想甚至失败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对患者和家属坦诚解释整个过程，让他们理解我们的决策逻辑，也理解风险是如何出现的。只要不是因为我们的疏忽或明显错误导致的，大部分患者和家属其实是能够理解的，也愿意共情。

我一直记得王忠诚院士说过的一句话：“每一位医生都要感谢那些曾经接受我们治疗的患者，尤其是那些我们未能治愈的病人，才真正促使我们成长”。作为医生，我们也有崩溃的时候。尤其是年轻的时候，面对一个失败的病例，哪怕患者和家属没有责怪你，你内心的挫败感却是难以言说的。我曾看过一本美国医生写的书，讲述的是一位年轻住院医生的故事。他在手术中不小心碰破了动脉瘤，导致患者术后重残，最终去世。这件事对他打击非常大，一度想要放弃行医生涯。后来在一位年长医生的开导和支持下，他才逐渐走出心理的阴影。我相信，这样的经历在每一位医生的成长过程中都是必然会经历的阶段。这也是一种必须正视、必须跨越的过程。

所以，我始终认为，一个成熟的医生，不只是技术过硬，更要有稳定的心态和强大的内心，要能在困难中不断调整自己，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接每一位患者，把最好的技术、最严谨的判断，带给每一个信任我们的生命。

史怀璋教授：

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患者的认可确实是我们不断前进、努力提升的一个非常大的动力。当医生，最大的一个幸福感，可能就是你帮助了一个又一个病人，从他们的赞誉、感激和鼓励中获得力量。虽然这份工作确实非常辛苦，常常超负荷，工作强度早已远远超出了所谓的“996”，但我们依然愿意为了这份小小的成就感投入其中。

当然，现在的我，也已经不再是单纯为了“被认可”而工作了。虽然听到这样的夸奖依然会开心，但这已经不是我继续努力的主要动力。如今我更希望能带领团队向更高的目标迈进，也希望把自己这些年来的经验，尤其是那些曾经踩过的坑、走过的弯路，传授给年轻医生。

我希望他们能够少走些弯路，利用现在更先进的技术平台，更快地成长起来。如果能让他们的学习曲线变得更加陡峭，在更短的时间内达到更高的专业水平，那将是我现在最欣慰、也是最重要的成就感所在。

史怀璋教授：

我觉得首先，年轻医生们需要有更高的目标。回想我刚当医生的那会儿，对自己的要求其实还比较简单。那时候我对“好医生”的定义就是：能够诊断清楚病情，能够通过手术或其他方式为患者解除病痛，实现康复。但随着从医年限的增长，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现在的医生，尤其是年轻一代，不能只停留在“治病救人”的层面。医学本身进步非常快，新技术、新理念不断涌现，10年、20年前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做法，现在可能已经完全过时了。所以我对他们的第一个期待就是：永远保持学习的状态，永远对医学保持好奇心。我今天早上查房时还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好奇心会驱使你不断探索，不会满足于现状，不会墨守成规，而是主动去接触新的理念、新的技术，这样你才能真正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节奏。

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医生的责任已经不只是“看好一个病”那么简单了。我们中国医生这些年在临床经验上积累了非常多，但过去我们最大的不足是：不会做临床试验。我们可能做了全世界最多的病例，但很多经验只能是口口相传，无法形成高质量的循证医学证据，也无法影响国际指南，更别说在国际医学舞台上产生广泛影响了。但这些年，尤其是在神经外科、神经介入领域，我们中国医生在国际顶刊上发表了不少高水平的临床研究，像《新英格兰医学杂志》《JAMA》《柳叶刀》等都能看到我们的成果。我们中心现在很多手术，都是在临床试验框架下进行的。就比如今天上午我们做的一台手术，它本身就是一个研究项目中的一部分，每一个步骤都严格遵循了试验设计，这不仅能确保患者受益，也能推动整个医学进步。所以我对我的团队、尤其是团队里的年轻医生的期待就是：不仅要做一个会看病的好医生，更要做一个能影响指南、推动全球医学发展的“临床科学家”。

对于领域内的全体青年医生，我想说：永远保持好奇心，热爱你的事业。这份职业需要你始终对一切新鲜事物保持敏锐的感知——无论是一个特殊的病例，一项新的技术，还是一款新出现的器械或耗材，你都应该有意识地去了解、去思考它是否能够应用到你的临床实践中，是否可能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这份主动性和好奇心，是当代青年医生最关键的素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