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rain: 大猫带你读“意识”巨著系列（一百五十二）：心身之谜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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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章，我将介绍古老的心－身问题，解释为什么我力求以理性和经验实证的探索来解决它，让你熟悉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解释他为什么与这个探索有关，做一个告白并最终以一种悲伤的注解结束。

我无法告诉你它实际上是什么，我只能告诉你它感觉起来像是什么。

——埃米纳姆，《爱你说谎的方式》（2010年）

因为一个日常事件，我的生活走上了一条新路。我已经服用了一片阿司匹林，但牙疼仍在持续。我躺在床上，下臼齿的阵阵剧痛令我无法入睡。

我试着转移这个疼痛的感觉，我想知道它何以带来如此巨大的伤痛。我知道，牙髓的炎症产生的生物电活动会沿着三叉神经的一条分支，最终直达脑干。通过进一步的中继之后，位于颅骨下的脑神经灰质中的神经细胞被激活，并发放电脉冲。脑这个部分的生物电活动与疼痛意识紧密相关，包括可怕的疼痛感受。

但是，等等。某个令人极其费解的事情发生了。脑中的活动如何触发感受？它仅仅是黏糊糊的质料。这种纯粹肉体的质物——就像赛博朋克（cyberpunk）小说中轻蔑提及的身体——如何产生感觉能力（sentience）？说得更明白一点，物理事物如何引发非物理事物，即引发主观状态的呢？我在大西洋海岸的一个遥远夏日所体验的疼痛，看到我孩子所感受到的喜悦或品尝满是泡沫的武夫赖葡萄酒（Vouvray）的味道，所有这些体验的起源从神经物质兴奋的角度看都一样令人困惑。

这之所以让人困惑，是因为在神经系统与其内部观点（即神经系统产生的感觉）之间存在那个看似无法逾越的鸿沟。一方面是脑，即已知宇宙中最复杂的对象，一个服从物理定律的物质。另一方面是觉知（awareness）的世界，生命的声音和景象的世界，恐惧和愤怒的世界，性欲、爱和厌倦的世界。

正如中风或猛击头部这类让人震惊的状况所展现的那样，这两个世界紧密相联。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曾诗意地表达过这一点：“正是在脑中，罂粟是红艳的，苹果是芳香的，云雀在歌唱。”但这种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通过它的形状、它的大小、它的活动、它的复杂性，脑是如何构建有意识体验的？

意识并不出现在组成物理学基础的方程式中，也不存在于化学周期表以及我们基因的无尽的ATGC[1]分子序列中。可是我（即写下这几行句子的作者）与你（即读者）都是有感觉能力的（sentient）。就在这个宇宙中，我们发现了自己。在这个宇宙中，组织精微的物质的特定振动引发了有意识的感受，这就像磨蹭黄铜灯会出现满足三个愿望的神灵一样神奇。

我是一个书呆子。当我还是孩子时，我用自己的家用计算机来执行布尔（Boolean）逻辑定律。我醒着，躺在床上，思考设计精细的隧道钻孔机。所以，当牙疼时，我会很自然地想到一台计算机能否体验到疼痛。假如将一个温度传感器连接到我的笔记本电脑上，并以如下方式来编程：如果房间变得太热，单词“疼”将以巨大的红色字母显示在计算机屏幕上。但是，对于我的苹果电脑而言，“疼痛”感受起来像什么？我愿意将许多东西授予苹果产品，尤其是酷，但是不包括感觉能力。

但为什么不呢？是因为我的笔记本电脑基于不同的物理原理运行？与带正、负电荷的钠、钾、钙和氯离子在神经细胞内外游离不同，电子流向晶体管的门电路，从而导致它们开或关。这是关键的差别吗？我不这么认为，因为在我看来最终一定是脑的不同部分彼此的功能联系才是至关重要的，并且至少在原则上，人们能在计算机上模仿它们。这是因为人是有机的，由骨骼、肌肉和神经构成，而计算机是人造的，由钛、铜线和硅制成吗？这也似乎不是关键。所以，或许是因为人类凭借偶然性和必要性得以进化，而机械装置明显是被设计的吗？动物的演化史完全不同于数字机器，其差异反映在它们的不同架构上。但我不明白它们的不同架构如何造成一个有意识而另一个没有意识。起作用的一定是系统的物理状态，而不是系统的构成方式。

🧠起作用的差别是什么呢？

哲学上，解释某人为什么能感受到某物，这一困难通常被归为“难问题”（Hard Problem）。该术语是由哲学家大卫·查默斯提出的。凭借在这个问题上的严密论证，他在20世纪90年代就声名鹊起，他也由此得出结论：意识体验并不遵循支配宇宙的物理定律。这些定律同样与没有意识的或与具有不同意识形式的世界兼容。关于客观世界如何与主观世界相联，对此永远不会有一个还原论的、机械的解释。正如在“异乎寻常的难”（Impossibly Hard）中，以大写字母H开头的术语Hard Problem随后像病毒一样很快传播开来。在数十亿人的日常生活中，没人怀疑物理世界与现象世界紧密相关，但为什么应该如此却是个谜。

戴夫（Dave）给我上了关于哲学家的重要一课。我曾邀请他给一群神经生物学和工程学的听众讲授他的观点。过后，在喝酒的时候，当他坚持认为没有任何经验实证的事实、生物学上的发现和数学上的概念进步能弥合这两个世界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时，我感到非常震惊。“难问题”不接受任何这类进步的检验。我惊呆了。既不借助数学的也不借助物理-实证（physico-empirical）的框架，仅寥寥数语如何能构建具有如此确定性的东西？对我而言，他有强力的论证，但无疑缺乏证据。

从那时起，我遇到了许多哲学家，他们完全确信他们观念的真实性。这种对自己观念的笃信在自然科学家中是很少见的，当然不经过无数其他竞争观点的打磨，谁都不可能完全正确。由于我们不断地通过实验与繁复的大自然照面，大自然迫使我们修改我们最辉煌和最有美感的理论，我们已经学会了不要轻信任何一个观念，除非它是建立在合理怀疑的基础上。

然而，在某个无意识层面上，那些争论对我产生了影响。他们认为，在理解现象世界的探索中科学终于遇到了对手；他们认为，意识抵制理性的解释，对科学分析有免疫力，超出了经验实证的范围。意识是宗教的入口。宗教对心智现象有一个直观的、合理的解释：我们是有意识的，因为我们有一个非物质的灵魂，即真实的、内在的自我。灵魂是超越性实在（transcendental reality）的重要部分，超出了空间、时间和因果性的范畴。灵魂力求在时间尽头与上帝统一。这些是传统的回答，我成长在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从小就接受这样的教导，这些教导迫使我相信它们。

宗教和科学是理解世界、世界的起源和意义的两种模式。从历史上看，它们彼此对立。自启蒙时代开始，宗教在西方就开始不断地溃退，一次又一次。其中一个挫败来自哥白尼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它将地球从宇宙的中心置于包含一千亿个星辰的银河系的末端。但最糟糕的打击则是来自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演化理论。它消除了人类对地球的神授统治权，并取代了创世纪史诗般的故事——这是一个横跨许多劫数、充满喧哗和狂暴却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传说。演化废除了人类高贵的地位；我们只是不计其数的物种中的其中一个。从我们基因的分子特征，我们能将人类的血统追溯到灵长类动物，并且顺着时间的长河可以一直追溯到绿藻类植物。

因此，许多宗教教义与现代世界观不相容。这种状况不应该令人惊讶，因为在伟大一神论宗教的神话和教义形成之时，人类对地球的大小、年龄、演化以及生活在它上面的生物体还知之甚少。

许多人认为科学从人类行为、希望和梦想中剥离了意义，并在那里留下了荒凉和空虚。分子生物学先驱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无奈地表达了这种苍凉的情感：

人类最终必定会从千年大梦中醒来，发现自己是完全孤独的，是根本孤立的。如同一个吉普赛人，他必须认识到他生活在一个疏离世界的边缘；这个世界对他的音乐充耳不闻，对他的希望漠不关心，如同对他的苦难和他的罪行一样。

在我的大学时代，这个警句，连同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和其他人写的同样冰冷的只言片语一起，装饰了我宿舍的墙面。最终，我奋起抵制这个有关存在和宇宙的冷漠表达。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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