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WLNC与OCIN携手无疑是一场极为成功的会议。WLNC团队与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刘建民教授、杨鹏飞教授等人，拥有着深厚的合作根基与挚友般的情谊。我们不仅是志同道合的伙伴，更情同手足，始终秉持一致的理念并肩前行。而本次会议的举办，正是我们这份深厚默契与情谊的生动体现。

在此次会议中，诸多手术演示令我赞叹不已，例如法国利摩日Charbel Mounayer教授团队、土耳其安卡拉Isil Saatci教授团队分别带来的脑血管畸形病例。在创新领域，阿根廷Pedro Lylyk教授团队带来的经血管硬膜下血肿清除术令我深感震撼，其运用的手术技术由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Luis Savastano博士等人研发，为介入治疗开辟了全新维度。此外，美国芝加哥拉什大学Demetrius Lopes教授团队运用冲击波技术处理重度钙化颈动脉病变的演示堪称教科书级操作，他在迂曲血管中的通路建立、操作导航和技术运用，均具极大借鉴价值，值得我们深入学习。

淋巴管系统对大脑内环境稳态的维系至关重要，大脑功能的各个维度几乎都会受到淋巴管的影响。那么，如何对其实施干预？目前，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研究阶段——越来越多的充分证据表明，特发性颅内高压、搏动性耳鸣等疾病有望通过经静脉介入治疗实现改善。该疗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其可以优化大脑淋巴管或类淋巴系统的流动，进而缓解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头脑昏沉感，甚至视乳头水肿等临床症状。我认为，这既是当前科学研究的前沿方向，亦是临床的聚焦领域。

在我看来，优化淋巴功能及其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关联目前处于前沿探索阶段。我对此抱有浓厚兴趣，并始终保持密切关注。中国的医生已在此领域率先开展探索，韩国的部分团队也开始涉足相关研究。我尤为期待看到我们能否以系统性的研究方式，全面验证其临床疗效。

不过，在此我想谨慎地强调，科学严谨性必须在未来的研究中一以贯之。例如，目前的卒中患者普遍会接受取栓治疗，仅在上海就拥有近30家取栓中心；这些患者得以受益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通过严谨的随机对照试验证实了取栓的临床价值。再比如，对慢性硬膜下血肿来说，脑膜中动脉栓塞曾被视为有悖传统治疗的理念；但如今，EMBOLISE试验、MAGIC-MT试验等多项随机对照研究，切实革新了该领域的诊疗格局。如今，业界对脑膜中动脉栓塞这一疗法已无质疑，皆因充分证据表明了其有效性。

十多年前，我曾开展过一项针对多发性硬化静脉成形术治疗的随机假对照试验。当时，这种所谓的“解放疗法”被广泛用于患者，但始终缺乏高质量证据的支撑。试验结果令人警醒，该疗法实际造成的伤害超过获益，并直接促使该疗法被叫停。这段经历让我深刻领悟到：若想探索医学前沿，必须通过严谨的临床试验验证其价值，这是医学研究绝对的基石。因此，我们需始终保持审慎态度，淋巴相关的神经退行性疾病治疗研究也必须遵循同样的严谨标准——可以预见，神经领域的同仁必将要求我们以高质量研究数据，充分证明相关治疗的安全性与有效性。

当前已有多项随机试验证实，Onyx、氰基丙烯酸正丁酯（NBCA）及Squid等栓塞材料均能显著改善临床结局。还有学者认为，聚乙烯醇（PVA）颗粒的疗效与之相当，甚至有观点认为单纯使用弹簧圈栓塞亦可达到同等效果。

在我看来，下一阶段的研究方向已清晰可循：栓塞治疗能够优化临床预后，这一点毋庸置疑，但目前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答。例如，何为最佳治疗策略？不同栓塞剂的疗效是否存在差异？远端渗透需求与近端阻塞之间的关联如何？硬膜下间隙信号异质性与症状完全缓解之间的相关性如何？因此，我们中心计划对现有数据进行荟萃分析，深入探究决定这一新疗法成败的关键因素。

我关注表面涂层FD的初衷，并非为了缩短DAPT的时长。核心原因在于，FD的血栓栓塞并发症发生率显著高于弹簧圈栓塞或单纯血管内治疗。尽管如此，在动脉瘤血管内治疗领域，FD的治愈优势仍难以替代。其治愈率最高，但伴随的并发症风险也最为突出。

我致力于表面涂层改良技术的主要目标，就是在维持FD现有治愈率的前提下，切实降低并发症发生率，从而让这一疗法成为更多患者的优选方案。当然，该技术可能带来的附加价值同样值得关注，例如缩短抗血小板药物使用时间，或优化装置表面的内皮化速率等。但归根结底，我对这项新技术的核心诉求，是降低FD的血栓栓塞并发症发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