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中国神经科学学会意识与意识障碍分会,中国康复医学会脑功能检测与调控康复专业委员会. 经颅磁刺激治疗慢性意识障碍专家共识[J]. 中华神经医学杂志, 2025, 24(5): 433-442.DOI: 10.3760/cma.j.cn115354-20250312-00134.
通信作者:何江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北京 100070,Email:he_jianghong@sina.cn;吴毅,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上海 200040,Email:wuyi4000@163.com;赵继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北京 100070,Email:zhaojizong@bjtth.org

前言
慢性意识障碍(prolonged disorders of consciousness,pDoC)是指由脑外伤、脑卒中、缺氧性脑病等严重脑损伤导致意识丧失超过28 d的病理状态,根据意识等级可分为植物状态/无反应觉醒综合征(vegetative state/unresponsive wakefulness syndrome,VS/UWS)和微意识状态(minimally conscious state,MCS)两大类别[1]。pDoC发病机制尚不清楚,根据中央环路假说,由中央丘脑-额-顶、枕叶皮质组成的神经环路是意识产生和维持的基本通路,该环路完整性的破坏将导致pDoC[2]。近年来国内外应用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对pDoC患者进行意识的检测及针对脑网络增强的促醒治疗,取得了一定的临床效果[3-4]。本共识旨在总结与梳理pDoC领域近年来的重要成果,结合中国专家的临床实践经验,针对成年pDoC患者制定TMS技术标准,为临床医师、康复治疗师等提供规范性、指导性意见,促进TMS技术在pDoC领域中的规范应用和健康发展。
一、共识制订方法学
(一)共识制定专家组
本共识由中国神经科学学会意识与意识障碍分会、中国康复医学会脑功能检测与调控康复专业委员会共同发起和组织,邀请神经外科、神经内科、康复医学科、高压氧科等相关专业的专家参与论证与标准制定。共识起草过程遵循国际通用的共识制定流程。
(二)文献检索策略
检索数据库包括PubMed、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中华医学期刊全文数据库等,检索时间范围为建库至2025年3月21日。英文检索词为“prolonged disorders of consciousness”、“pDoC”、“vegetative state”、“VS/UWS”、“minimally conscious state”、“MCS”、“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rTMS”、“TMS-EEG”、“treatment”、“clinical research”,中文检索词为“意识障碍”、“植物状态”、“微意识状态”、“经颅磁刺激”、“临床研究”等;纳入文献类型包括临床指南、专家共识、综述、系统评价/荟萃分析和原创论著,剔除重复文献、无法获取全文的文献。
(三)共识形成方法及推荐等级分类
本共识基于牛津循证医学中心(Oxford centre for evidence-based medicine,OCEBM)的证据分级标准2009(http://www.cebm.ox.ac.uk/resources/levels-of-evidence/oxford-centre-for-evidence-based-medicine-levels-of-evidence-march-2009)对证据进行质量分级及推荐等级分类。证据等级Ia:基于同质性较好的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的系统综述,Ib:单项RCT,Ic:“全或无”证据;IIa:基于同质性较好的队列研究的系统综述,IIb:单项队列研究及质量较差的RCT,IIc:结局研究;IIIa:基于同质性较好的病例对照研究的系统综述,IIIb:单项病例对照研究;IV:病例分析;V:专家意见。基于I类证据形成的推荐意见归为A级推荐,基于II、III类证据形成的推荐意见归为B级推荐,基于IV类证据形成的推荐意见归为C级推荐,基于V类证据形成的推荐意见归为D级推荐。部分缺乏循证医学证据的情况下,推荐意见等级由共识专家组基于临床经验和专业知识研讨确定。
二、TMS原理与效应
(一)生物物理学原理
TMS是一种非侵入性神经调控技术,原理为通过电磁感应产生高强度、短脉冲的磁场,该磁场可穿透头皮和颅骨组织,在目标脑区诱发感应电流,从而引起神经元去极化,实现对特定脑区神经元网络活动的激活或抑制调控。根据磁场强度参数差异,TMS技术及设备主要分为两类:强磁型TMS,工作磁场为1~3特斯拉(Tesla,T);弱磁型TMS,工作磁场维持在数毫特斯拉至十几毫特斯拉量级。需特别说明,本共识所规范的TMS技术参数均针对临床应用级的强磁型TMS设备,不涵盖弱磁型TMS设备体系。
(二)线圈类型与特征
TMS线圈是产生高强脉冲的主要装置,常见类型有圆形、8字形和深部线圈(如H线圈、锥形线圈)。圆形线圈刺激深度约2 cm,刺激强度和面积大,但聚焦性较弱;8字形线圈在刺激时产生1~2 cm²的效应区域,深度达皮层下2~3 cm,精度优于圆形和深部线圈;深部线圈效应深度为5~6 cm,可产生更有效的刺激效应,根据刺激部位可缠绕成不同的线圈形状,其中H形线圈在刺激深度上更具优势。pDoC治疗中圆形和8字形线圈较常用,选择时需根据治疗目的、靶点和患者情况综合考虑。
(三)刺激模式
TMS刺激模式有单脉冲(single-pulse TMS,sTMS)、双脉冲(paired-pulse TMS,ppTMS)、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MS,rTMS)和θ爆发式刺激(Theta burst stimulation,TBS),其中TBS又分为间歇性TBS(intermittent TBS,iTBS)和连续性TBS(continuous TBS,cTBS)[5]。低频rTMS(≤1 Hz)和cTBS有降低皮质兴奋性的作用,而高频rTMS(>1 Hz)和iTBS则有提高皮质兴奋性的作用。pDoC诊疗中常见的刺激模式为sTMS、rTMS和iTBS。
(四)靶区定位
常用的TMS定位方法包括:(1)脑功能区-解剖定位:刺激初级运动皮层(primary motor cortex,M1)手控制区,观察是否诱发手部活动或记录手部肌肉的运动诱发电位(motor evoked potential,MEP),再以此为基点移动到目标靶区。如M1向前平移5 cm定位到前额叶背外侧部(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2)脑电电极定位:参照国际10-20系统头皮电极位置,应用专用定位帽使TMS靶点更为精准和直观。如DLPFC对应为左/右侧额叶(left/right mid-frontal,F3/F4),后顶叶皮层(posterior parietal cortex,PPC)对应顶中线(parietal midline point,Pz)位置。(3)神经导航定位:基于个体化头部影像,通过光学或机器人导航技术,实现对目标皮层或深部脑结构的精准定位。pDoC常选择靶区为DLPFC、M1区及PPC等。
(五)刺激效应及影响因素
脑网络的完整性及活动水平与pDoC患者的残余意识水平相关,TMS通过直接激活局部神经元和产生的远隔效应,调节脑区、神经环路及脑网络的活动水平,还可调节局部脑区血流量、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分泌和神经递质的释放等,促进神经网络的重塑,从而改善意识水平[6]。
影响TMS刺激效应的因素主要包括刺激参数、部位、个体脑结构差异等。其他影响因素包括:(1)刺激前皮质兴奋性的基线水平:比如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tDCS)与TMS联合应用时,可能造成不稳定的TMS调控效果(增强或减弱)[7]。(2)药物:部分药品(如精神类、安定类及抗癫痫药物等)可能会增加TMS诱发癫痫的风险[8]。(3)线圈位置与角度:TMS线圈的磁场会因距离和角度变化而衰减。线圈需紧贴头皮表面,并与颅骨保持垂直角度,以确保磁场能够有效穿透至目标靶区。
推荐意见1:(1)TMS临床诊疗选用强磁型TMS设备(1~3 T),浅部靶点选用圆形和8字形线圈,深部靶点选用H线圈(Ia级证据,A级推荐);(2)rTMS、iTBS和sTMS为临床常用刺激模式(Ib级证据,A级推荐);(3)首选靶点为DLPFC,次选靶点为PPC、M1(Ib级证据,A级推荐);(4)TMS治疗效应评定还需综合考虑操作完成质量、药物应用、皮质兴奋性的影响(IIIb级证据,B级推荐)。
三、TMS在pDoC患者意识等级评估中的应用
TMS通过刺激靶向脑区诱发神经元去极化反应,其神经电活动可沿神经纤维通路向邻近脑区扩散,扩散范围及持续时程与脑网络的固有特征及脑损伤程度密切相关。故除了治疗作用,TMS还可通过sTMS或ppTMS刺激模式诱发脑网络反应,作为检测脑功能及神经调控潜力的方法,具体参数设置见表1。
(一)具体应用形式
TMS可与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m,EEG)、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RI,fMRI)、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技术(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fNIRS)及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PET)等相联合,形成TMS-EEG、TMS-fMRI、TMS-fNIRS、TMS-PET等技术,在pDoC的神经机制研究和临床评估中发挥协同增效作用。其中TMS-EEG通过记录大脑皮层的瞬时电活动和事件相关电位来评估脑功能,可根据pDoC患者中激发的特征响应结果区分患者的意识水平。TMS-fMRI、TMS-fNIRS及TMS-PET可在TMS刺激时同步检测局部脑区或脑网络的氧合变化,但对于检测环境要求较严,在pDoC患者中的应用受限。
(二)刺激参数
pDoC诊断评估主要采用TMS-EEG技术,8字线圈因其良好的空间聚焦特性成为首选[9-10]。目前大部分研究刺激靶区选择左侧DLPFC,部分选择额上回(superior frontal gyrus,SFG)及顶上小叶(superior parietal lobule,SPL),其中额叶区域与PPC的相互功能连接被认为与意识水平相关[11-12]。刺激模式方面,主要采用sTMS,也可见sTMS与ppTMS联合使用的方案,rTMS应用相对较少[13-14]。强度参数采用双标定系统:一种是100~160 V/m的皮层表面电场强度[11,15];另一种是80%~120%静息运动阈值(rest motor threshold,RMT)。每次刺激通常给予200~400个脉冲,间隔(2.0±0.2)s,总持续时间7~15 min,对MCS的诊断准确率达到86.4%[16]。
(三)评定指标
1.运动诱发电位:TMS刺激通过大脑皮层运动细胞、脊髓及周围神经运动通路,在相应的肌肉上诱发运动并产生复合动作电位,通过肌电图捕捉与记录的神经信号即为MEP。RMT是诱发MEP所需的最小刺激强度。MEP为定位运动区及相应脑区位置的关键指标,也是检测和判断pDoC患者下行运动通路完整性的可靠方法。
2. TMS诱发电位:TMS诱发电位(TMS-evoked potential,TEP)是TMS刺激皮层后EEG记录的早期(<300 ms)神经响应,反映皮层兴奋/抑制平衡。关键成分(P300、N100等)对应不同神经机制:P300可能源于谷氨酸能兴奋,N100与γ-氨基丁酸能抑制相关。TEP可作为脑疾病的生物标志物,但需排除TMS伪迹干扰。
TMS-EEG区分VS/UWS和MCS主要依据TEP及其衍生量化意识的指标,即扰动复杂性指数(perturbational complexity index,PCI)[17]。TEP是衡量大脑皮层反应性和有效连接性的指标,其振幅和潜伏期的变化反映了受刺激区域皮层及远隔皮层活动的变化。而PCI用于测量大脑对TMS响应的复杂度,旨在评估意识水平:MCS的PCImax值>0.31,而VS/UWS的PCImax值<0.31[18]。鉴于PCI值的计算工作量较大,Comolatti等[9]开发了快速PCI(fast perturbational complexity index,PCIst)版本,通过简化算法使计算效率提升80%,仅需21导联EEG,更具有临床适应性。此外,其他评定指标,如脑平均场功率反映皮层整体反应强度,皮层振荡特性(锁相因子和相干性)评估神经集群同步和信息整合能力,可作为补充指标联合分析以提高评估准确性。
推荐意见2:使用TMS评估pDoC患者意识水平等级时,宜使用8字线圈,sTMS模式,刺激靶区首选L-DLPFC,次选R-DLPFC,其他可选靶区包括SFG、SPL;参数设置为100~160 V/m皮层表面电场强度或80%~120% RMT,脉冲数200~400个/次,时间间隔2.0 s;采用TEP及相关指标(PCI、PCIst等)评定pDoC患者意识状态(IIc级证据,B级推荐)。
四、TMS在pDoC治疗中的应用
TMS治疗pDoC患者的目标是改善意识水平,主要应用rTMS模式,也有TBS模式。当pDoC患者意识逐渐恢复后,运动、吞咽功能障碍问题会突显。多目标的TMS治疗策略有助于全面改善功能障碍,进一步提高pDoC患者生存质量。言语、呼吸等功能障碍与本共识针对的患者人群关联性较弱,未展开描述。推荐参数汇总内容见表1。
(一)意识障碍
TMS通过调节默认网络、执行控制网络以及丘脑-额顶叶等意识相关的神经环路改善脑网络连接性,减少脑电低频功率并增加高频功率,改善脑区皮层活动并促进神经网络的重塑,从而促进pDoC患者的意识恢复[19-20]。
1.线圈选择:在TMS治疗方面,基于前文描述的线圈特点,根据不同的治疗需求可选择不同类型的线圈:8字线圈适用于定位精准时的靶区治疗;圆形线圈适合无法定位或线圈固定困难时,进行区域刺激;而双锥形线圈则用于深部核团刺激[21-22]。
2.刺激参数:常用靶区为DLPFC、M1及PPC,DLPFC(左侧最常见)调节维持意识的神经环路与脑网络活动;刺激M1可改善认知功能或运动障碍;刺激PPC调节额顶叶环路,改善执行控制、视觉空间注意皮层活动[23-24]。高频刺激(5~20 Hz)具有显著疗效,其中10 Hz、20 Hz的应用最为广泛[2,4,25-26];iTBS模式也展现出良好的治疗效果[27-28]。刺激强度多采用80%~120% RMT,既能保证治疗效果,又能将不良反应发生率控制在5%以下[5]。在治疗剂量方面,单次治疗脉冲总数设置为1 000~3 000个时,可产生较佳的剂量-效应关系[25,29]。治疗方案通常采用每周5~6次、连续4~6周的基础疗程设置,也可延长至8~10周,临床疗效在多项随机对照试验中得到验证[3,25,29]。
3.评定指标:TMS治疗中应定期进行修订版昏迷恢复量(coma recovery scale-revised,CRS-R)评定,以及神经电生理检测、脑成像检测。神经电生理检测主要基于EEG技术(频谱分析、功能连接网络分析、事件相关电位如P300和失匹配负波)以及体感/脑干听觉诱发电位;脑成像检测包括多模态MRI[fMRI、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等]、fNIRS和PET-CT/MR等。
推荐意见3:使用TMS改善pDoC患者意识水平时,建议使用8字、圆形线圈,刺激靶区首选L-DLPFC,次选R-DLPFC,其他可选靶区为PPC、M1等;刺激频率为10 Hz或20 Hz,强度为80%~120% RMT;刺激脉冲1 000~3 000个/次,5~6次/周,刺激4~6周,可根据患者恢复情况调整疗程次数。治疗中及结束后定期进行CRS-R量表评定、神经电生理及脑成像等客观检测与评估(Ib级证据,A级推荐)。
(二)运动与吞咽障碍
当pDoC患者意识评定达到MCS+时,应及时对其并发的运动及吞咽等功能障碍症状进行治疗。尽早实施TMS的多靶区联合干预能有效改善pDoC患者的吞咽、运动功能。由于此时pDoC全脑神经兴奋性下降,多采用双侧兴奋性刺激模式。
1.运动障碍:靶区选择与调控策略遵循常规运动障碍的TMS治疗原则。双侧M1是最常采用的刺激部位,该区域通过皮质脊髓束与脊髓运动神经元形成直接的神经连接[30]。8字线圈凭借其精准的空间定位特性,特别适用于上肢运动皮层的靶向刺激;而针对下肢运动皮层(靠近中线Cz位置)时,由于解剖位置的特殊性,圆形线圈的区域性刺激模式更具临床适用性[31]。具体参数设置可遵循国内TMS治疗运动障碍相关专家共识及临床指南[32-33]。
2.吞咽障碍:TMS技术对吞咽功能障碍具有较好的治疗作用,靶区选择与常规吞咽障碍治疗方案相似。双侧M1区的咽肌、舌骨上肌群及食管运动皮质代表区作为主要刺激靶区,通过皮质延髓束与脑干的吞咽中枢形成直接的神经调控网络[34-35]。此外,刺激初级感觉皮层(primary somatosensory cortex,S1)以及运动前区(premotor cortex,PM)也可收到较好疗效[36]。具体参数设置可遵循国内TMS治疗吞咽障碍相关专家共识及临床指南[32,37]。
推荐意见4:使用TMS治疗pDoC运动与吞咽障碍时,建议使用8字、圆形线圈,5~20 Hz rTMS或iTBS刺激,首选双侧M1(肢体运动区、咽肌、舌骨上肌群及食管代表区),其他可选靶区为S1、PM;刺激强度为80%~120% RMT,刺激脉冲600~2 000个/次,5~6次/周,刺激4~6周,可根据患者恢复情况调整疗程次数(Ia级证据,A级推荐)。
五、安全应用与注意事项
pDoC患者病情复杂,采用TMS评估或治疗的过程中存在多种高风险情况,需要谨慎对待[38]。此外,pDoC患者体内常存在各类金属植入物,如脑血管类植入物(动脉瘤夹、弹簧圈、血管支架等)、颅骨修补材料、脑室-腹腔分流泵及神经调控装置(脑深部电刺激器、脊髓电刺激器等)。这类植入物因其电磁特性常被视为TMS治疗的禁忌证或高风险因素。近年来,随着TMS治疗经验的丰富及疗效的提升,积极拓展TMS治疗的适应证具有重要意义。
(一)颅骨缺损
pDoC患者的颅骨缺损较常见,缺损面积越大,TMS诱导的电场效应越强、穿透越深,早期缺损区瘢痕组织未形成时,电磁导效应更为显著,可能导致实际刺激强度远超预设值,存在风险[39]。同时,缺损侧实施TMS治疗时难以精准控制刺激强度与范围,可能存在过度刺激风险[38]。为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临床实施治疗前应结合影像学评估缺损位置,避开缺损区域,选择对侧靶区进行治疗以降低风险。对于双侧颅骨缺损患者,选择PPC或颞顶叶交界区等非缺损区域作为替代靶区,这些区域既兼具重要神经调控功能,又可规避颅骨缺损对电场的干扰[40]。
推荐意见5:单侧颅骨缺损者,优先选择健侧靶区进行治疗,避免直接于缺损区域上治疗;双侧颅骨缺损者,推荐选择非缺损区域的靶区进行治疗,如PPC(IV级证据,C级推荐)。
(二)癫痫
癫痫发作与多种病理生理因素有关,TMS规范操作时通常不会诱发癫痫发作[41]。特定风险因素存在时,如患者存在癫痫病史、刺激靶区选择不当或治疗参数不合理时,可能会增加癫痫发作的风险[42]。在rTMS技术早期试验阶段,癫痫发作曾被报告为潜在不良事件。但后续研究证实:经rTMS治疗的癫痫患者发作频率与正常受试者相比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P>0.05),相反临床上多采用低频TMS,具有治疗癫痫的潜力[43-44]。
推荐意见6:pDoC患者存在癫痫病史时,TMS治疗前需详细采集患者癫痫病史、精神系统疾病史及精神类药物使用史,并充分告知相关风险(如癫痫发作),签署患者知情同意书;制定TMS治疗方案并正确设置刺激参数。治疗中如发生癫痫等不良事件,应立即停止刺激并按照应急预案规范处置(IIIa级证据,B级推荐)。
(三)金属植入物
1.动脉瘤夹/弹簧圈/血管支架:目前临床使用的动脉瘤夹和血管内栓塞材料(如弹簧圈、血管支架等)多为非铁磁性材质。研究表明当TMS线圈与植入物保持≥3 cm距离时,位移和热效应风险极低[45]。而能耐受MR检查者通常也可安全接受TMS治疗[46]。同时,脑血管治疗类植入物多位于颅底Willis环区域,与额、顶、枕部的治疗靶区距离超过5 cm,在TMS效应区外。深部TMS(deep TMS,dTMS)虽在pDoC治疗中前景良好,但对深部植入物的安全性仍需更多验证[47]。因此,TMS治疗前需确认植入物材质和位置,确保靶区距离≥3 cm。治疗中应密切监测,严格固定线圈位置避免接近植入物。
2.脑室-腹腔分流装置:pDoC患者常因脑积水接受脑室-腹腔分流手术,其分流泵为含金属材料的关键构件(多数为可调压功能),常埋置于额顶或耳后皮下。TMS直接作用于分流泵将导致分流阀门移位,故应避免在泵体上方进行刺激[39]。当线圈与阀门保持≥5 cm距离时,宜使用8字形线圈以降低潜在影响[38]。治疗中需严格控制线圈位置,防止接近分流泵。此外,需定期检查分流泵设定档位,若发现移位应及时调整。疗程结束后,需通过专用检测设备或影像学检查(如颅脑X片/CT等)再次确认分流泵档位状态。
3.颅骨修补材料:不同颅骨修补材料可影响TMS电场特性(场强、穿透深度及空间分布)。钛金属板作为常用颅骨修补材料,其低电阻特性会增强电磁场并增加功率吸收,可能导致刺激参数不稳定及脑组织损伤[48];常规TMS不会引起钛板温度升高或移位,但其导电性导致的电场畸变存在潜在威胁[39]。新型聚醚醚酮(polyether ether ketone,PEEK)修补材料为绝缘体,但常使用金属钛钉或连接片固定于颅骨,存在同样的金属物相关风险[49]。因此,不建议在修补侧进行TMS治疗,而应优先选择在健侧进行刺激。双侧修补时治疗原则同颅骨缺损。
4.脑深部电刺激:脑深部电刺激(DBS)设备由颅内电极、延长导线和脉冲发生器(implanted pulse generator,IPG)组成,其中颅内电极和延长导线内芯为金属电缆,不宜受TMS磁场刺激;且TMS磁场可能诱发环路感应电压,当超过5 V时即使IPG关闭仍会产生电流,可能导致意外的脑深部神经活动、组织损伤[50]。尽管单次放电不一定影响电极位置及导线温度,但感应电流仍构成潜在严重隐患[51]。因此,植入DBS的pDoC患者应避免行TMS治疗。
5.颅外植入刺激器:对于植入颅外刺激器的患者,如行脊髓电刺激(spinal cord stimulation,SCS)、迷走神经刺激(vagus nerve stimulation,VNS)及心脏起搏器治疗的pDoC患者,其设备与TMS刺激靶区之间的距离通常>10 cm;例如SCS与TMS刺激靶区的垂直距离为12~18 cm,远超过TMS的效应范围。研究证实,当TMS线圈远离IPG或设备组件时,治疗过程并未观察到不良事件[52]。但为确保安全,建议在电子金属植入物周围设置至少10 cm的安全缓冲区域,防止刺激效应意外启动系统诱发异常放电[8]。由于TMS和SCS或VNS同时刺激产生的叠加效应与机制并不明确,故除非有特殊研究或治疗目的,建议在TMS治疗期间关闭其他神经刺激设备。
推荐意见7:(1)植入DBS设备的pDoC患者不推荐使用TMS(IV级证据,C级推荐);(2)存在颅骨修补材料时,推荐对侧或非修补区域刺激(IV级证据,C级推荐);(3)脑室分流术后患者,TMS治疗时不应直接作用于分流泵上方,治疗结束后需确认分流泵档位及功能(IIIb级证据,B级推荐);(4)存在动脉瘤夹/弹簧圈及颅外植入刺激器的患者,严格评估后谨慎使用(IIIb级证据,B级推荐);(5)接受TMS治疗时,应关闭其他颅外神经刺激器(V级证据,A级推荐);(6)以上情况在实施TMS治疗前均应充分告知风险,并签署患者知情同意书(V级证据,A级推荐)。
六、总结与展望
TMS在pDoC的临床应用中面临个体差异、刺激参数选择及特殊治疗情况等多重挑战与限制,其临床使用方法和潜在价值仍有诸多关键点亟待探讨。同时,随着技术的发展,将会有更多的TMS干预方式与策略应用于pDoC的临床诊疗中,例如:(1)利用功能神经影像引导个体化靶点定位及治疗,为rTMS提供个体化治疗方向[53];(2)结合不同刺激模式和靶点,与其他刺激技术(如MNS、tDCS等)协同治疗,以进一步提高pDoC患者的疗效[54];(3)采用音乐律动治疗,将音乐节律融入TMS刺激程式,通过个性化刺激增强神经调控效果[55];(4)TMS-PET检测中通过使用不同的造影剂,检测对脑血流、葡萄糖代谢等的影响(目前暂无pDoC患者的TMS-PET研究证据)。需要说明的是,本共识仅代表专家组的观点,不具备法律效力。未来随着TMS临床研究的不断深入,本共识也将适时更新,以满足临床实践需要。
本共识制订专家委员会名单
审定专家:赵继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徐如祥(四川省人民医院)、励建安(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李小俚(北京师范大学)
执笔:何江弘、韩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谢秋幼(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兰月(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耿小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陈凯天(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制定专家(按姓氏拼音排序):别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白洋(南昌大学附属康复医院)、包义君(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陈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陈真(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单春雷(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狄海波(杭州师范大学)、杜国英(河北省优抚医院)、范晓华(山东省立医院)、冯珍(南昌大学附属康复医院)、盖雪松(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高国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高励(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高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公维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郭冕(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郭铁成(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郭毅(深圳市人民医院)、郭永坤(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何江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何龙文(上海禾滨康复医院)、何任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何晓阔(厦门市第五医院)、胡瑞萍(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胡昔权(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黄红云(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黄丽萍(解放军总医院)、江宁(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江山(中日友好医院)、江文(空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姜磊(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姜永梅(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兰月(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李红玲(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李婧莲(河北燕郊人民医院)、李俊(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玲(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李增勇(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李哲(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李贞兰(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廖维靖(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林元相(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刘汉军(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刘劲芳(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刘翼(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刘震洋(山西白求恩医院)、卢国辉(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卢巍(江西省人民医院)、芦海涛(中国康复研究中心)、陆晓(江苏省人民医院)、罗本燕(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吕志迈(赣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马久红(山西省人民医院)、毛更生(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毛颖(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倪隽(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牛朝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潘树义(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钱涛(河北省人民医院)、沈滢(江苏省人民医院)、宋海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宋涛(湖南省人民医院)、宋为群(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苏敏(苏州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宿英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万春晓(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王宝兰(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王凡(贵州医科大学附属白云医院)、王萍芝(山西白求恩医院)、王强(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王新军(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王永慧(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吴东宇(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吴军发(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吴霜(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吴雪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吴毅(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夏文广(湖北省康复医院)、肖农(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谢青(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谢秋幼(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熊南翔(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徐卡娅(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徐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许东升(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杨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杨勇(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姚晨(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姚黎清(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尧利书(武汉依瑞德医疗设备新技术有限公司医学部)、叶祥明(浙江省人民医院)、袁华(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臧大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张艳(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张皓(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张辉(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张金男(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张立宁(解放军总医院)、张立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张世忠(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张旺明(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张文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章文斌(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赵澎(天津市儿童医院)、郑重(四川大学华西厦门医院)、邹志浩(新疆军区总医院)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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