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青蛙的视觉系统似乎被组织成只对四种刺激特征即视野的两部分之间持续的亮度对比、移动边缘的出现、小的移动点的出现，以及视野的整体变暗进行反应。这与人类视觉系统所提供的多样性和细节相去甚远。但是似乎没有理由因此得出青蛙什么也看不见的结论。相反，正如勒特文等人所提出，青蛙可能只看见与它生存息息相关的四种事物。光线突然变暗或一个移动边缘可能意味着捕食者的出现，并且很可能会引发逃跑反应。持续的亮度差异可以使青蛙区分陆地和荷叶。而移动点探测器则使得青蛙能够看见(并且捕捉)处在舌头距离内的移动的苍蝇。
当你沿着演化阶梯继续下行，这种由人类向非人类动物意识外推的可能性愈加降低。例如，有可能在意识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过渡点伴随着功能组织的关键过渡。例如，自我觉知可能只出现在具有自我表征能力的生物中。这即是说，(任何种类的)现象意识可能只需要表征。若是这样，即使简单的无脊椎动物都可能具有一些初步的觉知，只要它们能够表征，并且确实对世界的某些特征作出反应。
例如，研究者能够教会扁平蠕虫(Planarians)避免刺激性光线，如果它之前与一个(伴随经典条件作用过程的)电击有过关联。而诸如海兔(Aplysia)这样简单的软体动物——当它们被触摸时会缩回到自己的壳中——会对“新奇的”刺激作出反应。例如，在反复刺激给定的一点后，它们可能会习惯(表现为减少缩回),但是当刺激被应用于附近另一点时，它们又会完全缩回去。海兔的习惯化似乎是由位于感觉与运动神经元之间的仅有的一个中央突触的事件所调节。这是非常简单的学习，并且难以想象一个软体动物可能体验到什么。但是如果学习和对环境反应的能力是意识的标准，那么就没有原则性的理由排除这个标准。例如，有可能是：简单的趋近和躲避与愉快和痛苦的初步体验相关联。
·意识局限于脑吗?
人们普遍认为人类意识的演化是与新皮层的演化紧密相连的。并且似乎很可能中脑和皮层结构在决定我们的意识形式时发挥关键作用。然而，无论意识是否随这种皮层下和皮层结构的发展而首次出现，或者是否有些脑细胞的特殊性质以某种方式“产生”意识，这些都是不确定的。正如查尔斯·谢灵顿指出的，似乎脑细胞的内在结构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可能使它们特别要为心智或意识负责。因为：
一个脑细胞并非生来就是不可改变的。在青蛙胚胎中注定要成为脑的细胞可以被背部皮肤的细胞所取代，甚至是其他胚胎的背部皮肤细胞；这些细胞在移植后成为它们的新的主脑细胞并且似乎充分地实现脑的目的。但是皮肤细胞很难被想象为具有心智的特殊萌芽。此外，细胞——像那些微观形貌、化学特征以及起源中的脑细胞——在别处所关心的行为(例如膝反射、瞳孔的光反射)是毫无心智可言的。膝反射“踢”和数学问题的计算使用外形相似的细胞。脊椎断裂和脊髓严重撕裂使得身体与脑断开连接，尽管前者保有由未受损的大量神经细胞组成的脊髓以及许多神经反应，但是它并没有展现出任何可辨识的心智迹象……心智，正如依附于任何单细胞的生命那样，是观察无法识别的；但我不认为这会使我够确认它不存在。事实上，我认为，既然心智出现在发展来源中，这等于说它潜在于作为来源的卵子(精子)中。可识别的心智出现在来源中并非一种重新的创造，而是心智的发展从不可识别到可识别。
·单细胞有机体、真菌和植物
的确，鉴于我们目前关于人类意识的充要条件的有限知识，我们至今仍无法排除更微小的可能性。如果表征世界和对世界作出反应的能力，或者随与世界交互作用而来的改变行为的能力，都是意识的标准，那么可能意识不仅要延伸到简单的无脊椎动物(例如涡虫),而且会延伸到单细胞有机体、真菌和植物。例如，含羞草的叶子对重复刺激会习惯化，即叶子在第一次触碰时会迅速闭合，但是在重复刺激后它们会完全张开并且在刺激停留在相同位置时不再闭合。令人惊讶的是，这种习惯化是刺激特异的(stimulus-specific)。例如，霍尔姆斯和约斯特使用水滴或者笔触来诱导叶子闭合，并且在(其中任一刺激的)重复刺激后，习惯性出现。但是，如果刺激改变(从水滴到笔触，或者反过来),叶子闭合重新出现。
对于许多想到这一点的人而言，从动物生命中的初步意识过渡到植物的感觉能力(sentience),这一过渡过大。也许是这样。然而要注意的是，基于对世界作出反应能力的意识标准没有阻止这一过渡。根据这个标准，我们也不能排除意识有可能出现在(这个星球上)由作为有机生命基础的碳化合物以外的物质材料构成的系统中。硅芯片的计算机原则上可以执行许多功能，在人类中，我们把这些功能视为有意识心智的证据。所以我们如何能够肯定它们不是有意识的呢?
人们同样应该认识到，甚至将意识存在的标准建立在对世界作出反应
和适应世界的基础上是非常武断的。例如，不管人们是否做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作为某物像是的某种东西。诸如怀特海这样的泛心论者(Panpsychist)曾经认为，从微观事物向宏观事物的上升中不存在意识凭空突然出现的泾渭分明的边界。确切地说，物质的初级(elementary)形式可能与体验的初级形式相关联。并且如果物质的初级形式编码信息，它们可能与心智的初步(rudimentary)形式相关。
·物质至关重要吗?
许多人会认为怀特海的观点过于极端(我下面会给出自己的评估)。但是有一种立场更为极端——认为物质的本性与意识完全没有关系。乍一看，主张物质与意识没有关系似乎是荒谬的。但是，尽管看起来会令人吃惊，但这是计算功能主义——一个当代广为接受的心智理论——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正如约翰·塞尔所指出的，必须将这一立场与认为硅机器人是有意识的观点区分开。对于塞尔而言，尽管有其主体性、意向性和感受质，但人类意识是脑的一种涌现的物理属性。如果是这样，硅机器人有意识是可能的。但是这并不取决于它的编程活动，而是取决于硅是否恰巧与碳材质的脑具有同样的(产生意识的)因果力量。
计算功能主义者更进一步，认为除了提供功能活动的“居所”外，物质材料是无关紧要的。任何功能上似乎具有意识和心智的系统就确实具有意识和心智。如果一个非生物系统的功能完全像人类的心智，那么它就具有人类的心智，因为唯一的使系统成为“心智”的东西就是它的功能。在其通常的还原论者的版本中，计算功能主义巧妙地处理了第一人称意识分布的问题，通常将这些转译成不同系统如何运行的问题。
然而，戴维·查默斯提出了一种关于这种立场的非还原论的版本，这个版本对第一人称意识和心智分布有明确的后果。像传统计算功能主义者一样，查默斯认为功能关系独自决定了心智和意识的本性，但是，对于他而言，意识在不还原成功能活动的情况下随附于功能活动。在他的解释体系中，会存在(关于系统运行方式的)物理定律、相关的意识体验和心理物理定律或将前者与后者联系起来的“桥接原则”。他宣称，对于完整的心智理论而言，不再需要其他东西。
按照查默斯的观点，一台机器，若其运作方式与人类的运作方式难以区分，那么它就具有与人类难以区分的那种体验(一个“强人工智能”版本)。
无论系统是由硅晶片或者由风车驱动的啤酒罐(用塞尔令人印象深刻的措辞)制成，这都会是真的，只要在它们具体活动中这些系统例示相同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它们以相同的方式运作。查默斯认为，不仅硅芯片的机器能按人类一样的方式进行体验，而且例示在程序的符号表征操作中的虚拟心智也能如此。
查默斯基于两个思想实验——他将它们描述为“褪色的感受质”(fading qualia)和“跳舞的感受质”(dancing qualia)——得出他的结论。在这些实验中，他考虑了熟悉的场景，其中脑的神经元逐步被硅芯片代替，硅芯片也完全取代了它们所代替的神经元的功能。随着取代的进行，感受质是否逐渐褪色?或者，如果人们能够在正常的脑与作为替代的(具有完全相同的功能的)硅脑之间切换，那么感受质会跳舞吗?按照查默斯的观点，如果功能被完全替换，人们不会注意到外部行为或内部体验的差异。毕竟人们必须报告同样的东西，否则硅系统的功能就与它们替代的神经系统的功能不相同。因此，某种功能活动必然被某种体验伴随，没有办法分辨任何差异。
这一论证最初是在《意识研究杂志》(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增刊上基于查默斯1995年的论文发表的，我认为，查默斯以一种不必要的限制方式在硅替代实验中提出这些选项。首先，人们必须将意识是否存在于硅脑中的问题与我们是否能够知道它存在的问题区分开来。与人类运作方式完全相同的硅机器人可能具有体验，但是人们无法从其行为或者其内部功能中说明它是否(a)与人类一样具有体验，(b)具有特殊的硅体验，(c)根本没有体验。所以关于其他系统体验的知识的第三人称进路被堵死了。然而，查默斯提出了更强的观点，认为即使人们是脑细胞逐渐被硅芯片取代的系统，他们也无法说出这可能对他们的体验产生什么影响，如果有的话。
查默斯建立这个“思想实验”的方式使得结果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如果神经元被硅芯片替代在人们可报告的体验中没有产生显著的变化，那么查默斯就是对的。如果确实对人们可报告的主体体验产生了影响，那么就可能诱使人们认为查默斯是错的。然而，查默斯认为第二种情形与第一种情形在功能上并不等价。因为体验和报告都已经改变，因此系统的功能也必定改变。如果“系统的功能活动”指的是系统的全部功能活动，那么这一论点的逻辑似乎就没有错误。如果全局功能活动F₁始终被体验C₁伴随(如果F₁那么C₁),那么，如果缺少C₁,F₁一定改变(if非C₁那么非F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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