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民教授：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最初，我们在医学知识、医学技术方面与国际上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那时候我们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快速掌握先进的医学知识和治疗手段，并尽快将其应用到我国患者的救治。在这个过程中，国内的发展非常迅速。特别是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我们获取知识和学习技术的效率大幅提升。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许多国外的新技术、新器械也得以较快地进入中国市场。

我们大量使用国外器械的同时，其实也在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例如，面对复杂病变，我们创造了很多新的技术组合和治疗方案，虽然使用的是国外的器械，但很多实际操作和临床经验已经走在了国际前列。然而，脑血管病的治疗本身非常复杂，哪怕是先进的进口技术和材料，也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很多患者的病情依然难以处理。此外，当时我们在使用进口器械时常常会遇到一些现实问题：比如型号不全、供应周期长、等待时间长等，这导致即使我们掌握了技术，在临床上仍然力不从心，很多复杂病变没有合适的器械去应对。

因此我们开始思考，能不能开发真正符合中国病人特点、适合我们治疗理念的专用器械？我们这一路坚持的初心就是当我们面对患者的时候，我们希望有更好的办法、更好的器械，能够真正挽救他们的生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的一些医疗器械企业逐渐成长起来。他们怀着一份情怀和责任感，希望通过自主创新去解决实际救治中遇到的问题，与临床医生、工程师一道，共同推动了二十年前我国神经介入器械的本土研发和生产。

刘建民教授：

有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那就是2000年左右我们开始探索一种全新的理念——通过血管重建，而不是传统的“堵塞”方式，来治疗脑血管病。在随后的基础研究和动物实验中逐步认识到，通过重建血管结构来治疗动脉瘤，能获得更好的结果。在那个阶段，我们使用的器械主要是冠脉支架和第一代自膨式支架，我们逐步突破了颅内血管分支多、血管壁薄、解剖复杂、迂曲多变等一系列限制，成功地救治了大量过去难以治疗的病人。面对一些更复杂的病变，我们不得不依赖极其复杂的多支架重叠技术，但这些技术对大多数医生来说，门槛非常高，需要非常有经验的医生去做。

这就引发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思考：如何让技术变得更简单、更安全、更有效？在基础与临床研究的过程中，我们逐渐明确：我们缺少的是一种专用的器械，要想实现“血管重建”这个治疗目标，关键在于支架的金属覆盖率要控制在一个保证血栓形成效果的同时不影响分支血管的血流。为此，我们开展了一个系统性的研究，深入分析了金属覆盖率、网孔密度、网丝直径、材料特性、支架结构等参数的影响。结果发现，当支架金属覆盖率控制在25%～35%，且网丝直径小于35μm时，可以实现动脉瘤内血栓形成的治疗目标，同时不会显著影响大脑中动脉、基底动脉等区域的小穿支供血。这两个关键数据，成为我们研发血流导向装置的科学依据。

在那时，全世界并没有这方面的现成数据或产品可供参考。从最初的构想到最终取得产品注册证，我们整整花了15年时间，其中前11年几乎是无数次的探索与失败。我们做了大量的动物实验、材料学研究和力学模拟，2010年，我们终于开展了第一个FIM（First-In-Man）试验，共纳入14例患者，结果完全印证了我们的理论预测和前期实验数据：装置安全性高，无严重并发症，短期随访显示动脉瘤内造影剂明显滞留，甚至出现瘤体不显影或明显缩小的现象。

FIM研究之后，我们立即启动了全球首个将血流导向装置与常规支架进行对比的RCT研究。研究结果非常震撼——在6个月的随访中，使用血流导向装置治疗的大型动脉瘤治愈率达到75%，而常规支架仅为不到25%。这是我们为全球提供的第一个高质量的一级证据，证明了血流导向装置在大型颅内动脉瘤治疗中的巨大优势。也正是从这个研究起，血流导向装置被确立为治疗大型颅内动脉瘤的首选方法。

刘建民教授：

我觉得创新本身其实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当我们面对一个复杂病人的时候，我们的经验、技术会告诉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解决方案。而当我们的经验不断验证某个新方向是对的，我们就必须去实现它。但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很多困难。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在最早期思考通过提高金属覆盖率来改变瘤内血流动力学、从而治疗动脉瘤时，最初采用的是球囊扩张支架的设计。可问题很快就出现了——当我们把金属覆盖率提高到20%左右时，球囊所需的扩张压力已经高达25到30个大气压，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数值。而随着网孔密度的增加，支架变得极其难以扩张，球囊根本打不开。我当时指导了四位博士，其中有两位的博士论文，主题就是围绕这个技术路径的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条路行不通。但正是这些“失败”的研究，让我们进一步看清了哪些思路不可行，也为我们后续找到更有效的方向打下了基础。

回到Tubridge的整个创新过程，无论是从基础研究、临床研究还是到产品转化，这一路走来可以说是步步为营。只要方向是对的，坚持下去，一定能走出一片天地。

我认为，其实每一个时期和阶段都有它的优点和局限。就比如说，在20年前我们开始研发第一个血流导向装置时，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缺乏创新的信心”。我们最终花了整整15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个产品的研发，为什么会这么久？根本原因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对方向的信心不足。当遇到困难时，我们常常会停滞很久，而不是立即投入去解决，等到某个时刻觉得“也许可以了”，才继续往前走。这也是我们整个项目周期拉长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限制是当时的能力问题。虽然那时候我们已经掌握了基本的知识、技术手段，企业也初步具备了生产能力，但这套能力主要是“模仿”，如果面对一个全世界都没有的东西，像血流导向装置这样前所未有的产品，他们在信心和技术能力上也都还不够。

第三个问题是当时国内的材料科学、制造工艺与国外相比还有明显差距。所以即便我们具备信心和方向感，真正做起来的周期依然很长。

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有了信心、有了能力，从材料、工艺、供应链，到科研团队的协作方式，今天与20年前可以说是“天壤之别”。比如我们在过去五年里研发的全球首个颅内药物洗脱自膨式支架，整个从立项、基础研究到完成临床试验，仅仅用了四年时间，目前正在等待注册。这种速度，在2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尽管今天的国际环境更复杂、挑战也很多，但我们医生在面对临床问题时，创新的思维更加活跃；医生与企业、科学家、工程师之间的沟通也更加紧密，我们共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信心大幅提升。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创新型企业，已经不仅仅满足于跟随，而是越来越有勇气、也越来越愿意去做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首创产品。

刘建民教授：

创新永远是困难的，因为它意味着你要经历无数次的失败。每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创新都是有限的，但只要坚定地朝着这个方向走，整体就会不断进步。比如在脑血管病的治疗领域，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从最早期颅内支架的尝试，到以血管重建为核心理念的治疗策略。在这个过程中，器械的持续创新起到了关键作用。正是因为有了更先进、更匹配病情的器械，我们才能在脑血管病的治疗中实现更好的血管重建效果。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医学难题依然远远多于我们已经解决的问题。无论是在疾病机制的研究、诊疗方案的优化、技术路径的创新，还是从科研成果到临床实践的转化，我们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刘建民教授：

我觉得，经过这二三十年的发展，无论是我个人、我的团队，还是中国医生这个群体，在很多领域已经走到了世界前沿。我们面对的很多问题，其实也是全球共同面临的医学难题。既然面对的是全球性的问题，就需要具备解决全球问题的能力。在器械研发和临床转化方面，无论是出血性还是缺血性脑血管病，从动脉到静脉，从传统病种到创伤性疾病，仍有大量技术、器械和循证证据的缺失，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创新。

幸运的是，过去十年我们在国内建立了较强的OCIN Consortium体系。不论是临床研究组织、专业联盟，还是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机制，都已经逐步成熟。在大学层面，我们设立了器械创新学院，从人才培养阶段推动医工结合；在企业、医院和高校之间，也建立了联合研发平台，医生、工程师和科学家之间有了常态化的合作机制。我们的创新方向也从传统血管病逐步拓展到与血管相关的其他疾病，比如肿瘤、创伤、脑功能障碍，甚至脑积水等，覆盖面越来越广。

刘建民教授：

就像国家近年来所倡导的那样，我们需要从“治疗疾病”转向“预防疾病”。从人的生命全周期来看，如果能够在早期就意识到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并对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很多疾病都是可以被推迟甚至避免的。因此，健康宣教和高危人群的筛查，是我们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目前我们面临一个严峻的挑战：脑卒中已成为我国致死致残率最高的疾病之一，而且我们的发病年龄比欧美国家早了将近10年。如果我们能通过健康宣教和筛查，把脑卒中的发病年龄推迟到与欧美相当，并进一步降低其发生率，那么我们国民的整体健康水平将会实现实质性的提升。

在当下互联网时代，公众对健康的关注越来越多，但每个人获取信息的途径、理解方式以及对健康知识的接受程度却各不相同。因此，在与患者沟通的过程中，我们尽量要用科学但通俗易懂的方式，让他们真正意识到健康问题的重要性。就像我们国家的高血压问题，其实核心挑战不是诊断技术，而是服药率和控制率都偏低。如果能把高血压控制好，脑卒中的发病率可以降低约40%。听起来这是个简单的目标，但要让每一个高血压患者，或者潜在患者真正意识到其危险性，其实并不容易。

因为在人生不同阶段，人们对健康风险的感知和对生活方式的接受能力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认为，作为医生，我们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患者，都要持续地、耐心地进行健康宣教。至于患者在什么时候真正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其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无论他们处在哪个阶段，我们都应以一种他们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去沟通和引导。

刘建民教授：

我觉得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的阶段。对于年轻人来说，最大的资本是什么？那就是精力和敢于试错的精神。所以，拥抱新技术、敢于尝试是非常重要的。选择用最成熟、最熟练的技术去做事，与选择一个可能更好但不熟悉的新技术去做事，是两回事。希望年轻人能敢于接受最新的技术。但学习新技术的同时，基础知识必须扎实。我所在科室的科训是“病人第一，规范创新”。也就是说，首先要掌握规范的诊疗知识和技术，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大胆尝试新的技术来为患者服务。

我大学毕业后第二年就开始从事神经介入工作，但那个时候的条件非常艰苦，设备和技术都很落后。经历四五个小时的脑血管造影，但最后拍出来的片子常常看不清楚。直到1996年，我们才有了第一台DSA，现代影像指导下的介入手术才开始应用。即便是今天，我们依然面临许多限制。就像在产品创新的过程中，当我们认为方向是对的，我们就应该坚持下去。即使有时会停顿，遇到困难时我们也可能停下脚步，但只要目标是为了解决病人的问题，朝着这个方向走，最终一定会有所突破。

我认为时代的发展是不可抗拒的，临床医学正经历从传统内科向外科的演变，而外科又在加速向微创方向发展。微创化已成为医学发展的重要趋势。这正是因为微创技术的进步，促使越来越多领域的医生聚焦于介入、腔镜、机器人等微创治疗方式。所以，并不是年轻医生越来越倾向于做介入，而是医学的发展本身让越来越多的医生进入了微创诊疗的赛道。因此，我想对年轻医生说，一定要勇于拥抱新技术，敢于跟随医学发展的潮流，只有这样，才能站在医学创新的前沿，第一时间用最新的手段去帮助我们的患者。

刘建民教授：

当前我们面临的挑战非常多，到现在为止，脑血管病能解决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问题。首先，如何早期发现并准确评估哪些病人需要干预仍然是一个难题。我们还需要通过临床研究来进一步探索，为患者选择最合适、安全的治疗方法。

其次，虽然我们已经清晰地记录了患者的病情，但仍缺乏更好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研究新的器械和评估方法，尤其是在处理动脉瘤、狭窄和急性缺血卒中等问题时，新的技术和设备仍然至关重要。

第三，神经介入技术已经从早期的血管堵塞治疗逐步发展到血管重建，无论是动脉瘤、狭窄还是急性卒中，我们已经开发出了一系列新的器械，改善了患者的治疗效果。现在，神经介入不仅用于脑血管病，还扩展到了脑血管以外的病变，比如脑积水、创伤性血管破裂和肿瘤血栓栓塞等。我们通过介入治疗能够进行诊断、监测和治疗，开辟了新的治疗领域。总的来说，神经介入已经成为神经科学中内科治疗、外科治疗和介入治疗三大技术之一，因此越来越多的医生加入这个行业。

最后，回到中国第一个血流导向装置Tubridge，我们通过创新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每当解决一个问题时，又会面临新的挑战。比如，从第一代的29的输送系统发展到如今的27，从早期的两根显影丝到现在的全显影，如何提高支架的释放简易度、减少医生的培训周期、优化支架的适应范围等问题，都需要不断完善。此外，支架表面的生物修饰也是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这可以帮助减少抗血小板药物的使用剂量和周期，提高治疗的安全性和效果。

刘建民教授：

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重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循证医学的金字塔。在循证医学时代，我们给病人制定标准化治疗方案时，最核心的依据就是高质量的证据，而RCT是提供一级循证证据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当我们采用一种新技术或新器械时，如何证明它优于传统方法？必须依靠高质量的RCT。只有通过这样的研究，才能形成有说服力的证据，进一步进入指南，影响临床决策。

二十多年前，我们主要依赖国外的循证医学证据。而现在，随着我们自身技术、器械和疗法的不断创新，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在临床研究方面的能力显著提升，贡献了越来越多的高质量证据。尤其是在神经介入领域，过去五年我们贡献了全球约三分之一的一级循证医学证据，我们已经从证据的学习者转变为贡献者。

最后，我想说，创新的核心是要能发现问题、能提出问题，更要有勇气和信心去回答和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