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脑血管病领域，许多意义重大的病理学研究也自此逐渐涌现。但在随后的数百年时间里，尽管这些研究为学者们提供了诸多极具价值的观察机会，脑血管病的治疗却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在古代，放血疗法曾一度被奉为治疗各类疾病的“万能良方”，脑血管病患者也未能幸免，成为该疗法的应用对象之一。随着医学认知的不断深入，放血疗法逐渐被历史淘汰，可脑血管病的有效治疗手段却并未随之增加，患者依旧在病痛的深渊中苦苦挣扎、等待曙光。

转机出现在1927年。葡萄牙神经学家埃加斯·莫尼兹（1874-1955）在狗的脑动脉造影实验取得初步成功后，便开启了人体研究及血管造影剂优化的征程。当完成世界上第一例脑血管造影检查后，莫尼兹激动地记录道：“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人类大脑动脉的活体射线照片。在X光片上，我们可以看到肿瘤使大脑动脉发生了扭曲。”这一历史性的发现，让人类首次能够直观地观察到活体大脑动脉的真实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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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莫尼兹前往巴黎，做了一场题为“脑动脉造影术在脑肿瘤定位中的重要性”的报告，向法国神经病学学会等国际医学界展示了他在脑血管造影方面取得的重大研究成果。从那时起，脑血管造影术凭借呈现脑动脉网络移位和变化的能力，为后来的大脑疾病诊疗开辟了一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路径。

然而，技术的普及之路远比想象中崎岖。尽管莫尼兹在1927年就打开了脑血管造影的大门，但这项为展现脑血管而生的技术，却在问世近30年后，才在脑血管疾病的领域慢慢崭露头角。在当时，脑血管病患者对有效诊疗手段的需求极为迫切，可这项具有革命性的技术为何没能迅速投入应用呢？

原来，在脑血管造影术诞生的初期，其在不同疾病的诊疗应用中受到了“差别待遇”。面对脑肿瘤、动脉瘤这类直观性强、适合通过手术进行干预的疾病，脑血管造影能直接辅助医生定位病灶，迅速成为了他们诊疗过程中的“得力助手”。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脑梗死、脑出血等脑血管病的发病机制极为复杂，病程进展也变化多端。而且，当时的造影技术存在诸多局限，不仅很难捕捉到早期的微小病变，在检查时还需要切开皮肤、显露血管，这一系列操作给患者带来了较高的风险。因此，临床医生对于将该技术应用于脑血管本就处于不健康状态的患者，往往会持更加谨慎的态度。

这种技术优势与疾病特性之间的适配差异，使得脑血管造影术在诞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在脑血管病治疗领域的边缘徘徊。也正是由于这种应用上的“偏科”，20世纪早期的医生在面对脑血管病患者时，常常会感到无计可施。

直到20世纪中期，技术迭代与临床认知突破才为脑血管病的诊疗带来了新的转机。随着瑞典放射学家斯文-伊瓦尔·塞尔丁格（1921-1998）首创的经皮穿刺技术（1953年）减少了操作风险，数字血管减影（1977年）等新方法的出现提高了成像质量，以及抗凝、溶栓药物的发展改善了整体疗效，脑血管造影术的安全性和实用性才被重新评估，逐渐从“被冷落”走向“金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