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欧洲，宗教与传统如双重枷锁，牢牢禁锢着脑血管解剖学的发展。教义将任何解剖行为视作亵渎重罪，而盛行的丧葬习俗要求迅速处理遗体，或是防腐封存，或是付之一炬。学者们难以获取可供研究的人体标本，只能依靠有限的观察与丰富的臆想，构建关于脑血管的理论体系。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时期的学者们对人体结构的认知尚处于朦胧阶段，在区分血管、肌腱和神经时常常混淆不清。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恩培多克勒与第欧根尼，曾提出了一个在现代人看来荒诞不经的观点。当时，古希腊医学受哲学影响深远，人们热衷于探讨生命的本质和构成，在这样的思潮下，他们坚信动脉中流淌着一种稀薄的“精气（pneuma）”，其与血液相互作用，以一种难以名状的力量，共同驱动着大脑的运作。

恩培多克勒（左）和第欧根尼（右）

古希腊伯里克利时期，被誉为“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率先将科学观察引入医学领域，并记载了大脑浅表血管的存在，但他却在脑血管解剖的探索中，将动脉与静脉的功能混为一谈，更提出血液会流入气管的论断。

而横跨哲学、科学等诸多领域的巨匠亚里士多德，在触及大脑这一神秘领域时也折戟沉沙。他坚信，大脑不过是个净化血液的腺体，全然忽视了其作为思维中枢与意识源泉的核心作用。这位在我们心目中洞察万物的智者，竟将承载人类灵魂的“智慧宝库”误判为普通的生理过滤器。这种偏差与他的学术地位形成强烈反差，不禁令人感慨，即使是最伟大的智者，也难以超越时代认知的局限。

希波克拉底（左）和亚里士多德（右）

到了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崛起，为大脑的系统性研究带来了曙光。彼时，坐落在古埃及北部的亚历山大里亚大学，不仅是希腊化时期的学术圣殿，更是东西方文化交融与科学探索的中心。接着，继亚历山大大帝之后，托勒密王朝做出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允许解剖尸体。这一突破传统禁忌的举措，为医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解剖学之父”希罗菲卢斯崭露头角。他开展了大量开创性的研究，成功区分了动脉与静脉，并对脑膜、脑室、静脉窦和脉络丛等大脑结构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他的研究成果，不仅为人类认识大脑内部构造打开了全新视角，更推动古希腊医学实现了从经验医学向科学医学的重要跨越。

希罗菲卢斯（右）教授解剖的场景（Veloso Salgado绘于1906年）

公元前1世纪左右，亚历山大里亚衰落，希腊医学逐渐传入罗马。在这一时期，医学巨匠盖伦横空出世，其理论逐渐占据医学领域的主导地位。盖伦在解剖学研究上贡献斐然，对脑膜、脑室、中脑以及“盖伦静脉”等结构的描述，至今仍是医学史上的丰碑。

然而，受制于时代和认知的局限，盖伦的理论体系中也掺杂着诸多谬误。他认为，人类大脑中存在“迷网（rete mirabile）”，并提出血液往复流动且在左心室获取生命精气，再分别于大脑和肝脏转化为“动物精气”与“自然精气”的学说。

这些与事实相悖的理论，却在随后近15个世纪里在欧洲医学领域被奉为金科玉律。盖伦学说的绝对权威，如同沉重的枷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世纪医学的创新发展。直到欧洲近现代的开端——文艺复兴时期，这一僵局才逐渐被打破。

盖伦

始于14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不仅是一场解放思想的革新运动，同时也是古代解剖学迎来变革的关键转折点。随着欧洲社会对解剖研究的限制逐渐松动，求知者们得以用更加大胆的姿态叩击大脑奥秘的大门。其中，盖伦关于大脑的错误观点，也成为了脑血管解剖学突破的一大目标。

意大利医生贝伦加里奥·德·卡尔皮（1460-1530）率先提出质疑，动摇了盖伦“迷网”的根基。而后，“近代解剖学之父”安德烈·维萨里（1514-1564）更进一步用详实的证据明确反驳了“迷网”理论，为人类正确认识大脑结构拨开重重迷雾。然而，即使是维萨里这样的解剖学巨擘也难免犯错。在描绘脑动脉时，他仍受限于当时的观测条件，错误地认为颈动脉和横窦之间存在大型连通结构。

贝伦加里奥·德·卡尔皮（左）和安德烈·维萨里（右）

点击二维码阅读《神外历史上的今天｜现代解剖学之父、神经外科先驱维萨里的诞辰》

历经古代欧洲学者的千年探索之路，随着时代的发展，脑血管研究在近现代迎来了诸多跨越式突破。从英国医学家威廉·哈维（1578-1657）发现血液循环机制、托马斯·威利斯（1621-1675，推荐阅读：《神外历史上的今天｜致敬临床神经科学创始人托马斯·威利斯》）描绘大脑动脉吻合环（Willis环），到苏格兰外科医生亚历山大·门罗·普里默斯（1697-1767）借助注射技术绘制精准解剖图，学者们逐步掌握脑血管系统的基本架构，并意识到其临床病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