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周良辅、 孙颖浩院士作序，上海长海医院脑卒中中心兼神经介入中心主任刘建民教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附属western医院Timo Krings教授任主编，黄清海教授、赵文元教授、洪波教授、许奕教授任副主编的《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学——基于病例的研究》精华版即日起于神经介入资讯连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本书的第二章：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的评价精彩部分，欢迎阅读、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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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的评价
过去的30多年，人们见证了颅内动脉瘤介人治疗的诞生和迅速发展，从最初的可脱卸球囊，发展到可脱卸弹簧圈、支架、液体栓塞材料和血流导向装置，可脱卸弹簧圈仍然是代表性的器械。自从动脉瘤介人治疗的出现开始，人们就一直在关注这一全新治疗手段的安全有效性。循证医学的发展也必然导致对比研究的出现，在国际蛛网膜下腔出血治疗研究(International Subarachnoid Aneurysm Trial, ISAT)[1]之前，动脉瘤的介入治疗仅限于那些开颅夹闭高风险的动脉瘤，而在ISAT研究的短期[1]和长期结果[2-3]发表后，动脉瘤的介人治疗不再是开颅夹闭的候补手段，而成为首选的治疗方法之一[4]。
一、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的地位确立和优势
ISAT研究是一项由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资助的国际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研究，比较破裂出血性颅内动脉瘤外科手术和弹簧圈栓塞治疗的疗效，开始于1994年，到2002年5月停止录人新的患者，主要的患者人选标准是CT或腰穿确诊的急性期蛛网膜下腔出血(出血28d内)，血管造影证实有颅内动脉瘤并为责任病灶，患者的一般状况或动脉瘤的形态均适合开颅手术夹闭或弹簧圈栓塞介人治疗。2002年10月，初步的结果在Lancet上发表，有2143例患者进行了随机分组，其中介人治疗组1073例，开颅手术组为1070例，两组在1年随访时有效的患者分别为801例和793例，随访1年时介人治疗组和开颅手术组患者死亡率和残疾率(mRS 3-6分)分别为23. 7%和30.6%，介人治疗组的疗效显著优于开颅手术组(RR=0.774,95%CI0.658-0.911, P=0.0019)，治疗风险相对减少22.6%，绝对值减少6.9%，结论是介入治疗组患者的疗效显著优于开颅手术组。随着更多的患者获得随访，这项研究的长期随访结果也陆续发表[2]，其中1年随访期介入治疗组的残死率为23.5%，开颅手术组为30.9%，治疗风险降低的绝对值为7.4%（95%CI3.6-11.2, P=0. 0001)，这种疗效上的优势至少能够持续到术后7年。更长期的随访(6 -14年，平均9年)结果[3]也显示，治疗5年时介人治疗组的死亡率显著低于开颅手术组(11%vs14%,P=0. 03)。
动脉瘤的介人治疗优势不仅体现在手术的安全有效性方面，也体现在其他一些临床疗效指标中。ISAT研究的次要终点事件分析发现[2]，介人治疗后患者的癫痈发生率显著降低（RR=0. 52, 95%CI 0. 37-0. 74)，对于那些需要驾驶的患者来说，更适合选择介人治疗。
ISAT研究的主要评价指标是改良的Rankin评分(mRS, modified Rankin Scale)，但这一指标无法很好反映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Scott等[5]评估了英国8个医院录人的ISAT研究患者，进行了神经心理评估，发现介人治疗患者发生认知功能障碍的比率显著低于开颅手术患者(OR=0. 58, 95%CI 0. 38-0. 87, P=0. 0055)，而且介人治疗后患者癫痛的发生率也显著低于开颅手术患者(OR=0. 30, 95%CI 0. 11-0. 77, P=0. 005)。
介入治疗的另一项优势体现在手术时机几乎不受血管痉挛的影响。另外，也有回顾性分析显示[6]，介人治疗后患者发生血管痉挛和迟发性缺血损害的比例显著降低(P<0. 05 )。
因此，2012年美国卒中协会的有关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诊疗指南[7]中也指出，对于破裂出血的颅内动脉瘤患者，都应该尽早进行动脉瘤的外科夹闭或介人治疗，而对于那些既适合开颅夹闭又适合介人栓塞治疗的患者，应该首选考虑介人治疗(I类B级证据)。这一点也获得了中国专家共识的支持[4]。而对于年龄超过70岁，病情重(WFNS IV/V级)，基底动脉尖的动脉瘤患者，应该首选介人治疗[7]。虽然介人治疗多数可作为首选，但尽量致密栓塞动脉瘤仍然重要(I类B级证据)。
而对于未破裂的颅内动脉瘤，介人治疗也同样获得了较好的疗效。Hwang等[8]进行了一项系统回顾，包括了24项研究的31865例患者，采用mRS进行评估，夹闭手术的风险率显著高于介入治疗(OR=2. 83, 95%CI 1. 42-5. 63)。2002-2008年美国住院患者未破裂动脉瘤治疗的数据库[9]有14050例患者，其中介人栓塞治疗7 439例(占53%)，死亡率和残疾率分别为2. 17%和2.16%，均低于开颅手术组(6611例，占47%)的2. 66%和4.75%。
在两种治疗方式的费用方面，我国和国外的情况有显著的不同。在ISAT研究中，通过1-2年的随访[10]，两种治疗方式在费用方面没有显著的差距。Hoh等[11]分析了2002-2006年美国住院患者的数据库，包括9635例破裂颅内动脉瘤和9399例未破裂颅内动脉瘤，发现破裂动脉瘤开颅手术的住院时间长度是介人治疗的1. 2倍，平均多花费1. 5万美元，而未破裂动脉瘤开颅手术患者的住院时间长度是介入治疗患者的1. 8倍，平均多花费1. 1万美元。我国还缺乏这方面的对照研究，如果只是比较首次住院手术的过程，介人治疗的费用高于开颅夹闭手术，原因在于相对昂贵的器械耗材和低廉的人工费。
二、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的不足
在介人治疗颅内动脉瘤的缺陷方面，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动脉瘤致密栓塞率以及动脉瘤的残留、复发和可能导致的再出血。ISAT研究者分析了这方面的结果[1-3]，从患者随机分组到随访1年期间，两组患者在动脉瘤再破裂出血(包括等待治疗期间出血和术后的再出血，不包括术中出血)方面没有显著差异，介人治疗组为40例，开颅手术组为33例。而在破裂动脉瘤治疗1年后的长期随访中，介人治疗组的再出血发生率高于开颅手术组(10例vs3例，P=0. 06)，但发生率很低，没有致残、致死率方面的显著变化。除了1例夹闭的动脉瘤外，治疗动脉瘤再破裂出血均发生在治疗后5年内，5年后的出血都来自其他的动脉瘤。而为了防止再出血，最重要的仍然是动脉瘤栓塞致密的程度。动脉瘤治疗后再破裂研究(the Cerebral Aneurysm Rerupture After Treatment, CARAT)分析了1996-1998年在美国9家医院的随访结果，介人治疗的1001例和开颅手术的706例患者平均4年的随访期间，治疗后动脉瘤再破裂发生了19例，再破裂出血都发生在术后早期，2年后未发现有再破裂出血，介人治疗后的再破裂率略高于开颅手术后(3. 4%vs1. 3%,P=0. 092)，而栓塞的致密程度与再破裂出血显著相关。因此，追求致密栓塞和严密的随访仍然是防止术后再出血的主要措施。CARAT研究时介入治疗还处在初级阶段，手术技术和器械研究都不够成熟。
来自荷兰两家医院的一项报道[12]显示，如果在介人治疗后6个月的随访造影发现动脉瘤90%及以上致密栓塞(283例)，随访8年动脉瘤再破裂出血的累积发生率为0.7%，不高于同期开颅夹闭患者(748例)再破裂出血的累积发生率(3.0%,HR=0.7, 95%CI0.2-2 .3)。
另外，在理论上说，介人栓塞治疗有占位效应的动脉瘤存在无法解除压迫的缺陷，而实际上，多数有占位效应的动脉瘤在栓塞治疗后，压迫症状得到解除。Guresir等[13]回顾了本中心的15例和文献综述的其他201例动脉瘤导致动眼神经麻痹的患者，显示外科夹闭手术能使更多患者的动眼神经麻痹症状改善(92%vs74%;OR=4.3, 95%CI1.8-10.4, P=0. 001) ; Zhang等[14]报道介人栓塞的13例患者，其中7例症状完全消失，6例症状有改善。治疗前症状轻、破裂出血动脉瘤引起症状和早期治疗都是颅神经麻痹恢复的有利因素。
三、辅助技术和支架在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中的运用
介人治疗动脉瘤的主要难点之一是对于宽颈的复杂动脉瘤的栓塞治疗。对于窄颈的动脉瘤，单纯弹簧圈栓塞治疗就能获得良好的疗效;而对于特别宽颈的动脉瘤，学者们设计了多种复杂形态的三维弹簧圈，也创新了多种辅助技术，包括微导管微导丝辅助、双微导管技术[15]、球囊辅助栓塞技术(balloon-assisted coiling, BAC)[16-17]和支架辅助栓塞技术(stent-assisted coiling, SAC)[18-19]。材料和技术的改进极大地扩展了介人治疗动脉瘤的适应证，也显著提高了颅内动脉瘤介人治疗的安全性和疗效。
对于累及极度弯曲分支血管的动脉瘤，微导管和(或)微导丝辅助有助于保留这些分支血管的通畅，提高介人治疗的安全性。而双微导管技术也使得一些宽颈动脉瘤的单纯栓塞治疗成为可能。而在非支架置人的动脉瘤栓塞治疗中，BAC.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一项技术。这一技术是由Moret等[16]首先创立的， BAC能够提高宽颈动脉瘤的致密栓塞率和改善瘤颈成形，使得部分宽颈动脉瘤的栓塞治疗成为可能，也可降低动脉瘤的复发率[20]，而充盈的球囊也能够迅速阻断血流，减少动脉瘤介人治疗术中破裂出血引起的死亡和残疾率[21]。而对于BAC的争议主要在于是否引起更多的缺血并发症。Sluzewski等分析了单中心的827例患者，其中71例采用了BAC技术，BAC组患者的残死率达到14. 1%，显著高于单纯栓塞组的3%。但这一结论得到了多数其他学者的反驳，他们的结果显示，BAC没有引起更多的并发症，相反还提高了手术安全性和致密栓塞率[21-24]。由于BAC技术不需要抗血小板聚集准备和治疗，因此被较为广泛地应用于急性破裂出血期宽颈动脉瘤的治疗。
支架网丝的脚手架作用可以防止弹簧圈突入到载瘤动脉，因此支架辅助栓塞治疗(SAC)也很快进人人们的视野。最早的文献报道均为个案介绍[25-27]，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神经外科在国内最早开展了SAC技术[28]。支架运用的早期均采用球囊扩张的冠脉支架，而球扩支架存在难以通过弯曲血管、不适合远近端血管直径不一致的缺陷，因此更加柔顺安全的颅内动脉专用自膨胀支架应运而生并得到了广泛运用[29-32]，使得支架运用更加容易和安全。5AL技术大大地扩展了颅内动脉瘤介人治疗的适应证，使得以往认为无法介人栓塞的动脉瘤的介人治疗成为现实，特别是超宽颈、夹层、梭形动脉瘤等。支架的使用也大大改善了介入治疗动脉瘤的长期疗效[31-33]，支架网丝的脚手架作用促进了瘤颈部位内皮细胞的生长覆盖，促进了瘤颈部位的解剖愈合。另外，支架也改变了载瘤动脉的形态和角度[18]，引起血流动力学的变化而促进动脉瘤的长期愈合;支架的运用也改变了动脉瘤治疗的理念，从动脉瘤的囊内治疗向重建血管方向发展[34]。这一新理念的代表是多支架的运用[34]和密网孔支架的研发[35]，也就是血流导向装置(flow-diverter, FD)。目前FD主要运用于开颅手术或常规介人治疗难以治疗的动脉瘤[36]，特别是大型和巨大型的动脉瘤、梭形动脉瘤等。尽管这一方法使大型动脉瘤的治愈率显著提高，但这一新技术和产品还需要长期临床结果的证实，特别在安全性方面，FD治疗后动脉瘤出血[37-38]、迟发性同侧脑皮质出血[39]覆盖的分支血管能否保持长期通畅[40]等都需要进一步验证。
对于急性破裂动脉瘤，支架运用的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是抗血小板聚集可能导致出血并发症的增加，同时患者凝血系统的激活以及抗血小板准备不够充分也可能引起血栓栓塞事件的增加。Bodily等[29]系统回顾了相关文献显示，急性破裂动脉瘤支架辅助栓塞治疗后症状性颅内出血的发生率为8%，症状性血栓栓塞事件的发生率为6%，较传统的单纯弹簧圈栓塞治疗并发症略高。同样针对这一问题，我们近期于《Radiology》上报道了目前国内最大宗的单中心11年211例临床经验的总结，发现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急性破裂动脉瘤的总体安全性与传统的疗法相当，但对于前交通动脉动脉瘤和大脑中动脉动脉瘤风险显著升高，需要慎重[41]。2012年发表的《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指南》中也推荐在其他较安全的治疗措施难以实施的时候才考虑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急性破裂动脉瘤(III类C级证据)[7]。
四、颅内动脉瘤仍需要个性化的评佑和治疗
颅内动脉瘤的介人治疗已经获得业界认可，但对于颅内动脉瘤的治疗仍需要个性化评估和治疗方案的确定，需要考虑患者的年龄、一般状况，动脉瘤的部位形态和大小，是否伴发需要清除的颅内血肿，治疗医院硬件条件及专业人员情况等各方面。对于伴有显著占位效应的颅内血肿患者，开颅手术清除血肿并进行动脉瘤夹闭无疑是首选的方法。
另外，对于微小的急性破裂出血动脉瘤，栓塞介人治疗的难度显著增大，虽然有学者通过技术的改进获得较好的临床效果[42-43]，但介人栓塞失败的可能性可达50%，并且有30%的动脉瘤有显著的瘤体或瘤颈残留，介人治疗的并发症率也显著高于较大动脉瘤的介人治疗[44-45]。但随着材料学的改进，微小动脉瘤介入治疗的疗效也越来越好。
有学者基于ISAT的数据推测[46]对于年龄<40岁的破裂动脉瘤患者，夹闭手术可能具有优势，原因在于这一组患者介人治疗和夹闭手术的风险没有显著差异，而较少的术后再出血发生率可能使夹闭手术获益。当然，这一推测并未获得循证医学的证实。而且随着支架技术和其他新技术的运用，颅内动脉瘤介人治疗的长期疗效将进一步得到提高。
在治疗策略的选择上，技术的难易程度和是否成熟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例如，对于基底动脉的动脉瘤，虽然有一些开颅手术的成功报道，但开颅手术技术难度大，医生掌握好这项技术难度也很大。因此，类似这样的患者应该首选介人治疗。而对于介人治疗较为复杂困难的大脑中动脉动脉瘤，开颅夹闭可作为首选，但这一观点并没有获得循证医学的证实。美国2012年的指南中也仅指出，对于伴有50mL以上脑内血肿的大脑中动脉瘤，应进行开颅夹闭手术(IIb类推荐，C级证据)。
五、颅内动脉瘤的微创介入治疗是趋势
动脉瘤的开颅夹闭手术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其显微外科时代发展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而颅内动脉瘤的血管内介人治疗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进人21世纪后，无论在欧美国家还是在亚洲国家，介人治疗的发展日新月异，新的技术和产品不断出现，治疗的安全性及有效性不断提高，颅内动脉瘤的微创介人治疗必将成为未来的主要发展趋势。
(洪 波 刘建民)
在先辈们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艰难探索，神经血管解剖学、数字化影像学及介入材料学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的革命性进步。随着这些新认识、新方法和新材料等快速完美的集成组合，使神经介入这一新兴的亚学科以令人惊奇的速度飞速发展，脑血管病的诊疗也进入了精准微创的新时代。这一新兴的技术已成为颅内动脉瘤、脑脊髓动静脉畸形（瘘）、头颈部供血动脉狭窄及急性缺血性卒中等脑血管病治疗的重要方法。尤其是随着神经介入在颅内动脉瘤治疗中疗效的不断提高，治疗范围的不断拓展，颅内动脉瘤治疗的理念、策略和方法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越来越多的患者因此获益。目前，国内外的指南已将介入治疗推荐为颅内动脉瘤首选的治疗方法。这一微创治疗新手段使颅内动脉瘤的治疗由巨创到微创、由难治到易治、变不可治为可治。作为医生，我们为拥有这种更安全、更有效、更微创的新技术去帮助患者远离疾病和残疾而兴奋不已。我也为能有幸成为一名神经介入医生深感自豪！
颅内动脉瘤的介入治疗虽然是一门微创治疗技术，但我们面对的是神圣的生命，其手术操作技巧最为精细且生死攸关。我们要付出多年的时间去学习与训练，使我们具备渊博的知识、灵巧的双手和训练有素的眼睛。在技术不断发展和迅速普及的情况下，有3点问题值得重视：（1）颅内动脉瘤的治疗强调个性化治疗，没有任何两个颅内动脉瘤完全一样，不同部位、不同病因及不同形态的动脉瘤所涉及的病理生理、自然病史、影像功能解剖以及手术策略和手术技巧可能完全不同。因此，对术者的基础理论、手术决策和操作能力有较高的要求。（2）神经介入的手术效果与材料学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材料学的更新换代极其迅速。因此，术者必须熟悉各种材料的特点和运用技巧，针对具体的病例，选择和运用最合适的材料。这在许多情况下决定着手术的疗效和成败。这就要求术者具备大量的手术实践经验，同时，保持持续学习的能力和习惯，及时了解学科的最新发展，才能保证手术质量维持在较高的水平。（3）颅内动脉瘤的残死率极高，我们要设身处地的用最通俗的语言与患者和家属沟通，使他们了解自己疾病的真实情况并理解自己的病情，使他们能够做出符合自身情况的正确选择，并为今后的生活做好准备。成功并不意味着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以生存或治愈，因为有大量的问题是目前医学科学技术尚无法解决的。最重要的是，无论病情多么复杂凶险，作为医者，都能竭尽全力，尽己所能。
1992年，在马廉亭教授组织的学习班上，我第一次接触到神经介入，便被深深吸引；1997年，在日本第一次看到GDC，更让我兴奋不已；1998年，参加牛津大学Byrne教授主办的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学习班，我深深体会到神经介入的无穷魅力和面临的挑战。在学习、实践、成长的过程中，由于缺少经验，走了一些弯路，我开始思考如何持续学习，如何缩小国内外的差距，如何在我国推广并提高神经介入医生的同质化水平。为此，2001年，我们创办了OCIN，并手术直播了颅内支架成形术等10台手术；同年，开办了OCIN学院的第一期学习班；2003年，我们创办了每季度召开的以讨论并发症和死亡病例为核心内容的神经介入沙龙。如今，OCIN已成为神经介入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OCIN学院也将迎来第100期学习班；神经介入沙龙得到同行的广泛响应和认可，并逐渐在全国推广。2006年，我们创办了东亚神经介入论坛（EACoN），每年在中日韩轮流举办；2010年，我们顺利举办了世界颅内支架大会（ICS）；今年，我们在上海又成功举办了世界神经介入治疗大会（WLNC）。以上的各个交流培训平台都是以病例直播和讨论为特色的。在共同成长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作为临床医生从病例中学习提高是最快捷有效的方式之一，从病例中学习相关知识会更加生动并易于掌握。非常有幸，我在2011年的OCIN与Timo Krings教授相识，我们都非常热衷于神经介入治疗的培训和教育，在讨论这一话题时，我们的许多观点完全一致，并决定共同撰写一本基于病例研究的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学。经过多次的讨论确定了编写大纲，并精心挑选了长海脑血管病中心具有代表性的病例，反复商榷每个病例的特点和教学点，从病史、体征、影像、解剖、技术、材料、策略、并发症、围手术期处理、随访、存在问题及相关进展等方面详细解析，将我们二十多年的探索和积累的经验真实地融入其中，力求使读者在阅读时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并希望能从每个病例中吸取到所需要的知识。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想首先感谢国内外的前辈和同仁以及我的医疗团队，感谢你们无畏的探索、经年累月的默默工作和无私的分享，本书从你们艰辛的工作中汲取了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同时，我要感谢我的患者和家属，医患同心，其利断金，你们的信任和坚持，给了我们实践的机会，解除你们的病痛是我们最大的前进动力。最后，还要感谢不断创新研发改进DSA设备及神经介入器械的所有科技人员及公司。他们不断创新的神经介入系列产品，使我们具备了更多的方法以更强的能力来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刘建民
2016年9月于上海
刘建民 教授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全军脑血管病研究所所长，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临床神经医学中心主任、神经外科主任、脑卒中中心兼神经介入中心主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脑卒中防治工程委员会秘书长兼出血性卒中介入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常务委员、介入学组组长，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国抗衰老促进会神经系统疾病分会主任委员，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介入医学工程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医学会脑卒中分会主任委员，全军及上海市神经外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医师定期考核介入医学专业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客座教授，担任国内外10余本高水平学术期刊的副主编、编委或审稿专家。
从事神经系统疾病的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30余年，以脑血管病微创治疗为特色，开展颅内动脉瘤、脑供血动脉狭窄、急性脑梗死、脑(脊髓)动静脉畸形及动静脉瘘等脑血管病的治疗万余例，首创颅内支架侧孔成形术等11项新技术。
先后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及全军重大攻关课题等科研项目19项，主编专著2部，以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发表论文526篇，其中SCI收录100余篇，主持制定脑血管病介入治疗规范及专家共识各1部。
创办东方脑血管病介入治疗大会(OCIN)、东亚神经介入论坛、颈动脉狭窄论坛、颅内动脉瘤论坛，OCIN学院及神经介入沙龙，先后承办世界脑血管痉挛大会、世界颅内支架大会及世界神经介入直播大会。研发系列神经介入器具，目前已获得产品注册4项，完成临床验证并上报SFDA待批产品2项，正在进行临床验证产品2项。先后应邀在牛津大学、纽约大学、加州大学、多伦多大学等7所大学讲学、手术演示以及在国际大会专题发言30余次。获教育部、军队及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5项。先后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上海市领军人才，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育才银奖及“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Timo Krings 教授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附属western医院教授、神经放射科主任、前欧洲神经放射协会副主席、欧洲神经放射学会科学委员会主席。Krings教授早年在德国亚琛医学院(Aachen)和美国哈佛医学院（Harvard)学习，后长期与两任世界神经介入主席Rerre Lasjaunias和Karel ter Brugge教授合作共事，对脑脊髓血管的胚胎发育和影像解剖、脑脊髓血管疾病的发病机制及其介入治疗积累了深厚的学养。
在亚琛医学院期间，Krings教授因神经系统磁共振成像的研究赢得广泛声誉，荣任德国最年轻医学教授，随后担任亚琛医学院神经介入主任。2008年，Krings教授赴多伦多大学工作，并接替了Karel ter Bmgge教授的职位。他先后发表论文170多篇，出版专著2部，参编30多本著作；兼任《Strake》《Brain》等26本神经领域相关高影响力学术期刊的审稿人，同时担任牛津大学、苏黎世大学、维也纳大学、东京大学等多所国际著名大学的客座教授。其主编的《Case-Based Interventional Neuroradiology》通过具体的病例深入、系统地阐述了神经介入学相关疾病和理论，并对本书的编撰产生了积极影响。
我国古代庄子（公元前369〜前286年）说“无古无今”，英国莎士比亚说“What is past is prologue（凡往昔事，皆今序章）”，我们也常说“温故而知新”，可见古今中外都很重视历史。什么是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的历史呢？这可追溯到20世纪初，由于颅内动脉瘤用银夹直接夹闭（Cushing, 1911年）不仅风险大，且疗效不好，因此外科医生尝试开颅暴露动脉瘤后，用银丝经动脉瘤壁插入动脉瘤内，再接直流电促进血栓形成，或插入经消毒的猪毛或马毛（Gallagher，1963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带球囊的微导管，Luesenhop（1964年）、Serbinenko 和Djindjian（1970年）先后用这些导管，通过颅外的血管经血管内治疗颅内动脉瘤，开启了经血管内治疗颅内动脉瘤的先河。但是，由于血管内介入材料和制造工艺以及人们认识的限制，经血管内治疗颅内动脉瘤发展缓慢。直到1991年，Guglielmi与工程技术人员合作，研发了电解可脱弹簧圈（GDC）治疗颅内动脉瘤。GDC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性创举，生动地反映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对医学的影响，GDC的出现和应用不仅使颅内动脉瘤的介入治疗从血管外发展到血管内，而且掀开了经血管内的神经介入新篇章。如今，虽然动脉瘤夹技术得以不断完善，动脉瘤显微手术也逐渐成熟，但血管内介入仍发展成为颅内动脉瘤治疗的主要方法，而且也成为神经系统疾病治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鉴于科学技术和医学的飞速发展，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的理念、方法和器械约每隔10年就会发生变化。因此，知识和技术的更新与普及是当今我国从事神经介入医务人员和科研人员面临的任务和挑战。长海医院刘建民教授及其团队不失时机地推出了《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学——基于病例的研究》一书。刘教授及其团队对颅内动脉瘤的介入治疗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他们把长期工作积累的大量病例汇集成书，通过各类典型的病例，生动、直观和系统地介绍各种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的相关技术和理论要点，目的是期望读者能够按图索骥，比较迅速地掌握相关知识，指导临床实践。书中的病例选择充分反映了作者匠心，既考虑了不同的颅内动脉瘤，如不同部位、大小、形态以及动脉瘤类型对相应介入技术的要求，又针对性地选择了相关病例，以介绍相关特殊技术、治疗策略、术中和术后注意事项以及新材料、新方法。全书图文并茂，清晰易懂，重点突出，是从事神经介入医师和研究人员难得的一本案头参考书。
在此，我谨向本书的作者致以诚挚祝贺，并期待广大的读者开卷有益，从本书中汲取更多的知识，最终造福广大患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 周良辅
2016年9月
科技创新驱动医学的发展，转化医学成为近年的热门话题。所谓转化，就是用一个领域的创新指导衍生领域的突破。颅内动脉瘤诊疗在过去30年内有了重大突破，不仅从血流动力学等理论物理学角度分析血栓形成及动脉瘤愈合的机制，且栓塞材料也发生了从腔内致密填塞到血管重建的理念转变。而这些都得益于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实践的成功转化，更是“产、学、研、医”合作的重大突破。正是神经影像技术不断发展以及神经介入治疗器具的不断更新，成为促进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领域飞速发展的根本动力源泉。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脑血管病中心在学科带头人刘建民教授的带领下，从出血性脑血管病的栓塞治疗及缺血性脑血管病的血流再通等微创治疗技术应用，到脑血管病救治流程的改进、急救绿色通道的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经过十余年的积累和跨越式发展，已然成长为中国脑血管疾病微创治疗的一面旗帜。特别是在颅内动脉瘤微创治疗技术方面的创新性工作，更是取得令人耳目一新的成就，从开展亚洲首例颅内支架成形术治疗颅内动脉瘤，到支架半释放、后释放技术等一系列创新技术体系的建立，直至研发成功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国产血流导向装置。作为刘建民教授的挚友，我有幸见证了该团队在这一领域坚持以“理论创新”指导“器具创新”，最终促进“模式创新”的全过程。这其中的艰辛和付出，尽管不足为外人道，但想必也已尽了“洪荒之力”。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长海神经介入团队不仅执着于诊疗技术上的创新，更乐意于治疗理念与诊治经验的言传身教。《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学——基于病例的研究》一书正是该团队对神经介入教学从临床实践到理论的升华。本书是国内首部采用案例式教学模式的神经介入专著，精选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成功处充分体现了该团队的集体智慧，而失败处也凝聚了团队全体成员的深入反思与体会。每一篇章不仅有技术细节的展示，还着重讲解治疗方案制定及并发症的预防与处理，更从疾病的解剖学及生理学特征进行介绍，充分发挥长海医院脑血管病中心的病例资源和学术资源优势。这不仅是神经介入初学者身旁的有用参考书，也是值得已在该领域具有一定经验的从业者进一步学习提高的专业必备书。
在此，我谨向刘建民教授及其团队致以诚挚的祝贺，并期待他们以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为起点，从初始的病例积累到深入临床研究的开展，包括前瞻性注册研究、自然病史与出血危险研究、以及治疗方法的优化选择等，充分发挥病例资源优势，建立多中心的研究平台，占领颅内动脉瘤研究的“制高点也期望他的团队继续开展新技术，探索及总结神经介入诊疗经验，形成覆盖所有神经介入领域不同病种的系列丛书，进一步推广和普及中国的神经介入治疗技术及先进理念。
中国工程院院士 孙颖浩
第二军医大学校长
2016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