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判断，上述关于依赖于观察者的、被知觉的现象如何表征一种自然科学可以用其他方式来描述的、独立存在的“实在”的解释在科学和常识上都是不矛盾的。然而诸如颜色、气味、味道等这些感受质的观察者依赖性被一些物理主义心智哲学家强烈抵制。他们的抵制源自他们的物理主义承诺。如果像“红色”这种感受质在它们的本质上是依赖于观察者的体验，那么就很难将这种感受质还原为“客观的”脑状态，无论脑状态是如何被构建的。例如，阿姆斯特朗承认，除非一个人可以把像“红色”这样的现象属性从知觉中排除出去，否则他就不得不全盘放弃他的还原计划，这一计划宣称知觉只不过是作出某种分辨的能力。这同样适用于丹尼特对色彩知觉的分析。但是"红色"无可否认是存在的，所以阿姆斯特朗被迫认为红色是特定物理对象的一种独立于观察者的物理属性(将这种感受质从知觉中排除之后它们就无处可去了)。总之，对于阿姆斯特朗而言，无论是否有人知觉到，对象都是“红色的”。

泰亚有一个十分类似的论证，我们已经见到了。然而，根据上述分析，颜色只有当光波(在可见光波段)被视觉系统转换成颜色体验时才会呈现。这即是说，物体是红色的，仅当(a)它们以适当的波长反射光线(大约700纳米),并且(b)视觉系统将那些电磁能量转换为红颜色的体验。在这两个条件中，(b)更为重要。这即是说，视觉系统无需用700纳米区域的光激活神经就可以产生颜色体验(例如在梦中，生动的意象和幻觉中)。但是，如果没有合适种类的视觉系统，700纳米的光波就一点也没颜色了(这种颜色不是一种电磁属性)

被体验的世界是一种有些不同于物理学所描述的表征——这并没有任何特殊的神秘性。根据人类的适应性需求，知觉加工有可能是在应对演化压力时发展起来的，并且它选择、关注和解读符合适应性需要的信息。因此，它们只需要建模可获得信息中的一个子集。同时我们的知觉模型一定是有用的，否则它不可能使人类存活下来。鉴于此，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由知觉加工产生的被体验的世界是对“真的在那儿”世界的一种部分的、近似的但却有用的表征。

认为我们的知觉部分地、近似地表征“实在",这种观点有时被称作“间接实在论”或"批判实在论"。这种立场允许：有用的世界知识是由观察提供的(被观察的现象);同时它也允许：由理论、因果律等得到的对这个世界的表征有时更为准确、更一般并且与知觉世界大为不同。许多科学以默许或明说的方式采取一种批判实在论的形式——我在下文发展了其中的一种形式。因为现在的内容聚焦于“理解意识”,我不会停留在围绕这个主题的经典辩论以及其他竞争的认识论上。但是，我们并不能完全回避认识论问题，因为这种意识与我们意识到的现象在知识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意识到某种物也就是一条知道它的途径。我们意识到的现象同样为我们的理论提供了数据，无论是在科学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见第9章)。无论如何，上文陈述的批判实在论立场都需要一些辩护。它宣称我们的知觉和概念以部分的、近似的方式表征了"实在"。但是这种“实在”是什么?而如果存在这样一种实在，我们又如何知道我们的知觉印象(percept)或理论表征了它呢?

毫无疑问，这是经典的认识论问题，在不同程度上为知识的所有表征理论所共享。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所见，这种问题在约翰·洛克的怀疑论的经验主义哲学中尤为突出。根据洛克的说法，“心智中”的感觉同样接近人们得到的真实世界。概念、理论等只有在它们被还原为感觉或被看到源于感觉时才与世界相关联。然而，感觉的品质在它们的表征的精确度方面有差异。像“广延”、“图形”(形状)、"周体"和“运动”这些感觉的第一性质(primary qualities)表征了真的属于物质世界的品质。像光、声音和热这些第二性质(secondary qualities)是通过物质粒子的运动在心智中产生的.但不表征粒子本身的样子。这类似于当代关于感觉如何与物理学所描述的世界相关联的观点(光由光子产生，声音由空气分子的振动产生，热由分子的布朗运动产生，等等)。但是，鉴于他自己的知识论，很难看到洛克是如何得出这种观点的。如果感觉同样接近人们得到真实世界，那么洛克又如何判断感觉与“真实世界”的相似之处，这种比较超出了它们?又如何辩护洛克认为世界真的是由与感觉大不相同的“无生命微粒”(17世纪物理学所说的原子)组成的这一隐含信念呢?

·理论表征了什么?

解决洛克怀疑论的经验主义所提出问题的明显方式，就是允许人类的认知加工有时能够提供比感觉所提供的更为准确的关于世界的表征的可能性——古希腊理性主义将这种观点发展到极致。在现代物理学中，这种观点隐含于大一统理论的信念中，它以某种方式结合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以期真正成为一种适用于万物的理论。正如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所说：

如果我们真的发现了一个完整理论，那么，在广义的原则上它应当及时地为每个人所理解，而非仅仅是一小部分科学家。然后我们所有人—哲学家、科学家和普通大众都可以参与到为什么正是我们和这个宇宙存在的讨论中来。如果我们找到了这个答案，那这将是人类理性的终极胜利——因为那时我们将会知道上帝的想法(mind)。

然而，许多科学家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例如，天体物理学家约翰·格里宾注意到我们有不同的原子模型，但这些模型中没有一个可以排除其他而宣称表征了它"真实的”本质。确切地说，它们的“适合度”取决于它们的应用领域：

要点是我们不知道一个原子“究竟”是什么；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一个原子“究竟”是什么。我们只能知道原子像什么样子。通过以某种方式探测它，我们发现在一定情况下，它“像”一个台球。当以另一种方式探测它时，我们发现它“像”太阳系。当再问一组问题，我们所得到的回答是，它像一种被电子云环绕的带正电荷的原子核。这些就是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中树立起来的原子“是”什么样的图像。我们建构一种模型，或一种图像；但是，然后，我们时常忘了我们所做过的，从而将图像与实在混淆了。

我们的通过精确的数学语言所表达的关于世界的概念和理论没有能逃脱试验性的本质。正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所说：“就数学法则指称实在而言，它们是不确定的；就它们是确定的而言，它们都不指称实在。”而是：

物理概念是人类心智的自由创造，无论它们看起来如何，它们不是由外部世界唯一决定的。在我们理解实在的努力中，我们有时就像一个去试着理解封闭手表里的机械装置的人。他看到了表面和移动的指针，甚至听到了它的滴答声，但是他没有办法打开表盖。如果他有创造性，他可以制作一些能解释所有他观察到的事物的机械装置的图纸，但是他可能永远不能非常肯定他画的就是解释他的观察的唯一图纸。他将永远不能把他的图纸与真实的机械装置作比较，他甚至无法想象这种比较意义的可能性。

在这种更为谨慎的观点中，科学理论不再宣称代表了绝对真理。相反，它们的价值在它们解释、控制和预测可观察现象的能力中得到评价。科学知识的获得涉及一种在观察到的现象、关于这种现象的本质的理论与作为两者根基的隐含的基础性实在之间的持续的动态过程。科学过程同时受数据驱动和概念驱动。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指出，“在科学的历史中，一直是理论而非实验，一直是观念而非观察打开了通往新知识的道路”。另一方面，又"总是实验将我们从不归之路中解救出来，帮助我们走出墨守成规，挑战我们去发现新的道路”。在他看来，科学理论是”最好的猜测”(在现有可用数据的基础上),它永远对驳斥敞开大门。任何特定时间，什么东西会被认为是“科学实在”的，这还取决于人们倾向于问的问题。盛行的理论影响我们所作的观察。它们决定了哪些测量是微不足道的，而哪些又是基本兴趣点。当理论发生改变时，有关这些问题的决策也将发生改变。理由如下：

关于客观科学的经验实证基础的东西没有什么是“绝对”的。科学并不建立在坚实的岩石之上。它的理论的大胆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筑在一片沼泽之上。像一栋树立在基桩上的建筑，桩从上渐渐没入沼泽之中，而不是没入到任何自然的或“给定的”根基；并且如果我们停止了让桩陷得更深，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触到了坚实的地面。我们停下来只是因为满足于桩足以坚实得承载建筑，至少目前而言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