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杨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指导专家 | 赵继宗（中国科学院院士、神经外科学家）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指明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国家在《“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和《“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等部署中，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重要位置，把科技创新作为卫生与健康事业的核心动力。

然而，当前国内95%的大型医疗设备均由国外进口，95%临床药物最初专利来自国外，95%临床规范指南借鉴的国外，整体上我国对国际临床标准的贡献不足5%，造成了大型精密医疗设备卡脖子，临床理念技术跟跑国外的现状。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要实现卫生健康事业的自力更生，跨越超车，“科研创新，路在何方？”这是摆在每一位临床科研工作者面前的拷问。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同时是一名医生，回答这个问题，要明确一个基本出发点，那就是“一切科研为患者服务”。这是医生的初心，也是开启创新之门的一把钥匙。目前，人类掌握的疾病和临床技术还是冰山一角，治疗疾病本身就是科技创新的过程。在疾病探索中，以临床问题来牵引基础研究和转化研究，可以从根本上促进个体化治疗、药物研制、技术开发和理论突破，从而带来疾病治疗的革命性进步。

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一名普通医生，我们病区名叫“神经外科意识障碍病区”，在赵继宗院士指导下，成立于2021年。“意识障碍”是一个“老”问题，却是一个“新”学科。团队十多年以来，持之以恒在这条“老”路上，坚持探索，从无到有，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今天我们就从意识障碍切入，来讲讲临床科研创新，如何从“没有路”走出“一条大路”。

一、发挥优势，敢于亮剑

（一）病源数量巨大，聚集经验优势

在医学领域里，随着急救重症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危重患者生命被抢救，由于大脑严重受损，从昏迷演变成慢性意识障碍，就是我们俗称的“植物人”。据文献报道，美国“植物人”的总量，成人大约30万左右；而在我国，由于人口基数大，保守估计每年新增约10万，累计大约有150万人。一个一般发病率的疾病，在我国就有这样数量庞大的患者群，涵盖了不同类型、不同转归，为临床科研工作者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源，也为临床医生提供了难得的自然规律呈现和实践经验积累。

（二）文化道德自信，承载治疗希望

在现阶段的医疗技术下，“植物人”患者处于失能失用状态，“醒不来也走不掉”，需要人长期照顾。这不仅是医学和科学的重大挑战，同时也是人性的挑战。一些西方国家的亲情和伦理观，可能决定了法律在安乐死、生命支持撤出和器官捐献等方面对于“植物人”做出的制度和裁决。而在我国，往往是家属精心照料不离不弃，医生殚精竭虑不肯服输，社会舆论善意关注传递爱心，为意识障碍诊疗的临床科研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条件和机遇。这受益于我国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和文化背景，使得“植物人”研究一定程度赢在了“起跑线”。

（三）吸收开拓尝试，勇于制定标准

在“植物人”医疗的背景和条件下，我们另辟蹊径，广泛吸收借鉴其他神经、精神系统疾病的诊断治疗技术和方法，尝试采用多模态脑成像、神经电生理等技术进行评估和预后检测；尝试采用脑深部电刺激、脊髓电刺激、经颅磁刺激、直流电刺激等综合神经调控手段，收到了良好的促醒治疗效果。在不断的摸索和实践中，积累了病例筛选、多模态预测、靶点选择及神经调控等方面的丰富经验，创造性的建立意识障碍的系统诊疗标准。于2019年颁布《慢性意识障碍神经调控中国专家共识》，2020年颁布《慢性意识障碍诊疗中国专家共识》，作为首创的针对慢性意识障碍的综合性专科共识，在全国规范化推广。

二、打破桎梏，协同创新

（一）打破传统格局，创建专业专科

国内的意识障碍临床科研开始的并不晚，但是大多数中心，都是在其他医学专业方向之下顺便治病，而不是做“专科”。不能将意识障碍独立的作为一个学科，其研究必然是局部化、片面化的，缺乏纵向的连续性和横向的互补性。这也是很多科研创新不能深入和打开局面的通病。北京天坛医院创建“意识障碍病区”，一方面为意识障碍领域的科研创新提供专科条件，另一方面也是为传统的神经科学和医学领域，创立了一个新的专业学科。不再是跟跑和模仿，而是使得意识障碍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技术得到学科化的产生、转化和升级。

（二）打破单打独斗，纵向长线作战

我国的大多数临床科研普遍处于单中心、各自为战的分散研究状态，只在点上有交集，缺乏长程的整体设计、综合实施和大数据整理。意识障碍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与之密切相关的专业包括重症医学、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神经影像、神经电生理、康复、高压氧、中医中药等等。从患者的发病到治愈，涉及的学科广、专业种类多。一方面单个临床科室很难独自完成整个诊疗，需要多学科协同接续治疗；另一方面，意识障碍患者的预后，没有多学科的承接，很难看到最终结果，造成科研的真正价值半途而废。而长线协同，不仅是对意识障碍这个特殊疾病，对其他领域的科研同样是一条持久制胜之路。

（三）打破学科壁垒，横向医工结合

现代医学发展史表明，医学突破性进展有赖于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在意识障碍这样前方无路可循的领域，更是依赖于跨领域技术的发展和借鉴。团队自2010年起与中科院自动化所、清华、北大、复旦、北师大、中医研究院等科研单位紧密合作，通过医工结合和成果转化，将创新技术反哺临床，既有利于实现诊疗的突破，解决临床需求，又能服务于患者。比如与中科院自动化所共同发表意识障碍的预后模型文章（ Elife. 2018），被美国麻省总医院Brian L. Edlow教授在发表于Nature Reviews Neurology （IF:42.937） 的论文中引用，是国际领先的基于脑网络分析的意识障碍预后模型，为临床患者的意识判断建立了自主方法。

三、自立自强，弯道超车

（一）跳出模仿思维，发展创新理论

国际的意识障碍研究，目前主流集中在残余意识检测和无创神经调控上，发表了大量论文，仅仅复制不能带来超越。团队基于研究的国际现状和国内背景，将创新点集中在有创调控和脑机接口方向。国际首次将量化脑电分析和近红外成像引入程控的定量评估中，对于无法反馈的“植物人”患者进行个体化刺激参数调节。相关论文成果被多篇引用在由国际意识障碍学会主席Steven Lawreys（H指数：123）和美国意识障碍指南执笔人 Joseph Giacino（H指数：60）等共同撰写的综述中。相关闭环调控研究获得科技创新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青年科学家项目支持。

（二）立足实践难题，碰撞创新合作

从临床实践问题入手，针对“植物人”患者诊疗中的难问题硬骨头，寻找技术支持，创新思路解决问题，实现跨学科合作转化。为打钉子找工具、试工具、创造工具，而非拿着锤子找钉子。团队每年举办《中国意识障碍高端论坛》连续六届，汇集医、理、工各个领域的专家，提出问题，提供工具，碰撞火花。团队融合各领域专家，2018年于Neuroscience Bulletin 上组织意识障碍国际前沿探索专刊；2020年于《临床神经外科杂志》上组织国内现状及进展专刊；2022年在于《第三军医大学学报》上组织临床研究应用专刊，实现了跨学科多角度畅所欲言，百家争鸣。   

（三）搭建学科平台，建立创新体系

为将新理论、新材料、新技术尽快应用于治疗，加快科研创新转化应用到一线中，造福广大患者，团队搭建了高水平应用平台，联合医、理、工、企，组织创建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意识与意识障碍分会”，“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修复分会慢性意识障碍学组” ，“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中心中国意识障碍医生联盟”等组织，探索领域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的桥梁，推动不同学科的协作研究转化，促进意识障碍创新研究的落地和深化发展。

“擿埴索涂，行且将至”。意识障碍的临床研究，虽然依然还在“只见一斑”的路上，但是在科研创新的炬火下，在科技创新的春风下，只要坚持求索，砥砺前行，就终有一天能走出一条柳暗花明，繁花似锦的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