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次「精选编译」由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蔡恒副教授编译,为大家带来《经颈动脉血运重建术后脑过度灌注综合征的危险因素》,欢迎大家阅读分享!
美国南加州大学凯克医学院的Ashley C Hsu等为了明确不同术式(CEA/TFCAS/TCAR)CHS的发生情况,以及经颈动脉血运重建术后CHS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表在2023年6月的《Annals of Vascular Surgery》杂志上。
——摘自文章章节
【REF: Hsu AC, et al. Annals of Vascular Surgery. 2023;S0890-5096(23)00322-9. doi:10.1016/j.avsg.2023.06.006】
脑过度灌注综合征(CHS)是一种颈动脉狭窄术后严重并发症,关于颈动脉内膜剥脱术(CEA)和经股颈动脉支架植入术(TFCAS)后CHS的发生已有报道,但是经颈动脉血运重建术(TCAR)后的脑过度灌注综合征发生情况目前尚未见报道。美国南加州大学凯克医学院的Ashley C Hsu等为了明确不同术式(CEA/TFCAS/TCAR)CHS的发生情况,以及经颈动脉血运重建术后CHS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表在2023年6月的《Annals of Vascular Surgery》杂志上。
该研究纳入2015年至2021年美国血管外科学会VQI注册研究中接受CEA/TFCAS/TCAR的成人(≧18岁)患者资料,排除了急诊手术的患者(发病6小时内死亡或者急诊手术)。回顾性分析了患者基线资料,围手术期情况。主要观察指标为CHS,定义为术后出现癫痫发作、与高灌注相关的脑出血,或两者兼有。由于VQI注册研究CEA组定义CHS术后癫痫发作并伴有头痛或脑出血或影像学上被认为是由CHS引起的脑水肿。但在CAS组定义为与CHS相关的最严重症状(仅为同侧眼后头痛、癫痫发作或脑出血)。为了一致性和可比性,TCAR组定义CHS参照CAS组定义为癫痫发作或者脑出血的CHS,排除了仅表现为头痛的CHS。次要观察指标为住院期间死亡、术后心梗(MI)、心律失常、心衰(CHF)以及颅神经功能损伤(CNI)。
本研究纳入156003例患者(CEA组72.7%,TCAR组12.4%,TFCAS组14.9%),患者基线资料见表1。三组患者手术相关情况见表2,共计333例(0.21%)患者发生术后CHS。其中CEA组、TCAR组和TFCAS组CHS的发生率分别为0.15%、0.18%和0.53%。三组之间的两两比较结果显示,CEA组与TFCAS组CHS发生风险无显著差异(OR:1.21;95%CI 0.76-1.92);P=0.416),TCAR组和CEA组之间也没有显著差异(OR:0.91;95%CI 0.57-1.45;P=0.691),见表4。
多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患者既往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或脑卒中病史(OR:2.50;95%CI 1.69-3.68;P<0001)、早期(48小时内)紧急干预(OR:2.03;95%CI 1.43-2.89;P< 0.0001),完全闭塞的治疗(OR:3.80;95%CI 1.16-12.47;P=0.028),以及术后需要使用静脉(IV)降压药物(OR:5.45;95%CI 3.97-7.48;P<0.0001)是CHS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年龄、既往高血压、同侧狭窄程度≦99%以及既往颈动脉手术史与CHS风险增加无关。出院后服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或血管紧张素II受体阻滞剂(ARB)的患者与发生CHS的风险降低相关(OR: 0.47; 95%CI 0.34-0.65;P<0.0001),见表4。
表1. 纳入患者基线资料
表2. 三组患者手术相关情况
表3. 根据围手术期特征得出的脑高灌注综合征的结局
表4. 脑高灌注综合征的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
该研究发现TCAR和TFCAS发生CHS的风险与CEA无显著差异。患者既往TIA或脑卒中病史,早期干预,颈动脉完全闭塞治疗,术后需要静脉使用血压药物是CHS风险增加的独立预测因子,建议针对这类患者采用密切的血压管理和风险控制。而出院后口服ACEI/ARB类降压药物可能降低CHS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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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稿
张颖影 副主任医师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编 译
蔡恒 副教授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审 校
李子付 教授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终 审
洪波 教授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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