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ITOR'S CHOIC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complications from the treatment of primary central nervous system tumors in adults 

Michael Weller and others

Neuro-Oncology, Volume 25, Issue 7, July 2023, Pages 1200–1224, doi: 10.1093/neuonc/noad038

欧洲神经肿瘤学会（EANO）针对成人原发性脑CNS肿瘤（淋巴瘤除外）的并发症提出了预防、诊断和处理推荐方案。主要关注手术、放疗和药物治疗方面。手术：脑肿瘤手术应该仅在专业的中心开展。术前应该识别和评估感染、缺血和出血的危险因素。术后24-72小时应该进行MRI扫描并包括DWI序列。术后感染本身需要果断有力的治疗，以避免延误后续的肿瘤学治疗。患者和其照顾者应被告知伤口护理的方法，以及可能出现的并发症的症状和体征。在患者从术后并发症康复并达到稳定状态之前不应开始放射治疗和全身抗肿瘤治疗。脑肿瘤术后应常规评估是否进行神经康复治疗。

放疗：脑肿瘤患者的放射治疗应仅在专业的中心进行。剂量、分割方法和照射体积应根据患者年龄、肿瘤部位和预后选择。在开始放射治疗时不应预防性全身使用糖皮质激素。在放射治疗期间如果出现有症状的脑水肿或神经功能恶化可以考虑给中低剂量的地塞米松（每日≤8 mg分一到两次给予）。放射治疗期间如果出现并发的疾病，可能需要短暂暂停治疗。早期的副作用应积极处理避免治疗间断。仅在患者出现严重功能障碍或无法接受的副作用时才考虑永久终断放疗。由于放射治疗的迟发效应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在选择总剂量、剂量分布和放射模式时应优先考虑避免晚期并发症。

电场治疗：在体内有医疗仪器埋藏的情况下使用TTFields需要详细评估是否有潜在相互作用。在二者同时使用时需要仔细的观察。在出现任何一种皮肤不良反应时均需要暂停使用TTFields。在出现3级皮肤溃疡或与其他体内植入医疗器械出现相互作用时应停用TTFields。

药物治疗：对年轻人无论女性还是男性，均应在开始全身药物治疗前提供关于生殖能力的专业咨询讨论，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在治疗开始前对男性和未绝经的女性患者均应告知有必要充分的避孕。在全身药物治疗前和治疗中如果怀疑有怀孕的可能应做妊娠试验。全身药物治疗一般要求中心粒细胞计数>1500/μL且血小板计数>100 000/μL。在开始治疗任何一种脑肿瘤时均应考虑药物相互作用尤其是与抗癫痫药物的相互影响。应当劝阻患者采用辅助和替代治疗（包括草药治疗），特别是在全身药物治疗期间，如果使用了应当在患者病志中记录。如果谷草转氨酶和谷丙转氨酶水平升高达到或超过三倍，一般不应给全身药物治疗。患有慢性肺病的患者在使用亚硝基脲类药物之前应检查肺功能。使用长春新碱时一旦出现多神经病的症状或体征就应停药，且不建议再次使用。在使用BRAF和NTRK抑制剂之前和使用中，均需要监测心功能，包括心电图和左心室射血分数。应考虑复方制剂特别是对NTRK抑制剂。针对不同器官的副作用的处理方案：中性粒细胞计数低于500/μL时应预防性使用抗生素，并考虑使用G-CSF治疗。CD4 T细胞计数低于200/μL应预防性使用磺胺甲唑-甲氧苄啶（复方新诺明）和阿昔洛韦。血小板低于10–20 × 103/μL时应输血小板。血红蛋白水平低于8 g/μL时应考虑输注红细胞。有肺心病病史的患者在接受亚硝基脲治疗前应接受肺功能检测。在接受癌症药物治疗时出现重度或反复肝毒性的患者应减量或停药。大多数男性和女性在开始癌症药物治疗前均应提供生殖咨询。

REVIEW

Modeling brain and neural crest neoplasms with human pluripotent stem cells 

Cedar Schloo and Lena M Kutscher

Neuro-Oncology, Volume 25, Issue 7, July 2023, Pages 1225–1235, doi: 10.1093/neuonc/noad034

编译：林毅（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本综述总结了近期的研究和采用人多能干细胞对脑和神经脊肿瘤建模存在的挑战。

3D类脑器官能促进细胞相互作用和自身重构，研究者们研究了涵盖多数脑发育部位的具有部位特异性的类脑器官操作规程。人胚胎干细胞和诱导性多能干细胞（统称人多能干细胞）在脑肿瘤研究中均有使用，在建立临床前模型、发现肿瘤发生发展的关键步骤、以及检测不同药物组合中均有应用。由于肿瘤复杂、异质性和多因素性，因此需要多种模型分析其生物学的所有方面。每种模型都有优缺点。人多能干细胞也是。人多能干细胞模型近来被用于不同的肿瘤，包括胶质瘤、髓母细胞瘤、不典型畸胎横纹肌样瘤和神经母细胞瘤。在胶质瘤中，近来胶质瘤大脑类器官模型（GLICO）能用来药物筛选、模拟肿瘤异质性、具有桥粒连接、细胞融合和功能性微管等胶质母细胞瘤相关特征。在髓母细胞瘤中，SHH亚型和Group 3亚型已有人建立。将来通过使用小脑类器官模型有希望建立新的Group 3和Group 4模型。神经母细胞瘤和不典型畸胎横纹肌样瘤的模型也有建立。在人多能干细胞的传代中经常自发的产生TP53突变，作者认为未来的工作中应加强细胞的基因组质量控制。未来还需要开发少见的肿瘤亚型的模型。

BASIC AND TRANSLATIONAL

GBM deconvolute R accurately infers proportions of neoplastic and immune cell populations from bulk glioblastoma transcriptomics data 

Shoaib Ajaib and others

Neuro-Oncology, Volume 25, Issue 7, July 2023, Pages 1236–1248, doi: 10.1093/neuonc/noad021编译：林毅（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我们开发了一个针对IDH野生型（IDHwt）GBM到特异性单免疫细胞的标记，包括B细胞、T细胞、NK细胞、小胶质细胞、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单核细胞、肥大细胞和DC细胞。将胶质母细胞瘤肿瘤中的不同细胞类型特征化和成比例的量化将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细胞的特征和肿瘤表型或临床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开发了一个可以从总的RNA测序数据中反滤波化得出免疫和肿瘤细胞的工具。我们采用此工具结合已有的肿瘤单细胞类型标记分出星形细胞样、少突胶质细胞和神经元始祖样和间质GBM肿瘤细胞，得出既包括标志物也包括基因特征的反滤波工具。我们采用单细胞分辨率成像流式分析了10例IDHwt GBM标本，5例配对的原发性和复发肿瘤，检验何种反滤波方法结果最好。我们发现采用GBM组织特异性标志物进行基于标志物的反滤波能最准确的对免疫细胞和癌症细胞分类。我们将这一算法打包为GBMdeconvoluteR。将GBMdeconvoluteR应用于TCGA的GBM RNAseq数据，发现能够重复近期的关于间质型GBM肿瘤细胞和淋巴系以及髓系细胞关系的单细胞多组学研究。我们还另外发现这些关系在临床预后差的患者中更紧密。我们认为GBMdeconvoluteR可以准确的从IDHwt GBM的总RNA测序数据中定量其中免疫细胞和肿瘤细胞的比例，下载网址为http://gbmdeconvoluter.leeds.ac.uk。

Lysine-specific histone demethylase 1A (KDM1A/LSD1) inhibition attenuates DNA double-strand break repair and augments the efficacy of temozolomide in glioblastoma

Salvador Alejo and others

Neuro-Oncology, Volume 25, Issue 7, July 2023, Pages 1249–1261, doi: 10.1093/neuonc/noad018编译：刘志强
万大海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胶质瘤干细胞(GSCs)能有效修复标准疗法诱发的DNA损伤，从而导致治疗抵抗。研究表明，表观遗传修饰因子——赖氨酸特异性组蛋白去甲基酶1A（KDM1A/LSD1）在胶质母细胞瘤中高表达，具有增强GSCs修复DNA双链断裂的能力；抑制KDM1A可减弱TMZ治疗后的DNA同源重组和非同源末端连接修复。然而，KDM1A在替莫唑胺(TMZ)耐药机制中的作用、寻找一种KDM1A特异性、有效穿越血脑屏障的抑制药物以及KDM1A抑制是否能够增强GSCs对TMZ敏感性仍缺乏研究。

本研究1）从安东尼奥分校肿瘤标本库的原发GBM中提取GSCs并培养为神经球，进行CellTiter-Glo 2.0细胞存活率测定、神经球形成和极限稀释实验、彗星试验、RNA-seq、RT-qPCR 和染色质免疫沉淀分析，检测KDM1A基因敲除、抑制剂与TMZ联合作用对GSCs活力的影响；2）利用GSC 082209细胞进行CUT&Tag 测序和数据分析、蛋白印迹分析及RT-qPCR试验；3）对患者来源的GSCs细胞进行γH2AX、RAD51和53BP1焦点形成测定、彗星试验；4）静脉和口服方式给予雄性 Sprague Dawley 大鼠KDM1A抑制剂NCD38，进行相关的药代动力学和脑生物利用度分析；5）选用NOD.CB17-Prkdcsord/NCr1小鼠接种患者来源的GSCs细胞，建立活体原位脑肿瘤模型，对KDM1A相关干预措施予以生存分析，并对肿瘤组织进行Ki67、cleaved caspase3、γH_2AX免疫组化检测。

结果表明：①KDM1A基因敲除增强TMZ在降低GSCs活性、神经球形成和自我更新方面的效果；NCD38治疗与TMZ具有协同作用，并可提高在原位异种模型中的疗效，提高总体生存率；②NCD38作为一种脑透性KDM1A抑制剂，使TMZ对处理的GSC更敏感；③KDM1A在DNA DSB 修复基因的转录起始位点富集；KDM1A-KO、-KD 和 KDM1A 抑制都会导致 GSCs 中 DNA DSB 修复基因的下调；与NCD38组相比，KDM1A-KO组中有更多基因被改变，这部分反映了KDM1A以去甲基化酶依赖性和独立性方式调节基因表达的能力，而NCD38仅抑制KDM1A去甲基化酶依赖性基因表达；
④ KDM1A 抑制降低了 GSC 修复 TMZ 介导的 DNA 损伤的能力。

然而，仍需进一步研究确定KDM1A抑制剂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脱靶效应。TMZ 和 KDM1A 抑制剂 NCD38 的组合可能代表治疗 GBM 的新治疗策略。

图1 KDM1A基因敲除使胶质瘤干细胞(GSCs)对TMZ治疗敏感。(A)根据ROC绘图仪数据集，根据放射治疗和TMZ治疗后16个月的总存活率，生成KDM1a的盒图。(B)在原发和复发的GBM TCGA数据集中检测了KDM1A的表达。(C-D)Control和KDM1A基因敲除的GSCs分别用赋形剂或TMZ处理5d，用CellTiter-Glo比色法测定细胞存活率。(E-H)神经球形成的对照和KDM1A基因敲除的GSC在TMZ处理后。(I-J)用极限稀释法测定对照和KDM1A基因敲除的GSC在TMZ处理后的自我更新能力。*p<0.05，**p<0.01， *p<0.001，*p<0.0001，经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

图2 NCD38是一种脑透性KDM1A抑制剂，协同增强了TMZ介导的细胞活性降低和胶质瘤干细胞(GSCs)的自我更新。(A)NCD38在雄性SD大鼠静脉和口服给药后的血浆药代动力学参数。用LC-MS/MS法测定NCD38静脉注射1 mg/kg(n=3)和口服10 mg/kg(n=3)后的血脑分布。雄性SD大鼠静脉注射(B)和口服(C)NCD38后的血药浓度-时间曲线。(D)U251-GSCs荷瘤小鼠分别给予赋形剂或不同剂量的NCD38治疗。用Xenogen IVIS(n=6)测量荧光素酶强度表示的肿瘤生长率。(E-F)GSCs经NCD38或TMZ单独或联合作用5d后，用细胞滴度Glo法检测细胞活力。(G-H)GSCs经NCD38、TMZ单独或联合作用后，采用极限稀释法测定其自我更新能力。(i-L)，观察NCD38、TMZ单独或联合作用对神经球形成影响。*p<0.05，**p<0.01，*p<0.001，*p<0.0001，经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

Single-cell transcriptomic analyses provide insights into the cellular origins and drivers of brain metastasis from lung adenocarcinoma 

Zihao Wang and others

Neuro-Oncology, Volume 25, Issue 7, July 2023, Pages 1262–1274, doi: 10.1093/neuonc/noad017

编译：睢英
万大海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脑转移瘤(Brain metastasis, BM)是最常见的颅内恶性肿瘤，约30%的实体瘤会发生颅内转移，其中以肺癌发病率最高，预后不良。因此，需要有效的早期识别方法，判别哪些肺癌患者更容易发生脑转移，使早期治疗成为可能。

通过11例LUAD原发肿瘤(PT)和10例BM样本单细胞转录组学特征来表征细胞结构，明确LUAD原发和转移样本的细胞构成完全不同，T细胞所占比例在PT中明显多于BM，而转移性ECs在BM中最多。

为了鉴定恶性细胞的克隆结构和细胞起源，利用interCNV算法分析PT和BM样本中的ECs。结果表明，BM样本中ECs的比例要远远高于PM样本。然后，利用进化系统发育树来显示PTs和脑转移瘤恶性细胞的肿瘤克隆和进化。PT样本中性细胞1q扩增的程度要远高于BM样本，而BM样本性细胞中的7p和7q扩增要远高于PM样本。基于恶性细胞转录组谱计算每个样本的多样性评分，发现PT组的多样性评分显著高于BM组，而PT中恶性细胞的比例(4.5%)明显低于BM。GSVA证实MYC靶点、PI3K/Akt/mTOR信号、上皮-间质转化和细胞代谢相关途径在BM的恶性ECs中显著激活。这些发现表明，BM中的ECs可能来源于7号染色体增加的PT亚克隆，并且转移到大脑的恶性细胞在进展和转移过程中也产生了更多新的CNV亚克隆。

为了进一步阐明ECs的细胞亚群及其在BM中的作用，我们将来自PT和BM样本的7064例恶性ECs(图4A)分为11个亚群，称为上皮细胞簇(ECs) 0-10。基于拟时间顺序进行轨迹分析，发现PT和BM的ECs基本遵循相似的分化轨迹。进一步对集群EC2进行分析，得到了3个细胞状态，分为1根和2支。在GSVA基础上，进行分支表达建模分析，以鉴定三种状态下的分支依赖基因。通常，由于簇EC2中的肿瘤细胞经历了从祖细胞到两种不同细胞状态的可逆转换，这种可塑性可能揭示驱动BM的机制。因此，EC2细胞被定义为BMAECs。

我们通过明确ECs和聚类EC2的标记基因，然后将其交集作为BMAECs的标记基因，确定交叉的6个基因为BMAECs最具代表性的基因。最后，综合考虑S100A9蛋白的功能和前期实验结果，我们选择S100A9作为BMAECs的标记物。

为了验证BMAEC参与BM的意义，我们对30例LUAD PT样本、37例BM样本和33例NMPT样本中的BMAEC (S100A9)和EC (EPCAM)标记物进行IF共定位染色。表明，BMAEC比例在区分LUAD PT与BM和NMPT方面表现优异， AUC为0.806，灵敏度为70.0%，特异性为78.8%。根据最佳鉴别临界值，BMAEC比例>3.803%的LUAD患者，定义为BMAEC比例高，认为其BM风险较高。K-M生存分析显示，BMAEC比例高的LUAD患者无转移生存期明显较差。这些研究结果表明，BMAEC在未来脑转移的LUAD PT样本中丰度明显更高，BMAEC比例越高，患者发生脑转移的时间越早。

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基于499例TCGALUAD患者的大量RNA-seq数据计算BM指数，代表BMAEC的相对丰度。单因素和因素Cox回归分析表明，在TCGA-LUAD队列中，BM指数是OS和DFS的独立预后预测因子。K-M生存分析显示，BM指数高的患者OS和DFS明显较差。这些结果提示，BMAEC丰度较高的LUAD患者TNM分期较高，预后较差。

这项研究还有一些不足之处。1）虽然发现LUAD和BM之间的免疫微环境存在差异，但免疫细胞是否对LUAD脑转移有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2）通过scRNA-seq数据确定了BM及其潜在标志物S100A9的细胞起源。然而，S100A9通常被认为是炎症细胞(如中性粒细胞或单核细胞)的标志物，明确区分S100A9阳性的肿瘤细胞和炎症细胞可能具有挑战性。3）纳入scRNA-seq的所有21个样本都是未经治疗的，这可能与现实情况不一致。

Fig-3 原发性肿瘤(PTs)和脑转移瘤(BMs)上皮细胞(ECs)拷贝数变异(CNV)和克隆性分析。从PT (A)和BM (B)样品中提取ECs(用圆圈标记)进行intercnv分析。通过分层热图显示PT (C)和BM (D)的ECs的大规模CNVs，以识别恶性细胞。通过对各自染色体上超过100个基因片段的平均表达来推断获得或损失。来自PT (E)和BM (F)的所有恶性细胞的进化系统发生树。每个分支的长度与每个亚克隆中包含相应CNV的细胞数量成正比。在克隆树中标记了一些关键的CNV事件。翻转图显示了在PT (G)和BM (H)中获得7p/7q增益的亚克隆共享的位于7号染色体上的基因数量。红色条形和圆点表示所有亚克隆共享的基因。维恩图显示，7号染色体上35个基因的拷贝数增益在PT和BM样本的所有恶性细胞中都是共享的。PT和BM之间的多样性评分(J)代表肿瘤内异质性，恶性细胞比例(K)代表肿瘤纯度的比较。(L) GSVA显示PT和BM样本中恶性ECs的标志通路存在差异。

Fig-5 北京协和医院队列中脑转移相关上皮细胞(BMAECs)与转移和预后相关的验证(A)鉴定bmaec最具代表性基因的工作流程。(B)原发肿瘤(PT)和脑转移瘤(BM)样品的代表性多重IF染色图。插入是S100A9+EPCAM+细胞(箭头)的放大视图。标尺:100 μm。(C) PT、BM和NMPT样品中BMAEC比例的比较。(D) PT、MBM和PBM样品中BMAEC比例的比较。nsP > 0.05， **P < 0.01， ****P < 0.0001。(E)评价BMAEC比例用于区分有或没有BM的LUAD样品的性能的ROC曲线。(F)区分PT和NMPT的BMAEC比例二元结果的混淆矩阵。K-M生存分析用于评估LUAD患者无转移生存(G)、OS (H)和BMAEC比例之间的关系。

RTelomerase inhibition is an effective therapeutic strategy in TERT promoter-mutant glioblastoma models with low tumor volume

Elisa Aquilanti and others

Neuro-Oncology, Volume 25, Issue 7, July 2023, Pages 1275–1285, doi: 10.1093/neuonc/noad024

编译：段厚州
万大海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胶质母细胞瘤是最常见的恶性脑肿瘤5年生存率仅为6%。端粒酶逆转录酶基因(TERT)启动子突变是GBM中最常见的克隆性突变。早期的研究表明，端粒酶的缺失不利于癌细胞增殖。因此，端粒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靶点。但端粒酶的缩短与细胞凋亡之间存在时间差，所以作者假设端粒酶抑制只对肿瘤负荷较低的GBM有效。

研究选用TERT突变型胶质母细胞瘤细胞LN18、T98G、与TERT野生型胶质母细胞瘤细胞SF295、以及CPDM0095和BT112胶质母细胞瘤神经球。使用CRISPR干扰(CRISPRi)进行转录沉默，包括转导pXPR_003携带靶向TERT外显子1(sgTERTe) 的短向导RNA (sgRNA)或TERT的启动子(sgTERTp)(图1B)，选用靶向次黄嘌呤磷酸核糖转移酶1(HPRT1)启动子或2号染色体的非编码区(sgCh2.4)的sgRNA作为对照。证实利用CRISPR干扰下调TERT启动子突变的GBM细胞系中TERT基因的表达，通过一系列细胞和动物模型试验。最终证明：(1)敲除TERT基因后GBM细胞系的增殖减少，端粒酶的缺失抑制了TERT启动子突变的GBM细胞体外增殖；(2) TERT基因敲除后GBM细胞端粒缩短，形成染色质桥，诱发端粒危机，造成细胞增殖停滞；(3) 在低肿瘤负荷的前提下，体内端粒酶抑制才能延长荷瘤小鼠的生存时间。

TERT启动子突变被认为是在肿瘤发生早期即出现，因此，TERT启动子突变可以提供独特治疗机会，使因肿瘤本身异质性而产生的内在治疗抵抗概率降低。上述研究结果支持了抗端粒酶化合物治疗GBM的临床前景，并有助于确定最大受益的患者群体。

图1：(A)TERT启动子突变的胶质母细胞瘤细胞系T98G和SF295、胶质母细胞瘤神经球BT112和CPDM0095以及TERT启动子突变的野生型细胞系LN18的平均端粒长度。(B)两个靶向TERT位点的sgRNAs：sgTERTp与TERT启动子结合，sgTERTe与TERT外显子1结合。(C)CRISPR干扰T98G、SF295和LN18细胞后相对TERT和HPRT mRNA的表达。2次生物学重复。(D)CRISPR干扰处理的T98G、SF295和LN18细胞的结晶紫染色板(左图)和增殖曲线(右图)。在转导后69、65和64天分别用sgRNAs对T98G(上面板)、SF295(中面板)和LN18(下面板)进行染色。3次技术重复，并重复实验以进行验证。(E)sgTERTe处理的CPDM0095与sgCh2.2处理的CPDM0095的相对TERT mRNA表达。4次技术重复。(F)转导后69天携带sgCh2.2和sgTERTe的CPDM0059细胞的代表性图像(左图)和增殖曲线(右图)。2次生物重复。*=P<.05，**=P<.005，*=P<.0001。

图2：(A)体内异种移植实验示意图。(B)端粒限制性片段分析显示，移植到小鼠体内之前，携带sgCH2.4和sgTERTe的T98G细胞的平均端粒长度。(C)携带对照和TERT基因敲除的T98G细胞的动物的颅内发光的代表性图像，图像拍摄于肿瘤移植后55天。(D) 携带对照细胞和sgTERTe处理的T98G细胞的小鼠颅内发光曲线。(E) 携带对照细胞的小鼠与携带sgTERTe处理的T98G细胞小鼠的总体存活率。(F)使用多西环素诱导的CRISPR干扰系统的体内实验示意图。(G)多西环素饲料组与对照组动物颅内肿瘤组织中TERT基因的相对表达。(H)术后第40天应用多西环素饲料组与对照组动物的颅内发光曲线。(I)术后第40天用多西环素饲料组与对照组的总体存活率。(J)手术当天应用多西环素饲料组与对照组动物的颅内发光曲线。(K)手术当天应用多西环素组与对照组动物的总体存活率。**=P<.005，*=P<.0001，ns=不显著。

CLINICAL NEURO-ONCOLOGY

Adult intracranial ependymoma—relevance of DNA methylation profiling for diagnosis, prognosis, and treatment

Malte Träger and others

Neuro-Oncology, Volume 25, Issue 7, July 2023, Pages 1286–1298, doi: 10.1093/neuonc/noad030编译：冀培刚（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室管膜瘤是起源于脑室和椎管室管膜的神经胶质肿瘤。颅内室管膜瘤通常在儿童或少部分的成人患者中诊断。目前室管膜瘤的诊断和分级仅靠组织病理学。依据WHO肿瘤分级，室管膜下瘤被定义为WHO I级而室管膜瘤则被定义为WHO 2或3级。DNA甲基化和基因谱研究表明，中枢神经系统至少存在7种室管膜瘤和3种室管膜下瘤分子分型。这些分子分型代表了一组具有独特的分子特征，主要局限于中枢神级系统的三个解剖位置：幕上（ST）、后颅窝（PF）和脊柱（SP）。在ST中，分子分型主要由特定基因融合来定义，即YAP1融合和ZFTA融合（之前称为c11orf95，常融合到RELA）。PF室室管膜瘤的分子分型包括后颅窝A组(EPN-PFA)和B组(EPN-PFB)，而SP室管膜瘤的分子分型包括黏液乳头状室管膜瘤(SP-EPN -MPE)、脊髓室管膜瘤(SP-EPN)和更具侵袭性的以MYCN扩增为特征的SP室管膜瘤变种(SP- EPN -MYCN)。此外，每个解剖部位的室管膜下瘤(SE)有不同的分子分类(称为ST-SE、PF- SE和SP-SE)。室管膜瘤的分子分型在年龄组中具有特征性分布，成人颅内以PF-SE、EPN-PFB和ZFTA融合阳性室管膜瘤（EPN-ZFTAs）为主。室管膜瘤的标准治疗仍是最大范围安全切除，而WHO 3级和未完全切除的2级室管膜瘤则推荐术后放疗。但由于诊断者在诊断和分级方面差异较大，仅通过组织病理学对室管膜瘤的评估存在局限。DNA甲基化谱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室管膜瘤的诊断评估。本期研究概述了一个成人WHO 2和3级室管膜瘤的大型多中心队列的DNA甲基化概况，并利用DNA甲基化谱对所有肿瘤进行重新分类。

1990-2020年，收集来自德国和瑞士的7个神经病理学中心的170例组织病理学为WHO 2和3级的成人患者（年龄≥18岁）的组织样本，进行全基因组DNA甲基化分析。此外还从日本国家癌症中心获得了先前发表的成人颅内室管膜瘤的DNA甲基化数据。并回顾性收集包括人口统计学资料、治疗和临床结果资料。中位诊断年龄45岁（18-81岁）。年龄分布相对均匀，18-30岁（24%）和51-60岁（21%）呈两个小高峰，70岁以上的患者仅占6%。男性略多于女性（59%和41%）。68%的肿瘤为WHO 2级，其余病例为WHO 3级 (32%)。肿瘤多发于PF(68%)，而ST(32%)。14/139例(10%)患者发现中枢神经系统转移。在首次手术中，有99/156例(64%)患者实现了GTR。163例患者中68例(42%)接受了辅助放疗，1例患者接受了辅助放化疗。进一步甲基化分析显示室管膜肿瘤占73.5%，最常见的分子分型为后颅窝室管膜瘤B组（EPN-PFB，32.9%），后颅窝室管膜下瘤（PF-SE，25.9%）和幕上ZFTA融合阳性室管膜瘤（EPN-ZFTA，11.2%）。中位随访60.0月，5年和10年PFS率EPN-PFB为64.5%和41.8%，PF-SE为67.4%和45.2%，EPN-ZFTA为60.3%和60.3%。多因素分析显示在EPN-PFB，全切（P=0.009）和术后放疗（P=0.007）与PFS改善显著相关，而其他分子分型则无差异。组织学分级在分子定义的室管膜瘤中并不能预测预后。

结论

DNA甲基化谱提高了成人颅内室管膜瘤的诊断准确性和风险分层。PF-SE分子分型在成人室管膜瘤中非常普遍，且复发的频率与EPN-PFB相似，尽管此前认为其是良性的。全切除和放疗可能是决定EPN-PFB患者预后的关键因素。

Variation in postoperative outcomes of patients with intracranial tumors: insights from a prospective international cohort study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Michael T C Poon and others

Neuro-Oncology, Volume 25, Issue 7, July 2023, Pages 1299–1309, doi: 10.1093/neuonc/noad019编译：冀培刚（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COVID-19大流行对手术治疗的提供产生了重大影响。据估计，在第一波为期12周的全球大流行期间超过2840万台择期手术被取消或推迟。国际研究表明术前SARS-CoV-2感染与术后30天死亡风险较高相关。尽管这可能与癌症患者的诊断和治疗延迟导致相关，但大流行的长期直接和间接影响尚不清楚。少量研究评估了大流行期间神经肿瘤服务，但并未提供全球视角。评估第一波大流行（2020年1月至8月）对脑肿瘤初始治疗的影响，以评估医院的治疗获得。而且在COVID-19大流行前，全球神经外科的情况也存在差异。主要在低和中等收入国家，神经外科医师严重短缺，导致每年约有500万例神经外科手术未进行。本期研究目的是评估COVID-19大流行对常规神经肿瘤治疗的影响，并比不同收入国家之间术后30天死亡率。本研究前瞻性的纳入26个国家55家医院中因恶性或良性颅内肿瘤接受手术的成人（年龄≥18岁）患者。每家参与医院从大流行开始连续3个月记录病例。并依据世界银行收入组别对患者所在地区进行分组（高收入（HIC）、中上收入（UMIC）、低收入和中下收入（LLMIC））。

2020年1月13日至2020年8月9日，各医院为期3月进行患者招募。贡献＞50例患者的国家为英国（40.4%，410例）、美国（9.7%，99例）、沙特阿拉伯（9.5%，97例）、塞尔维亚（7.7%，78例）、摩洛哥（6.2%，63例）和意大利（5.7%，58例）。11个高收入国家患者占765例（75.3%），7个中上收入国家患者占142例（14.0%），8个中低收入国家患者占109例（10.7%）。社区中SARS-CoV-2低、中、高风险患者比例分别为26.8%、35.9%、36.6%。11例确诊或疑似COVID-19患者在手术前治愈，其中9例发生在术前4周内。753例患者术前进行了COVID筛查，术前7天内棉签检测阳性10例。大多数患者（83.3%）年龄小于70岁，8%既往有呼吸系统疾病。胶质瘤是最常见的肿瘤（42.9%），其次为脑膜瘤（18.3%）。911例（89.7%）患者进行肿瘤切除术，其中521例（51.6%）全切。20.8%（211例）患者的常规肿瘤治疗发生了变化，最常见的变化是手术治疗延迟（14.4%），但2.7%的患者加快了手术。术后30天内，44例（4.3%）患者出现呼吸系统并发症，14例确诊为COVID-19。术后30天死亡率为3.8%（39例），LLMICs患者的死亡率（9.2%）高于对照组UMICs(2.8%)和HICs(3.3%)。术前10例检测阳性的患者，2例术后30天内死亡。不同收入组术后并发症无差异。排除6例数据不完整患者，使用1010例患者数据进行多变量分析，与HIC相比，LLMIC患者的术后30天内死亡率更高（OR2.83，95%CI：1.37-5.74）。

结论

COVID-19研究的合作使国际比较成为可能。第一波大流行对外科手术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术后30天内SARS-CoV-2感染的发生率很低，但各国之间的死亡率存在差异。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以确定任何可改变的因素。

Changes in outcomes and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urvival in melanoma patients with brain metastases 

Merve Hasanov and others

Neuro-Oncology, Volume 25, Issue 7, July 2023, Pages 1310–1320, doi: 10.1093/neuonc/noac251

编译：王樑（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黑色素瘤是所有实体瘤中枢神经系统转移率最高的肿瘤之一。大约 40-60% 的转移性黑色素瘤患者发生黑色素瘤脑转移
（MBM）。MBM与发病率和死亡率显著相关，从历史上看，MBM的主要治疗方法是手术和/或放疗。然而，MBM患者的治疗方法在过去十年中不断发展，包括使用纳武利尤单抗和帕博利珠单抗单药治疗，以及伊匹木单抗和纳武利尤单抗的联合免疫疗法。40-50%的皮肤黑色素瘤携带BRAF V600突变，可选用的靶向治疗包括BRAF抑制剂单药治疗，在很大程度上该方案已被MEK抑制剂的联合方案（达拉非尼和曲美替尼；维莫非尼和考比替尼）所取代。基于立体定向放射外科（SRS）的技术进步，CNS定向放疗的使用也有所改善。

从既往来看，诊断MBM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
（OS）
为 4-6 个月。认识到 MBM 对预后的影响后，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
（AJCC）
在第 8 版黑色素瘤分期指南完善了远处转移患者的分类方法，将具有中枢神经系统转移的患者类型新增M1D作为新的M目录，根据血清乳酸脱氢酶（LDH）水平是否升高进一步分层。此前的研究已经确定了与OS恶化相关的几个因素，包括无法控制的颅外疾病、体能状态差、年龄较大，大于3 个MBM损伤和血清LDH升高。

本次研究回顾了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前阶段PE）和2014年1月11日至2018年12月30日（现阶段CE）共计791名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MD Anderson癌症中心就诊的MBM患者（PE，n=332；CE，n=459），主要分析OS改善以及与OS相关的因素的变化。初始治疗定义为在MBM诊断后6周内开始治疗，如果患者患有葡萄膜或黏膜黑色素瘤、合并非黑色素瘤恶性肿瘤、或在其他机构进行MBM的初始治疗，或在诊断为MBM后治疗开始之前的影像学资料无法进行审查则排除患者。

分析后发现，MBM患者诊断后中位OS为10.3个月（95%CI，8.9-12.4），前阶段与现阶段OS相比有所改善（14.4与10.3个月，P<.001）。不同阶段患者在性别或原发性肿瘤特征上没有显着差异，BRAF的患病率V600突变相似（PE，46%;CE，45%），不同阶段大约 50% 的患者在 MBM 诊断后的前六周接受了多种治疗方式。.从 MBM 诊断开始的一年和两年 OS 率分别在前阶段患者中为 45% 和 27%，在现阶段患者中分别为 56% 和 39%。分析与与总生存期相关因素的单变量和多变量，只有血清乳酸脱氢酶（LDH）变化在两种队列中具有统计学意义PE (HR, 1.8; 95% CI, 1.24–2.75; P = 0.002)  CE (HR, 2.0; 95% CI, 1.43–2.78; P <0 .001). 血清LDH升高是PE和CE患者OS恶化的唯一因素。

图1 不同阶段不同LDH状态下MBM患者的OS

现阶段MBM患者生存相关的因素包括患者年龄、既往免疫治疗、软脑膜疾病、MBM损伤和全脑放射治疗。通过递归划分分析（RPA），可以看到在前阶段队列中，与OS恶化相关的最重要因素是存在颅外疾病和MBM损伤数量。在现阶段队列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LDH升高和MBM发生前已接受免疫治疗。

图2 MBM 诊断后与 OS 相关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为了进一步分析现阶段MBM患者的结果，我们根据RPA确定的因素对CE患者进行了分层，第一层以相对重要性百分比最高的因素，MBM诊断时的LDH水平来判读，对于LDH升高的人群，第二层评估MBM损伤数量。如果患者MBM损伤数量>3 ，最后的分层逻辑为诊断原发性黑色素瘤到诊断MBM诊断的间隔时间。总体而言，LDH升高、>3 MBM和从原发性黑色素瘤到诊断MBM<51个月的患者表现出最差的OS。

这些信息可以为当代患者管理和临床研究提供信息。

图3 现阶段MBM患者总生存率相关因素的递归划分分析

EDITORIAL

Progress for patients with melanoma brain metastases

Paul W Sperduto and others

Neuro-Oncology, Volume 25, Issue 7, July 2023, Pages 1321–1322, doi: 10.1093/neuonc/noad050

编译：王樑（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当前，尽管转移性黑色素瘤患者的治疗取得了重大进展，但黑色素瘤脑转移（MBM）患者管理仍然是一个挑战。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和选择性BRAF/MEK抑制剂的靶向治疗都有临床上有意义的生存改善，但许多MBM患者的预后不佳，原因也很复杂，主要原因仍然是相对缺乏数据无法指导患者群体的常规治疗决策。

哈萨诺夫（Hasanov）等人在本期中的文章中对常规使用抗PD-1和靶向治疗前后MBM患者生存相关的因素进行了有趣且值得称赞的分析。简而言之，这是一项大型（n=791）回顾性单机构研究，表明MBM患者的生存率从2009-13年前阶段的10.3个月提高到2014-18年现阶段的14.4个月。

与生存相关的因素也发生了变化，两个时期都观察到血清LDH升高是生存期缩短的唯一因素，根据2014-18年的数据，在黑色素瘤脑转移发生之前使用免疫治疗是导致较短的生存期的原因。虽然此次没有报告可能与临床状态有关，影响预后的数据，但文中也可以确定，类似MBM病灶数量等之前被认为是重要因素，在当前已经不这么认为了。

CLINICAL NEURO-ONCOLOGY

Whole-brain radiotherapy associated with structural changes resembling aging as determined by anatomic surface-based deep learning

Nikhil Rammohan and others

Neuro-Oncology, Volume 25, Issue 7, July 2023, Pages 1323–1330, doi: 10.1093/neuonc/noad029编译：冀培刚（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脑转移瘤是成人最多见的颅内肿瘤，且与显著的死亡率相关。在当代，随着局部和系统治疗的改进，脑转移瘤患者的生存显著延长。依据最新的分级预后量表，转移灶≥5个、体力状态良好、颅外病变局限和靶向治疗史的患者中位生存期约为3-4年。在治疗1-4个脑转移瘤时，由于立体定向放射外科具有良好的神经认知特征和同等的生存率，全脑放疗的使用已逐渐减少，而更多的选择立体定向放射外科。但许多脑转移瘤患者并不适合SRS，包括脑膜转移和/或多发转移的患者。尽管存在认知受损风险，全脑放疗仍是一种被广泛采用的姑息治疗方式。WBRT后神经认知功能下降与多种缺陷相关，包括对记忆、解决问题和执行功能的影响。放疗也会导致大脑皮质体积损失，这可能以不同区域敏感性的剂量依赖方式发生，并显著影响神经认知功能。本期作者开发了一个基于脑表面的深度学习模型，利用高分辨率MRI对脑表面解剖形态进行分析，从而准确预测年龄（误差4.58岁）、性别（准确率87.99%）。众所周知，衰老会影响大脑的形状。鉴于此，作者尝试研究WBRT对大脑老化速度的影响。通过研究健康对照和脑转移瘤患者，并检查WBRT前后脑表面的解剖数据，进一步开发了一个混合效应线性模型来比较WBRT前后全貌和亚结构的估计年龄。共分析4220例受试者（4148例健康对照和72例患者）。中位照射剂量为30Gy（25-37.5Gy）。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接受放疗患者的整个大脑和亚结构经历了类似快速老化的结构变化。整个大脑“衰老”加快9.32倍，皮层快8.05倍，皮层下结构快12.57倍，海马快10.14倍。在亚组分析中，与海马回避WBRT相比，常规WBRT后患者的海马“衰老”速度快8.88倍。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WBRT导致大脑及其亚结构以正常衰老13倍的速度发生结构改变，其中海马回避提供了局部结构保护。这项研究表明，与衰老类似的快速、全面的结构变化可能是导致放疗后神经认知障碍的原因之一。

PEDIATRIC NEURO-ONCOLOGY

Alternative lengthening of telomeres (ALT) in pediatric high-grade gliomas can occur without ATRX mutation and is enriched in patients with pathogenic germline mismatch repair (MMR) variants 

Jennifer L Stundon and others

Neuro-Oncology, Volume 25, Issue 7, July 2023, Pages 1331–1342, doi: 10.1093/neuonc/noac278编译：翟玉龙（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为了实现复制永生，大多数癌症都会发展出端粒维持机制，如端粒酶的重新激活或端粒的选择性延长（ALT）。关于ALT在儿童脑肿瘤中的发生率和临床意义的数据有限，并且ALT尚无法指导临床治疗。作者通过开放式儿童脑肿瘤图谱（OpenPBTA）对579例具有相应肿瘤/正常全基因组测序的儿童脑肿瘤进行了C环分析（CCA）。在6.9%（n=40/579）的肿瘤中检测到ALT。同时使用CCA验证了端粒对ALT状态的计算预测，并将后续分析重点放在儿童高级别胶质瘤（pHGGs）上。并分析了ALT是否与复发或种系改变有关。ALT在pHGGs中很常见（n=24/63，38.1%），但在其他儿童脑肿瘤中很少发生（<3%）。体细胞ATRX突变发生在50%的ALT（+）pHGGs和30%的ALT（-）pHGGs中。错配修复（MMR）基因中罕见的致病性种系变异与ALT发生率的增加显著相关。本研究证明，ATRX仅在ALT（+）pHGGs的一个子集中发生突变，这表明ATRX功能丧失或其他基因改变的其他机制可能与这些患者ALT的发展有关。同时，MMR的种系变异与pHGG患者ALT的发展有关。

EDITORIAL

A new path to alternative lengthening of telomeres?

Oren J Becher

Neuro-Oncology, Volume 25, Issue 7, July 2023, Pages 1343–1344, doi: 10.1093/neuonc/noad054编译：翟玉龙（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端粒是位于染色体末端的DNA-蛋白质复合物，保护染色体末端，其缩短是衰老的标志。人类端粒由共有5'-TTAGGG-3'重复序列的长串联重复序列阵列（STR）组成，中间穿插着序列变体重复序列。端粒在每次细胞分裂过程中都会缩短，如果没有端粒维持机制，复制衰老就会随之而来。在癌症的背景下，细胞通常通过上调端粒酶来维持其复制潜力，端粒酶是一种核糖核蛋白复合物，可以使用其RNA模板将TTAGGG重复序列添加到端粒中。第二种机制，称为端粒的选择性延长（ALT），是一种基于重组的端粒维持机制，它与端粒酶无关。

ALT主要在间充质或神经上皮来源的癌症中被观察到。在一般的神经胶质肿瘤中，用于维持端粒长度的两种主要机制是TERT和ALT的启动子突变，这两种突变大多与染色质重塑因子α地中海贫血/精神发育迟缓、X连锁或ATRX突变有关。儿童高级别胶质瘤（pHGG）通常携带组蛋白H3突变（最常见的是H3K27M和H3G34R），很少携带TERT启动子突变，约30%携带ATRX突变（与ALT强相关）。在本期《神经肿瘤学》杂志上，Stundon等人通过开放式儿童脑肿瘤图谱，通过肿瘤/正常组织全基因组测序，研究了579例不同的儿童脑肿瘤中ALT的频率。pHGG是最常见的携带ALT的肿瘤类型，占38%，但只有50%的ALT（+）pHGG和30%的ALT（-）pHGG检测到体细胞ATRX突变。

作者观察到的ATRX突变和ALT之间的不完全相关性与其他患者队列一致。ATRX损失如何导致ALT尚不清楚，但可能是通过端粒的染色质失活，因为ATRX是组蛋白H3.3的伴侣。

Stundon等人的研究强调，ATRX损失并不是ALT的同义词。研究结果强调，ALT可能是一个多步骤的过程，有几个通往ALT的独立途径。如何更好地靶向ALT或端粒酶仍有待确定，但靶向端粒维持机制仍然是一个有希望探索的领域，以确定针对pHGG患者的更先进且毒性较小的治疗方法。

PEDIATRIC NEURO-ONCOLOGY

Hypothalamic-pituitary-gonadal function, pubertal development, and fertility outcomes in male and female medulloblastoma survivors: a single-center experience

Eve Stern and others

Neuro-Oncology, Volume 25, Issue 7, July 2023, Pages 1345–1354, doi: 10.1093/neuonc/noad009

编译：王樑（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下丘脑–垂体–性腺轴（hypothalamic- pituitary-gonadal axis，HPGA）损伤等因素是引起髓母细胞瘤患者内分泌缺乏的重要原因。有关青春期发育和繁殖力的数据仍然有限，评估男性的HPGA功能的研究也比较少，本文旨在描述一批髓母细胞瘤患者HPGA功能改变的情况。

以色列Sheba医学中心的埃德蒙和莉莉·萨夫拉儿童医院(The Edmond and Lily Safra Children's hospital )回顾性研究包括1987年至2021年间在中心接受治疗的所有62例髓母细胞瘤患者，随访时间距离结束治疗的时间超过2年。根据临床调研数据、生化标志物和问卷评估HPGA功能。总体而言，76%的女性患者有HPGA功能障碍的临床或生化证据。所有女性患者在青春期前均观察到卵巢储备减少的生化证据（n=4）。在男性中，34%的患者有性腺功能障碍的临床或生化证据，34%有正常功能，29%在临床和生化上处于青春期前阶段。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显着（P=0.003）。环磷酰胺当量剂量的适用与女性的HPGA功能显着相关，但与男性无关。HPGA功能障碍与其他内分泌缺陷、随访时间、体重状况和放射治疗方案之间没有关联。两名女性和两名男性患者有成功孕育的经历，成功生产6例。

由此可见，儿童髓母细胞瘤治疗后HPGA功能障碍是一个常见问题，在女性患者中更常见，这可能与脊柱放疗对卵巢的损害有关。我们的发现可能有助于为患者及其家人提供有关未来生育风险和保留生育能力需求的咨询。

EPIDEMIOLOGY

Australian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confirms higher female risk for adult glioma associated with variants in the region of CCDC26 

Karen Alpen and others

Neuro-Oncology, Volume 25, Issue 7, July 2023, Pages 1355–1365, doi: 10.1093/neuonc/noac279

编译：王樑（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胶质瘤约占恶性成人脑癌的80%，其最常见的胶质母细胞瘤是5年存活率最低的癌症之一。由于胶质瘤在所有年龄段和一些族群男性中发病率较高，无法用已知的环境因素来解释这一现象，并且在肿瘤进展，存活率，分子特征和治疗反应方面都存在性别差异。此前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已分析了34个风险区域内与胶质瘤亚型或分级相关的50个风险相关变异，仅占GBM和非GBM家族风险的27%和37%，其中8q24.21区域存在显著性别差异。本次澳大利亚的研究学者通过GWAS分析胶质瘤亚型和性别的关系。

研究人员分析来自澳大利亚胶质瘤基因组学和临床结果（AGOG）联盟的全基因组数据，共有560例胶质瘤病例和2237例欧洲血统对照的7573692个SNP纳入研究。疾病分三组为胶质母细胞瘤，非胶质母细胞瘤，星形或少突胶质细胞瘤。Logistic回归分析用于按亚型和性别评估SNP与神经胶质瘤风险的关联。

最终在2q33.3 C2orf80, 2q37.3 D2HGDH, 5p15.33 TERT, 7p11.2 EGFR, 8q24.21 CCDC26, 9p21.3 CDKN2BAS, 11q21 MAML2, 11q23.3 PHLDB1, 15q24.2 ETFA, 16p13.3 RHBDF1, 16p13.3 LMF1, 17p13.1 TP53, 20q13.33 RTEL, and 20q13.33 GMEB2 区域复现之前关联性结果(P <0 .05).。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还复现了先前报道的8q24.21区域CCDC26基因的性别差异（P=0.0024），在两种性别都显示显着性差异性（P<0.05）。

研究显示8q24.21区域CCDC26与女性患病风险关联性更强，并强调了按性别分析胶质瘤GWAS的重要性，可以更好地了解性别差异为胶质瘤的病因提供生物学见解，并对预防，风险预测和治疗产生影响。

 （A）所有类型胶质瘤和（B）非GBM胶质瘤的CCDC26与性别特异性优比值比和95%置信区间。

EDITORIAL

Deciphering gliomagenesis from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Luc Bauchet and Marc Sanson

Neuro-Oncology, Volume 25, Issue 7, July 2023, Pages 1366–1367, doi: 10.1093/neuonc/noad057

编译：王樑（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我们队胶质瘤的病因知之甚少，不同地区胶质瘤发病率的差异提示了环境风险因素可能会对疾病产生诸多影响，比如被许多人怀疑的农药使用、非离子辐射、饮食、污染，社会经济地位等。但唯一经过验证的关联是电离辐射（增加成人和儿童的风险）和过敏史（降低成人的风险）。在遗传学方面，约有3%–5%的神经胶质瘤患者的一级亲属也受到神经胶质瘤发病的影响。据估计，1%–2%的成人和4%的儿童病例是由于已知的单基因引起的，这类变异主要导致肿瘤抑制基因的功能丧失，例如p53（TP53），错配修复（MMR）基因和神经纤维蛋白1（NF1）突变。除了这些已知的肿瘤易感综合征，在过去15年中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无监督无偏倚分析已明确了26个与神经胶质瘤风险相关的基因位点，最近的一项研究也是基于12496例病例和18190例对照得到的结果。正如GWAS分析所估计，总遗传效力的影响占神经胶质瘤发生的25%，这些发生在非编码区的单核苷酸多态性变异与生物学功能无关，但可能与涉及胶质瘤发生有遗传联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采用无监督分析的GWAS研究未假设任何生物学前提，分析结果显示与胶质瘤发生有关的基因（如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抑制蛋白2A/B（CDKN2A/B），端粒酶逆转录酶（TERT），TP53和异柠檬酸脱氢酶1（IDH1）附近的基因座关系密切。

EPIDEMIOLOGY

Computed tomography scan radiation and brain cancer incidence

Nicolas R Smoll and others

Neuro-Oncology, Volume 25, Issue 7, July 2023, Pages 1368–1376, doi: 10.1093/neuonc/noad012

借助低剂量电离辐射暴露，计算机断层扫描（CT）技术的发展为临床获取影像资料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也引起了人们对诊断辐射引起癌症的过度担忧。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人口与全球健康学院分析1985-2005年间所有0-19岁澳大利亚人脱敏医疗保险记录与2012年的全国死亡和癌症登记数据。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曾在1985-2005年开展研究计划，评估CT暴露对大脑的辐射剂量的影响，同时运用泊松回归分析脑肿瘤发病率和脑部辐射剂量的依赖性，可造成结果偏倚的反向因果偏差最小值为滞后2年。

结果：在10524842名澳大利亚年轻人中，有611544人在20岁之前接受了CT检查，经过2年的滞后期后平均随访时间13.5年，平均累积脑剂量为44mGy。有4472人被诊断出患有脑肿瘤，其中只有237人接受了CT检查。脑肿瘤的发病率随着大脑辐射剂量的增加而增加，每100 mGy的相对风险为0.8（95%CI 0.57-1.06）。大约每6391人中有1人需要归因于辐射暴露而引起的脑肿瘤（95%可信区间52558155）。

因此，我们估计40%的CT暴露2年以上的儿童脑肿瘤患者可归因于CT辐射（95%可信区间29%-50%），而不是由于反向因果关系。不过，由于澳大利亚CT使用率相对较低，所有脑肿瘤可归因的占比只有3.7%（95%CI 2.3%-5.4%），因此也推测，在儿科扫描率较高的国家中患者归因比例将更高。

LETTER TO THE EDITOR

Reply to the letter regarding “Palliative care and end-of-life care in adults with malignant brain tumors”

Johan A F Koekkoek 1 2, Pim B van der Meer 1, Tobias Walbert 3

Neuro Oncol. 2023 Jul 6;25(7):1377-1378. doi: 10.1093/neuonc/noad069.

在这篇共识论文中，作者旨在通过更新先前发表在EANO 2017成人胶质瘤姑息治疗指南中的文献，提供症状管理和其他姑息治疗干预措施的概述。为了改善脑瘤患者的症状治疗，Rottgering等人建议使用基于网络的方法对脑瘤患者和其他疾病患者的症状进行比较分析。网络分析可能有助于发现不同情况下症状之间的相关性，这些相关性不能仅归因于特定疾病或其治疗。疲劳是所有癌症患者的核心症状之一，与情绪症状、认知症状、食欲减退、呼吸困难和疼痛等其他症状直接相关。正如作者正确指出的那样，为了解决疲劳问题，脑瘤患者可能会受益于对患有其他疾病的疲劳患者进行的干预研究。在新诊断的神经胶质瘤患者中，除疲劳外，在以运动功能障碍症状为核心中同样发现了聚集性症状，这与日常生活中功能下降有关，而与其他临床因素无关。这些发现强调了解决恶性脑瘤患者的一般症状和疾病特异性症状的重要性，以提高患者的总体生存时间及质量。疾病特异性症状包括运动障碍、失语症、性格变化和癫痫等症状，占神经胶质瘤患者最常见症状的十分之八。例如，关于癫痫发作，与非脑瘤相关癫痫患者相比，在脑瘤人群中观察到抗癫痫药物的有效性存在差异。与疲劳不同，毫无疑问，癫痫发作主要是由肿瘤本身和周围环境的变化引起的，脑瘤患者特有的各种肿瘤和治疗相关特征可能会影响癫痫发作的过程。因此，作者认为，仍然需要在这一独特人群中进行干预研究，以确保解决症状负担的新治疗策略在恶性脑肿瘤患者中发挥预期效果。除了提高总体生存时间外，恶性脑瘤患者的最终目标是在整个疾病发展过程中尽可能保持健康的生活质量（HRQoL）。有针对性的症状管理是可能有助于改善患者HRQoL的关键因素之一，其中网络症状分析可能更好地了解脑瘤患者症状之间复杂关系的有用方法。总之，必须进行跨学科合作，以改善患者的预后并减少症状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