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张建民教授、陈高主任发至本刊的文末寄语）

陶祥洛教授，别名陶平，出生在浙江省一个乡绅家庭，上有3个姐姐，他是陶父期盼已久的儿子且是独子。1931年2月到1938年7月，陶祥洛教授在家人的殷殷期盼中，步入小学。小学毕业后，陶祥洛教授按照祖父意见，学习经商，做了一年学徒，但由于他不喜经商，还曾与家人发生过争执，最终成功说服家人，得以继续读书。期间，为顺利完成学业，他历经战火，跟随学校迁徙，挖野菜吃没有油的水煮菜也不改其“学好一门专业，做一个杰出的技术人才去报效祖国”的念头。1947年2月，陶祥洛教授高中毕业，他回家看望父母，并在家里人的张罗下，与同乡沈椿英结婚。

平静温馨的日子，并未磨灭陶祥洛教授想报效祖国的心愿，随后他报考了国立浙江大学医学院（1952年2月改名为“浙江医学院”，1960年4月改名为“浙江医科大学”，1999年7月组建成立“浙江大学医学院”），并被顺利录取。但好景不长，1950年2月，因为家庭经济困难，陶教授被迫休学。为了养家，他先是到浙江卫生试验所担任技佐，1950年4月，他来到浙江大学医学院的病理科做技术员，以养家糊口。在病理科工作期间，陶教授认真工作与学习，与著名病理学、病理生理学陈星若教授合作编著《病理切片制作技术》一书，于1952年出版。

一年半的时间过去，待家里日常生活略能维持后，陶教授于1951年9月在浙大医学院复学，继续学业。1952年，在一次征集分配志愿填表时，陶教授表示：“服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竭力克服家庭顾虑、个人利益及自由主义，以愉快的心情服从国家分配”，做好了去贫困与艰苦地区的准备。1955年4月，陶祥洛教授因品学兼优，在顺利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担任外科及局解手术教研室医师。

1957年12月，浙医二院虽然成功创办了脑外科（神经外科），但科室条件十分简陋，只有8张床位，2个医生，没有血管造影、没有CT、没有手术设备，只有在X光下面硬做，用的是英国人留下的一把电刀（爱称“黑天鹅”）。“在这样的条件下，陶老参加上海、北京各地的神经外科学习班，看外国人做手术，靠自己不停努力，摸索总结出浙江省的神经外科技术。”浙大二院脑科中心主任、神经外科前主任张建民教授介绍说。

由于当时整个浙江只有浙医二院有神经外科，这也导致屈指可数的几位神经外科医生常常化身成“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也就是说，哪里有脑外伤病人，相应的就能看见扛着“黑天鹅”、带着助手和护士赶来做手术的陶祥洛教授，即使是半夜在睡梦中，他也会立马披衣下地。

20世纪70年代，陶祥洛教授查房

因为颅脑损伤病人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生命危险，所以陶祥洛教授每天都在与时间赛跑。当时外出做手术，大家需要乘坐卫生厅“南京牌”的汽车，一路颠簸到全省各地，手术结束后半夜还要赶回，常常是颠一路吐一路，这让许多人留下了胃出血的老毛病，也为陶祥洛教授的胃癌埋下了一个“祸根”。即使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陶祥洛教授呕心沥血、潜心钻研，还是完成了浙江省很多台“第一”的神经外科手术：

1961年1月，率先在浙江省内完成第一例脑溢血血肿清除术；1970年2月，在浙江省行第一例脑动静脉畸形手术切除术；1978年5月，进行浙江第一例动脉瘤夹闭术，开创浙江省显微神经外科先河；1978年11月，完成浙江第一例颅内、外动脉吻合术；1978年6月，与杭州制氧机研究所、航天无线电8厂合作，参与研制出BY-Ⅱ型液氮冷冻治疗机，并应用于脑外科手术……

20世纪60年代，陶祥洛教授就将显微外科技术首次引入浙江省神经外科。“当时国外已有了手术显微镜，但由于历史原因，医院没办法从国外买到。”陶祥洛教授曾说。而处于20世纪70年代——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浙医二院在当时已经可以慢慢开展一些较为精细的脑科手术，但受制于手术显微镜的缺乏，迟迟未能有进一步进展。面对如此困境，陶教授灵机一动，思想的火花迸发，他找到杭州毛源昌眼镜厂，并与厂里的师傅们反复沟通研讨，最终自制出一副手术显微镜。

自从有了这副手术显微镜后，即使是长在脑部深处的肿瘤，也能在冷光源的照射下，被精确地切除。对此，陶祥洛教授颇为自豪：“戴上这副手术显微镜，镜下事物被放大了10倍，只要是30厘米以内的东西，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浙医二院也由此搭上了显微神经外科发展的“快车道”。

陶祥洛教授实施第一例左后交通动脉瘤夹闭术

1991年，时年64岁本该休息的陶祥洛教授，又一次拿起手术刀，由于这台复杂的癫痫手术院里当时只有陶教授能做，因此，手术前就不舒服的陶教授依然站上了手术台。手术结束，陶教授吩咐助手把病人暴露部位盖一盖，就匆匆忙忙冲向卫生间，结果尿里出来都是血。陶教授的小儿子回忆说：“爸爸其实那天早上就已经尿血，可是想到病人还在等他去动手术，他还是去了，没有告诉手术组的其他医生护士，强撑着做完手术。”此后，陶祥洛教授被诊断为膀胱癌。

也是在1991年，陶祥洛教授半夜胃出血，到浙医二院急诊室处理，做了胃镜，确诊胃癌，而后手术切除了三分之二的胃。

陶教授得知自己患癌症之后，神色如常，但只要稍稍康复，他就又照常工作，从未把自己当作重病号。但浙医二院院方考虑到陶教授的身体，与陶教授达成协议，陶教授不再给病人做手术，只看专家门诊，但由于一个专家门诊光“号子”就要10块钱，陶教授认为这对病人而言太贵了，于是他就给病人看起2角钱的普通门诊。病人要是来晚了，要加号，陶教授也总是点头同意，不管是否错过饭点，也因此，陶教授每天的门诊量都远远超过一般医生的工作量。

2001年，陶祥洛教授的膀胱癌再次复发，他平静地接受了手术切除。长期与陶教授共事的同事认为，陶祥洛教授之所以患上膀胱癌与胃癌，与他给病人开刀时，经常憋尿和忍饥挨饿有很大的关系。他全然不顾自己，心中只有病人。

时间倒回到建科之初，那时缺医少器械，一个开颅手术，要先剃头发，然后打洞，再锯开。由于工具落后，一个上午往往用手术锯开颅就要花去四五个小时，真正的手术要在这之后，是真正的高强度体力加脑力的劳动。手术期间，饿着肚子、憋尿都是陶祥洛教授习以为常的事情。即使后面医学进步、条件改善，作为神经外科医生，走上手术台，短则三四个小时，长则十几个钟头才能完成一台手术的劳动强度依然未变。

陶祥洛教授在临床整整工作了56年，直到2012年下半年才从临床上退下来。退下来后，在浙大二院神经外科的示教室显示的工作安排表——专家门诊一栏上，还能找到陶教授的名字，他一直坚持看专家门诊。除了门诊，陶教授还参加神经外科每周一次的业务学习、两周一次的业务查房。直至陶祥洛教授去世的消息传出来，陶教授的名字还留在浙大二院神经外科9月份（2013年）的专家门诊名单上。

住在上世纪70年代医院分配的没有电梯、面积不足60m²老房子的陶祥洛教授，生活十分简朴，一向婉拒病人的礼物，一生从未收过红包。一次，一位病人辗转几人之手送给陶教授两斤茶叶，陶教授问明情况后，立刻将茶叶退给了那位经手人，并且坚辞。另有一次，一位病人为感谢陶教授成功实施手术，就送东西给陶祥洛教授且放下东西就走了，陶教授没有办法，最后只好拿去让护士长上交给医院。

陶祥洛大儿子回忆说：“病人家属到家里找我父亲，如果是拿着礼品来的，他就把保安门锁上，不让送礼的人进来。如果是来聊病人病情的，就让进家里谈话。”对现代人无休止追求的物质利益和奢华享受，陶教授说：“搞不懂，为什么要把生活搞得那么复杂？”在陶教授看来，吃饱穿暖就行了。如果说陶祥洛教授人生的底色是简单，那么他的幸福不在于富足，而在于满足！一如陶教授每次为病人看诊的术前谈话，他都要亲自和病人谈，有问必答，耐心讲解；每次手术完成，他都会等病人麻醉过去，问问情况好不好，哪怕等到凌晨，他都会等下去。陶祥洛教授曾说：“只要自己是为大家所需要的，这就是最好的回报，最大的享受。”

2013年9月14日，那个总穿着蓝色中山装、化纤裤，后来穿夹克衫，晴天布鞋、雨天雨鞋，干干净净，完全六七十年代打扮的陶祥洛教授突然仙去了。陶教授去世后，前去吊唁的科室同仁、他的后辈们只记得：一张方桌，简单地铺了一层塑料桌布，上面放着陶老的遗像、一对蜡烛、几盘水果，仅此而已。

2013年9月，时任浙大二院院长的王建安教授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陶老一生兢兢业业，不辞辛劳，真正做到为患者服务，一切以患者的需求为出发点。他是‘患者与服务对象至上’的终生践行者，他拼搏进取，清贫自守，朝着一流目标奋进的精神，是所有医务人员学习的楷模。”

张建民教授深情追悼表示：“成长路上最想感谢的人，除了自己的父亲，就是恩师陶祥洛。陶老师在医术与医德两方面对我影响都很大，他是我院以及我省神经外科的创始人之一，为科室位居全国前十的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从医56载，没听说收过什么红包。甚至病人家属送的土产，他都执意不肯收或折价后还给病人钱。他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楷模。我一生的志向就是要成为像我导师陶祥洛一样德艺双馨的医生。”

在缅怀陶祥洛教授的众多留言中，一位年轻医生说：“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陶老这样伟大的人格。”

2013年9月14日，我国著名神经外科专家，我院也是我省神经外科奠基人之一，我的恩师陶祥洛教授，突然离世，享年87岁。惊闻噩耗，众人悲痛。

我院神经外科是1957年由陶老与朱焱教授创办。陶老作为创始人之一，见证了我院和我省神经外科的发展历程。创业初期，陶老克服重重困难，奠定基础；改革开放后，抓住机遇，取得卓越成就，为以后我科跻身“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综合实力位居国内前五作出了重要贡献。

陶老一生大公无私，淡泊名利，生活简朴，低调做人；他从不计较辛劳，时刻为病患着想；他对事业更是呕心沥血、鞠躬尽瘁：陶老一生在临床、教学、科研上孜孜不倦，精益求精。他熟稔专业期刊，始终掌握学术前沿和最新科研热点；他积极参与学术活动，了解国内外神经外科最新动态；他敏锐追求新技术，率先开展现代微创神经外科技术，取得多项领先成果；他深入探索、优化流程，提高手术效率和质量；他一生勤恳，言传身教、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培养了众多学生。 

陶老离开我们一晃十年过去了。但陶老音容宛如眼前，谆谆教诲犹在耳边，儒雅风貌长者垂范。陶老是一位值得我们永远敬重，深受爱戴的老师、慈父。无论陶老走了多久，但他的丰碑永存。

张建民

浙大二院脑科中心主任

张建民 教授

陶祥洛教授是浙江省神经外科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将浙二神外和浙江神外发展壮大并带入显微神经外科时代的领路人。陶老一生救死扶伤、拼搏奋进、甘于奉献、大爱无疆，其医者仁心、学者风范浸染在浙二神外的初生和成长血脉中，感染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浙二神外人。

时值陶祥洛教授仙逝十周年，追忆往昔，陶老求学创业在波澜壮阔的年代。筚路蓝缕启山林，栉风沐雨砥砺行，陶老在艰苦的时代背景下依旧坚持高尚的精神操守，言传身教中彰显出德艺双馨的医者本色，把心怀仁爱的医学信仰和踔厉奋发的求是精神传递给后辈，如春风化雨般感召滋润着所有浙江神外人。山河壮丽，岁月峥嵘，经过浙二神外几代人夙兴夜寐的不懈努力，以及基于“病人-研究者-市场”这一重要力量源泉，科室已具备了“从临床到研究再到转化”的学科建设能力。

先人长逝，风骨犹存；薪火相传，弦歌不辍。浙二神外诸同仁在新的征程中将永远以陶老为榜样，戮力同心，勇毅前行。

陈高

浙大二院神经外科主任

陈高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