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07月03日发布 | 348阅读

【综述】老年脑膜瘤

张南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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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rooncology Advances》杂志 2023年6月 3日刊载[5(Suppl 1):i13-i25.]爱尔兰都柏林Michael Amoo , Jack Henry, Michael Farrell , Mohsen Javadpour撰写综述《老年脑膜瘤。Meningioma in the elderly》(doi: 10.1093/noajnl/vdac107.)。

脑膜瘤是最常见的原发性颅内肿瘤,约占所有原发性脑肿瘤的40%。在85岁以上的患者中,脑膜瘤的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达到50 / 100,000。随着人口老龄化,老年脑膜瘤患者比例越来越高。这一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意外偶发、无症状诊断的增加,这些诊断在老年人中进展的风险较低。有症状疾病的一线治疗是手术切除。分割放疗(RT)或立体定向放射外科(SRS)可作为手术不可行时的主要治疗,或作为次全切除或高级别病理组织学患者的辅助治疗。尤其是在不典型脑膜瘤全切除后,RT/SRS的作用尚不明确,需要进一步评估。老年人围手术期和术后并发症的风险增加,因此管理决策必须根据个人情况进行调整。在特定的患者中可以获得良好的功能结局,年龄本身并不是干预的禁忌证。术后即刻病程是决定预后的重要因素。因此,仔细的术前评估和避免并发症是优化预后的必要条件。

要点

●老年患者在脑膜瘤患者中占很大比例,且数量不断增加。

●在精心选择的老年患者中,手术切除可以提供功能获益,年龄本身不是手术的禁忌证。

●尤其是在老年人中,尚不明确放疗和放射外科的作用。

引言

脑膜瘤是最常见的原发性颅内肿瘤,脑膜瘤占美国所有中枢神经系统(CNS)原发肿瘤的38%。脑膜瘤的总发病率为5  - 12例/ 10万患者年,在65 - 69岁的患者中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在65 - 69岁的患者中为25 -30例/ 10万,在85.1岁以上的患者中为50例 / 10万。虽然脑膜瘤一般为良性病程,但累及重要结构、占位效应、高级别组织学或治疗可导致显著的并发症发生率。

对于适合手术治疗的有症状患者,最大限度的安全切除是一线治疗。放疗既可作为无法手术切除的前期治疗,也可作为高病理分级患者的辅助治疗。对于经过仔细选择的患者,立体定向放射外科(SRS)可能是切除术的可行替代方案,对于次全切除(STR)的患者,SRS可能是辅助治疗的可行替代方案。然而,无症状的意外偶发病变占脑膜瘤的比例越来越高,因此其治疗方法存在争议。老年患者是一个更复杂的人群,在他们中,由于合并症、自然史不确定和诊断困难,脑膜瘤的最佳治疗通常不明确。本文就老年人脑膜瘤的流行病学、评估、治疗和预后进行综述。虽然约10%的脑膜瘤起源于脊柱,但本综述特别关注颅内脑膜瘤。

流行病学

在欧洲、英国和美国,脑膜瘤的发病率为5 - 12 / 10万患者年。这与年龄高度相关,儿童的发病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65- 69岁患者的发病率为25-30例 / 10万。之后观察到随年龄增长的超线性增长(图1),85岁以上患者的发病率翻倍至50例 / 10万。预计这一老年人群将大幅增长,因此预计老年脑膜瘤患者人数将不断增加。约80% - 90%的脑膜瘤为良性(世界卫生组织[WHO] 1级),15%- 20%为不典型(WHO2级),不到5%为恶性/间变性(WHO3级)。老年人不典型或恶性脑膜瘤的发生率可能较高;然而,这一点并没有得到一致的证实,即使存在相对风险似乎也很小(图1)。一些数据表明,非裔美国人的发病率约为非非裔美国人的1.2倍。

图1。根据美国中央脑肿瘤登记系统(Central Brain Tumor Registry of United States)的数据,随年龄增长的良性和恶性脑膜瘤发病率:(a)终生发病率,根据Ostrom等发表的数据;(b)根据Achey等发表的数据,65岁以上老年患者的发病率。

女性脑膜瘤的发病率约为男性的两倍,女性与男性的比例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但在恶性疾病中不太明显(WHO3级)(图2)。最近的流行病学数据提示,老年人脑膜瘤的发病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这可能与预期寿命的延长有关。这一增长似乎主要是由影像学诊断小肿瘤(即≤2 cm)的增加所驱动,而组织诊断率保持在一个相对恒定的速率(图3)。这可能反映了在神经影像学可用性和利用率增加的背景下,意外偶发诊断的增加。有证据提示,这些意外偶然发现的无症状病变中,大多数很少扩大,因此,影像学和组织病理学诊断之间的差异可能也反映了临床实践向保守治疗的转变。

图2。老年人脑膜瘤的发病率,按性别分层数据来自Achey等所发布的。2005-2015年美国中央脑肿瘤登记系统(Central Brain Tumor Registry of United States):(a)非恶性脑膜瘤的发病率;(b)恶性脑膜瘤的发病率。

图3。使用来自Withrow等发布的覆盖2004-2017年的监测、流行病学和最终结果 (SEER)数据集的影像学和组织诊断的脑膜瘤发病率:(a)根据诊断模式分层的脑膜瘤随时间推移的发病率;(b)根据诊断方法分层的脑膜瘤终生发病率;(c)根据大小和诊断方式分层的65岁以上和65岁以下患者脑膜瘤的发病率。

除年龄外,脑膜瘤的危险因素包括激素因素、电离辐射暴露和遗传易感性。雌激素、孕激素和雄激素受体在脑膜瘤中常见,一项荟萃分析提示,仅使用雌激素激素疗法(常用于绝经后女性)与脑膜瘤风险增加相关。虽然肥胖也可能增加风险,但尚不清楚这种增加的机制。脑膜瘤更可能发生于既往接受过治疗性颅脑放疗的患者,但与附带放疗的关联不太清楚。也有研究描述了与多种遗传综合征的关联,其中神经纤维瘤病2型的特征最为明确。然而,遗传危险因素在老年人群中的相关性可能较低,因为病变往往在较早的年龄出现。

临床表现和诊断挑战

临床表现

脑膜瘤是常见的意外发现,其意外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在65岁以上患者中,神经影像学的应用似乎急剧增加,影像学诊断的小脑膜瘤的体积也在急剧增加(图3)。虽然确定脑膜瘤的存在通常很简单,但许多主诉和神经影像学的适应证并不相关,因此确定脑膜瘤与症状的关系可能比较困难。

在30%的脑膜瘤中观察到癫痫发作,凸面病变的癫痫发作可能性约为8倍。癫痫发作可能被漏诊或错误归因,尤其是在有认知障碍、沟通困难或既往脑血管事件残留缺陷的患者中。确定癫痫发作的因果关系很重要,因为癫痫发作症状学和脑膜瘤之间的关系通常指导治疗。脑膜瘤也可能出现基于部位的局灶性神经功能障碍在优势半球的病变中可以观察到吞咽障碍,但由于胶质瘤位于轴外且非浸润性行为,因此其发生率低于胶质瘤。听力丧失是小脑脑桥角脑膜瘤的一个潜在表现这些在老年患者中可能不太明显,在这些患者中,既往脑血管事件、老年性耳聋或其他神经病理学导致的原有功能障碍常见。使用磁共振成像(MRI)的体素分析,观察到凸面脑膜瘤在老年人中更普遍。然而,应谨慎解读这一观察结果。与非凸面脑膜瘤相比,凸面脑膜瘤出现症状的间隔时间可能更长,从而导致老年人凸面脑膜瘤的诊断率更高。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神经认知障碍是脑膜瘤的主要症状,并且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存在神经认知障碍。与健康对照相比,脑膜瘤患者的执行功能、感知速度和语言流畅性可能降低。在60 - 64岁患者中,轻度认知障碍的背景患病率估计为6.7%,而在80- 84.39岁的患者中,这一比例上升至25.2%。因此,考虑到脑膜瘤在老年人群中的患病率,在有其他原因导致的认知功能下降(如痴呆、抑郁或谵妄)的患者中,可以经常观察到脑膜瘤,这可能使确定病因变得困难。值得注意的是,意外偶发的小脑膜瘤不太可能导致可测量的认知缺陷。然而,对于无其他症状的较大病变,应高度怀疑脑膜瘤是任何认知障碍的可能原因,因为手术切除可能会逆转症状。认知障碍的多因素病因使我们难以确定任何脑膜瘤对症状的相对影响,尤其是对手术逆转这些症状的可能性的影响。有认知障碍和脑膜瘤的患者应接受包括神经外科在内的多学科评估。

影像学特点

随着指南支持对许多脑膜瘤(尤其是老年人脑膜瘤)采取保守治疗,影像学诊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脑膜瘤最容易在MRI上发现,MRI具有通常具有诊断意义的特征性表现。鉴别诊断包括硬脑膜转移瘤和孤立性纤维性肿瘤/血管外皮细胞瘤。脑膜瘤通常是基于硬脑膜的轴外肿块,在T1加权像上呈低至等信号,在T2加权像上呈等至高信号(图4a,c)。增强扫描通常很明显,边缘有特征性的硬脑膜增厚,称为“硬脑膜尾征”(图4b)。病灶周围脑水肿通常通过液体衰减反转恢复(FLAIR)序列进行评估。骨窗计算机断层扫描(CT)有助于评估肿瘤钙化、附近颅骨的骨肥厚或肿瘤的骨浸润(图4d)。虽然脑膜瘤是与上述影像学表现一致的最常见病变,但其他诊断可能与其影像学表现相似。老年患者常有恶性肿瘤病史,硬脑膜转移是重要的鉴别诊断。颅咽管瘤或垂体腺瘤可能与鞍旁脑膜瘤相似,而前庭神经鞘瘤可能与桥小脑角脑膜瘤相似。

图4。磁共振成像显示T1等信号(a),对比增强(b)硬脑膜基底病变,硬脑膜尾征(红色箭头)。在T2 FLAIR序列上呈高信号(c)。此外,在右侧大脑半球可见T2高信号(绿色箭头),证明有腔隙(b, c),这反映了脑膜瘤合并脑血管病的老年患者的常见情况。CT扫描的骨窗(d)显示骨肥厚(白色箭头)和骨浸润。这些影像学特征是脑膜瘤的特征性表现。

相反,脑膜瘤可能表现为提示浸润性病变的非特征性MRI表现虽然这种情况可能在不典型或恶性脑膜瘤中更常见,显著脑水肿可能预示不典型组织学,但常规MRI检查不足以预测组织学分级。使用脑膜瘤特异性配体的正电子发射地形图(PET)成像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可能有用,但目前尚未常规应用。MRI禁忌证(如植入式心脏除颤器)或肾功能损害(限制静脉造影剂的使用)可能使老年人的影像学诊断进一步复杂化。

管理

老年患者易合并疾病和衰弱,这可能影响治疗方案的选择。根据症状学或缺乏症状,可采用观察性或积极的治疗方法。

保守的管理

意外偶发、无症状脑膜瘤的发生率上升,以及证明其良性病程的证据促使许多病变转向保守治疗。这一观点得到了以下证据的支持:尤其是在老年人中,大多数无症状的小型脑膜瘤永远不会增大,而对无症状病变进行手术有功能恶化和不良事件的风险。

目前尚无足够的证据对意外偶发脑膜瘤进行精准的个体化影像学随访。指南建议前5年每年进行MRI监测,之后如果无变化,则间隔时间增加。一些特征与较低的进展风险相关,包括肿瘤大小≤3cm或≤4 cm、存在钙化、女性、T2低信号以及无瘤周水肿。试图对意外偶发脑膜瘤进行风险分层的预后模型。旨在促进影像学监测的个体化。数据收集目前正在进行多中心验证。仅可使用T2加权序列进行监测;然而,增强后T1序列仍然是随访的金标准,除非患者对钆剂的使用有特定的担忧。

老年患者发生疾病进展的可能性可能较低,但这一发现可能与较短的随访时间和较低的监测强度相关。当发生进展时,大多数脑膜瘤表现为缓慢生长。然而,相反地,在老年患者中,不典型组织学快速增长的发生率可能较高,尤其是在非常大的病变中。目前尚无针对接受系列影像学监测的患者的干预指南。部分原因是可能出现生长缓慢,症状轻微或无症状,因此很难确定具体的标准指导干预决策的应该是相对增长率,而不是绝对体积变化。当切除成为优先考虑的事项时,随着时间推移生长的证据(尤其是快速生长)应提示怀疑组织学不典型。在不适合手术的患者中,新型PET配体将来可能有助于脑膜瘤的影像学诊断。在高龄患者中,小的、无症状的、具有低风险影像学特征的病变可能不需要进一步监测,因为快速生长的可能性很小,缓慢生长的病变可能不太可能在患者一生中达到有临床意义的体积。

手术

尚无随机对照试验(RCT)比较手术切除与观察或放疗的益处。然而,手术切除是治疗大型脑膜瘤、有症状的病变和监测下快速生长的肿瘤的金标准。手术切除可缓解占位效应和许多与占位效应相关的症状,而且通常是治愈性的,特别是对于WHO1级脑膜瘤。总的来说,手术原则是最大限度的安全切除,保留或改善神经功能。当达到全切除(GTR)时,复发率较低,因此需要最大程度的切除。全切除也是生存的独立预测因素。脑膜瘤的切除程度通常由Simpson分级系统定义(表1)。尚不清楚残留脑膜瘤的生长潜力,但每年的相对增长率似乎低于15%。

表1。脑膜瘤切除程度采用Simpson分级。

老年患者的术前功能状态较差,合并症指数较高,手术时间延长可能是老年患者并发症和死亡率的危险因素(表2)。因此,通常定义为SimpsonIV级的STR策略(表1)。可能通过减少手术时间而有获益,尤其是在全胃肠切除术对老年患者可能没有生存获益的情况下。次全切除术可充分缓解症状,对于高龄患者,在其一生中可能不太可能出现有临床意义的复发。STR策略的切除程度取决于患者的麻醉风险、治疗目标、发病前的功能状态、肿瘤位置、血管分布和是否靠近关键结构,但通常包括充分切除以减轻占位效应,同时尽量减少手术时间和关键结构的风险。靠近关键结构或颅底位置是老年患者术后功能下降的危险因素,不尝试全切除可能会部分缓解这一危险因素。年龄不应是决定切除程度的唯一因素。在目前的临床实践中,老年人常可达到GTR,而年龄似乎与GTR的可能性并无强相关。

表2。重要文献发现的总结。

老年患者发生围手术期和术后不良事件的风险较高,其中大多数并发症似乎是内科并发症。术后并发症显著影响老年人的生存和功能进程。需要注意的是,合并症、虚弱和基线体能状态较差可能是比年龄更强的不良事件预测因素,而在针对这些因素进行校正的多变量模型中,仅年龄往往与并发症无关。术前较差的功能状态也是功能进一步恶化的重要危险因素。脑膜瘤的干预很少是紧急的,因此可以花时间对患者进行医学优化。对有医疗问题的患者进行多学科评估、仔细选择患者、微创方法和优化的围手术期治疗有可能降低这一超额风险,并产生与年轻队列相似的结局。更多地考虑这些因素可能可以解释。在最近的手术系列中,老年患者的不良事件发生率较低。有人提出多种评分系统有助于老年患者的术前风险分层,但没有足够的效度证据支持常规使用。

在这一人群中,对术前认知和功能状态以及麻醉风险进行客观评估非常重要,这有助于制定决策,也有助于监测治疗效果。目前有多种经过充分验证的临床工具用于评估认知状态,包括相对简短的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90)和更广泛的Addenbrooke认知检查量表(Addenbrooke’s cognitive Examination, ACE) 等。功能评估,如Barthel指数也很有价值。这些工具的使用有助于识别脑膜瘤相关的认知障碍和对治疗反应的客观评估。目前关于脑膜瘤相关认知障碍对治疗反应的证据薄弱。常规使用认知功能的客观指标将有助于在未来的研究中对治疗后的认知和功能改善进行客观评估。

术前麻醉风险可通过广泛应用的美国麻醉医师协会体力状况量表进行评估。肺部并发症是老年队列的一个重要风险,其风险可以使用经过验证的工具(如ariscat)进行评估。使用这些工具对于评估不同研究之间和未来研究中患者队列的基线可比性至关重要。

术后管理

在老年患者中,术后即刻似乎是长期预后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优化恢复具有显著益处。加速康复外科(ERAS)方案在普通外科和神经外科文献中获得了显著关注。ERAS的基础是通过减少住院时间、减少术后即刻发病率和疼痛、通过减轻术后应激反应鼓励早期活动和恢复发病前的功能来改善结局。

ERAS干预措施包括区域麻醉技术、术后早期活动和日间手术,已在脑膜瘤手术患者(包括老年患者)中进行了评估。虽然尚不清楚ERAS在神经外科患者中的真正疗效,但大多数ERAS干预措施是安全的,可能优化早期康复,从而改善结局。

放射外科手术和分割放射治疗

对于组织学分级高、STR、不可切除的病变及部分不适合手术的患者,可考虑分割放疗或SRS。作为主要治疗方法,SRS和适形RT常用于被认为无法切除的颅底或视神经鞘脑膜瘤。在可行的情况下,SRS通常优于分割放疗,但对于较大病变应考虑分割放疗,因为这可降低重度反应性脑水肿的风险。此外,对于有明显浸润或延伸至关键结构的部位,可能需要分割放疗以优化覆盖范围。现代构象技术的耐受性良好,毒性低,即使在老年患者中也是如此。在现代研究中,局部控制率超过90% -95% ,在特定患者中,结局似乎与手术干预相当。这使得RT成为老年人的一个有吸引力的主要治疗选择,尤其是颅底病变,因为在这一队列中,颅底病变与术后发病率增加相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尚无RCT证据比较初次放射外科和手术切除。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将SRS作为一线治疗,但在特定的患者中应予以考虑。在老年人群中,它可能对困难病变或小脑膜瘤的困难患者,即围手术期并发症风险较高的合并症患者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放疗还可以避免大手术,这可能是需要排除其他鉴别诊断(如硬脑膜转移)的一个重要因素。接受脑膜瘤放疗的患者的一个潜在问题是认知障碍,特别是在合并痴呆或认知障碍的情况下。虽然传统上认为颅脑放疗与认知功能下降相关,但这可能是剂量依赖性的,并且有一些证据表明,用于治疗脑膜瘤的剂量对认知的影响很小。

目前IMPASSE研究报告,在意外偶发脑膜瘤患者中,采用初始主要性SRS治疗的无进展生存期(PFS)优于主动监测的,且未增加神经功能障碍风险。这些结果将引发以下争论:尤其是对于手术切除可能风险高的老年患者,对于无症状脑膜瘤患者,应在诊断时常规提供SRS,还是在观察到肿瘤生长时常规提供SRS治疗。需要强调的是,大多数患者没有组织病理学诊断,不能排除高级别脑膜瘤或类似脑膜瘤(即孤立性纤维瘤,硬脑膜转移瘤)。需要注意的是,在观察组中,2年时的PFS超过75%,5年时的PFS超过50%,因此尚不确定其在预期寿命较短且疾病进展的影响不明确的老年人群中的适用性。然而,观察到的生长轨迹的改变是有希望的,需要一项随机对照试验来确定意外偶发脑膜瘤的最佳治疗方法。

放疗作为一种辅助治疗,主要应用于不完全切除的患者,尤其是组织学不典型或恶性的病例。WHO1级脑膜瘤STR后,通常不需要辅助放疗,因为快速进展罕见。然而,对于复发性WHO1肿瘤患者,可以考虑放疗作为辅助或挽救性治疗。对于肿瘤位于复杂部位(即海绵窦)的患者,在STR后仍有症状或靠近关键结构需要进一步治疗的患者,它也可作为辅助治疗。如前所述,STR可以缩短手术时间,降低老年患者并发症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放疗可能有助于进一步的局部控制,而不影响组织诊断。对于任何程度的手术切除后复发的WHO1脑膜瘤患者,放疗也显示出显著的PFS。

辅助放疗是WHO2级脑膜瘤STR术后的标准做法。然而,其在WHO2级脑膜瘤GTR术后的作用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虽然有相互矛盾的证据表明它改善了局部控制和PFS ,但目前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有总生存期获益。WHO2级脑膜瘤全切除术后,55岁以上的患者可能有较高的复发风险。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支持放疗预防完全切除的较年轻的WHO2级脑膜瘤复发。同样,也缺乏已发表的证据支持放疗在完全切除的WHO2级脑膜瘤老年患者中的作用。考虑到这一均势,关于辅助放疗作用的决策应在考虑年龄、偏好、预期寿命和毒性风险的基础上逐例做出。尽管残留WHO2级病灶的高进展率有毒性风险,但欧洲神经肿瘤学会(European Association of neurooncology)仍建议STR术后进行辅助放疗。尚不清楚WHO2级病灶GTR术后辅助放疗的作用。临床实践因患者、神经外科医师和肿瘤科医师的偏好而异。ROAM/EORTC 1308试验是一项3期多中心RCT,旨在回答WHO2级脑膜瘤完全切除后是否需要放疗的问题。美国正在进行一项类似的NRG-BN003研究。

尤其是在老年人中,WHO3级脑膜瘤具有局部进袭性,PFS和总生存期较差。通常推荐辅助放疗,并且对大多数患者似乎有显著的生存获益。然而,在WHO3级脑膜瘤的老年患者中,辅助放疗的生存获益可能仅限于STR患者,因为放疗在GTR后没有带来生存获益。

总体而言,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放疗对大多数老年患者有生存获益。此外,一些数据表明,在非恶性脑膜瘤全切除术后,在切除的基础上加用放疗实际上与老年人的生存率降低相关。虽然这可能受到多种患者因素的混杂影响,并且可能不能外推到现代放射外科,但很难从现有数据推断老年患者的生存获益。因此,关于辅助SRS/RT的决策应根据患者的症状、组织学亚型、患者偏好、治疗目标、身体状况和原发灶切除程度进行个体化。

预后

在未经治疗的无症状疾病患者中,即使是老年人,预后通常也很好,因为大多数人永远不需要干预。尚不清楚无症状疾病对生存的影响(如果有的话)。近期无症状脑膜瘤患病率的明显增加。可能反映了检出率的增加,而不是发病率的真正增加。考虑到意外偶发脑膜瘤在尸检中的发生率为2% - 3%,其真实发病率甚至可能高于目前的数据提示。因此,这表明人群中大多数脑膜瘤从未出现症状,因此意外偶发脑膜瘤对老年人生存的影响可能非常小。

尽管患者的病程是良性的,5年生存率超过90%,但与无病人群相比,即使是WHO1级病变也与显著的超额死亡率相关,尽管这一情况似乎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善。然而,很难确定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脑膜瘤本身造成的,因为发生脑膜瘤的一些危险因素也与预期寿命缩短有关。当考虑所有级别的脑膜瘤时,在老年人中,诊断时年龄的增加与总生存期的进行性缩短相关,但低级别脑膜瘤对总生存期的具体影响尚未得到很好的描述。如果能够成功切除肿瘤,老年患者的PFS可能与年轻患者相当,因此总生存率的降低可能与肿瘤无关。

有证据表明,老年人的大多数超额死亡率与术后下降和术后1年内的不良事件有关。因此,术后即刻的病程可能是预后的重要决定因素。老年人术后病情下降,进而导致生存率下降的危险因素包括内科合并症增多、虚弱和基线体能状态差。肿瘤位置是进一步考虑的关键因素,老年颅底病变患者术后下降的风险可能更高,而全切手术也更难实现,手术时间可能更长,医源性术后缺陷的风险更高。随着放疗在颅底病变治疗中的应用日益广泛,老年颅底病变的外科治疗可能会有更多的选择性,从而进一步提高老年患者的生存率。总体而言,GTR是一个重要的预后因素,但在老年患者中可能不那么重要。老年患者接受SRS或常规放疗后的生存率描述欠佳,但在特定患者中,SRS或常规放疗后的生存率可能与外科干预相当。

较高级别脑膜瘤的预后明显较差,即使在切除和放疗后,WHO2级和WHO3剂的5年总生存率可能分别低至76%和44% 。在一项对WHO3计老年脑膜瘤患者进行的研究中,5年总生存率仅为35%,中位生存期为38个月。美国中央脑肿瘤登记中心的数据显示,65 - 69岁的恶性脑膜瘤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40个月,80 -84岁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25个月,而85.5岁以上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15个月。

局限性

本综述最突出的局限性是关于一般脑膜瘤和老年人脑膜瘤的初级文献的质量。尽管脑膜瘤流行,但大多数研究是观察性的,缺乏指导实践的随机证据。关于SRS和RT的作用很难提出建议,因为几乎没有前瞻性证据,也没有比较初次放疗和切除术的RCT。关于这些主要治疗方法的生存数据尤其有限。这在老年人群中具有特殊意义,因为SRS提供了一种有前景的手术替代方案,可能具有显著的益处。脑膜瘤的自然史,特别是STR后的意外偶然发现和残留病变,尚不确定,而且似乎在不同患者之间有很大差异。进一步了解老年人脑膜瘤的自然史和与进展相关的因素将大大有助于临床实践。本综述的另一个重要局限性是叙事结构。我们未对研究质量进行系统性、批判性的评估,也未进行统计学综合,这限制了从我们的研究结果和结论得出任何推论的强度。

未来的发展方向

老年患者脑膜瘤病程的差异可能是由于分子组成的差异。一些研究直接和间接提示,老年人的脑膜瘤可能有不同的分子改变。这可能对风险分层、管理和预后有意义,甚至在未来产生全身性治疗。考虑到基线功能、内科合并症、治疗目标和预期寿命的差异,未来的研究应考虑包括预先设定的老年患者亚组分析,从而为其治疗提供必要的证据。

结论

老年脑膜瘤患者在临床实践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意外偶发、无症状的疾病越来越多地被发现,但可以通过影像学监测进行治疗,并且预后良好。外科干预是适合手术的有症状脑膜瘤的一线治疗,并且通常可以改善精心选择的患者的功能状态。SRS和高级适形放疗技术是老年人的重要治疗选择,特别是对于WHO2级、残余和复发肿瘤以及被认为手术风险过高的患者。脑膜瘤分级的术前诊断有待提高,尤其是对脑侵袭、脑坏死等重要预后因素的术前诊断。对于基线功能良好和内科合并症负荷低的老年患者,仅年龄不是干预的禁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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