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参：为神内医师的职业成长提供参考意见

美国是一个拥有多元文化、多种族和多宗教的国家。由于文化和语言障碍，导致缺乏与社会文化相匹配的医疗服务，从而使医患之间产生误解，最终造成了伦理困境和临终关怀不佳这一结果。鉴于上述情况，学习如何提供与社会文化相匹配的医疗服务是所有医务工作者的基本技能。相对应的，中国医生面对满怀期待远道而来的患者，常常不知用何种方式让患者家属理解疾病的专业知识，从而使治疗陷入困境。对于有严重神经系统疾病患者来说更为明显。

Parneet Grewal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医科大学神经病学的助理教授，研究方向包括急性卒中的治疗、卒中康复及护理。在本文中，她通过亲身经历探讨了医生如何跨越沟通障碍，为病人及家属提供更好医疗服务的重要性，欢迎阅读。

“我作为一名国际医学毕业生，需要在短时间内熟练掌握神经姑息治疗的基本原则。在成为神经内科住院医师的第二年，我遇到了一位病人，让我深刻意识到文化差异对临终决策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我轮转到卒中科室期间，我们收治了一位患有严重缺血性卒中的老年患者。她在入院时已经插管，预后很差，任何康复的希望都很渺茫。患者是第一代移民，有许多充满爱心的直系家属参与决策和护理。我们和患者家属广泛地讨论了诊断结果，得到了他们的理解，但当我们讨论为预后、预立医疗计划和生活质量能做的所有尝试时，家属们都陷入了沉思。

查房后我回到房间，和患者家属坐在一起。一位年长的家属问我来自哪里，我回答来自印度。他们问我是什么时候来美国的，我回答说：“我最近才移民到美国接受培训。”然后，这家人开始谈论他们国家的家庭生活动态和与临终关怀相关的社会文化，我意识到这与印度的社会文化有某些相似之处。家属们问我是否能够理解他们来自何处并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表示，目前他们根本无法考虑讨论护理目标、预立医疗计划或是为患者拔管——因为这样做对他们来说无异于杀人。

我作为一名尚未精通与患者家属讨论神经姑息治疗的年轻住院医生，这很快变成一个棘手的、似乎毫无出路的案例。我完全能理解他们的观点，并与他们感同身受。然而，作为一名医生，我始终认为：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就需要继续讨论病人的护理目标、偏好和整体生活质量。我离开房间时感到非常矛盾。最终，我们找了神经姑息治疗团队，请他们照顾中风和神经危重症患者。

这次相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这是第一次有患者家属如此详细地与我讨论他们的文化，并问我如果这是我的家人我会怎么做。我意识到，我实际上从未与自己的家人进行过这样深入的讨论。在我的国家，大家并不能经常接触到这个概念，在医学院和繁忙的实习日程中，我也渐渐遗忘了这个概念。但在那之后，我询问过我的父母，当面临这种情况时他们会有什么意愿？他们的回答与病人家属几乎完全一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从最初的研究卒中的医学生，成长为一名主治医师，我经常会回想，随着我职业生涯的进步和文化意识的提高，我能否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处理与患者及患者家属的沟通。“文化能力”是一项核心临床技能，考验了医生为具有不同价值观、信仰和行为的病人提供救治的能力，主要包括定制治疗方案以满足患者的社会、文化和语言需求。自从那次相遇以来，我在查房时总是努力以真诚和开放的心态关怀病人及其家人，以帮助他们做出明智的决定。大多数患者都希望对他们自己的医疗护理有一定的控制权，甚至当他们病得太重而无法参与决策时，也能如此。而作为医生，我们确实需要询问并敏锐地了解与病人的文化和语言差异，了解这些差异可能发挥的作用并努力克服。通过仔细关注患者和家属的社会、文化情况，我们可以洞悉患者想知道什么，并以共情和敏感的方式传达相应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