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医生，尤其是神经科医生，我们以出色的沟通技巧而自豪。但当我们面临语言障碍时，这也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一处面向中东患者的著名转诊中心，我作为癫痫监测部门的研究员，需要向我们的中东患者提供一个“好消息”——“她的癫痫发作并不是癫痫发作”。如果你对心因性非癫痫发作有所了解，你就会明白解释这种“癫痫发作”但并非“癫痫发作”的情况是多么困难，更何况此时医患之间还存在语言障碍。

我和教授走进房间，告知患者诊断结果并由口译员进行传递。在谈话开始时，她很高兴自己没有癫痫，但当她被告知她确实有“癫痫发作”但没有“癫痫发作”时，混乱开始在她的眼睛里积聚。她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但眼睛一直被锁定在口译员身上。我感觉到，我们谈论这种情况越多，房间里越是昏暗。结束时，我们握手，仿佛我们在传达病情信息方面做得很好。我等待教授离开，用阿拉伯语向这位患者再次解释了病情（阿拉伯语是我的第一语言），她终于松了口气。

我自从成为一名主治医生以来，遇到过很多说不同语言的患者。在此过程中，我吸取了一些教训：医患沟通之所以具有挑战性，不是因为医生有时候迫不得已需要通过电话或口译员去传递信息（通过网络在线沟通也一样），而是因为医生往往缺少与患者之间真正有效的接触和联系，直接表现为“几乎没有的眼神接触和无法同步的肢体语言”。

看着正在说话或倾听的人是一种本能行为。在一次病情沟通中，我注意到我的病人没有看向我并进行眼神交流，而是一直看着口译员。于是我提醒他们，看着我，忘记房间里有一个口译员，同时我试着在口译员翻译时重复手势和数字，以促进他们对内容的理解。到现在，我也坚持在与病人交谈时，总是看着病人的眼睛，就好像房间里没有口译员一样。

有个好方法可以帮助医生确认自己是否成功传达病情内容——回教法，即要求患者告诉你他们从谈话中理解了什么。要注意的是，不要把这当作是测验他们，可以用类似“我想确保我说得正确”的说法，这让自己承担了责任，并减轻了病人的心理负担。

语言是交流的体现，语言带来了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传统，甚至个人空间差异。在与说不同语言的人交流时，我们需要具备文化的换位思考能力，了解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合适的；试着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了解他们如何沟通，他们如何重视决策和选择自由；甚至他们想知道最终诊断的标准或任何与其相关的无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