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11月25日，137年前的今天，英国外科医生、脑外科手术先驱里克曼·约翰·戈德利（Rickman John Godlee）进行了世界公认的首个原发性脑肿瘤切除手术。戈德利的手术为当时的医学和大众媒体所详细地描述和记录下来，并引发了医疗领域和社会机构的种种专业或非专业的讨论，极大地推动了脑外科手术和现代神经外科的出现。

1884年11月3日，一名25岁的年轻人因为左侧偏瘫，被转送至伦敦摄政公园癫痫和瘫痪医院进行评估治疗。这位病人的过去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病史，而且他的健康状况一直很好。相关记录提到，这位病人“一生中从未患过梅毒或任何一种（会引起大脑受损的）疾病。”但经询问后发现，病人在四年前曾有一次头部外伤病史，当时他的头部左侧受到撞击并造成了脑震荡，但不久后就痊愈了。之后的日子里，除了“偶尔有轻微头痛”外，他没有任何不适，健康状况也一直十分良好。然而一年后，意想不到的痛苦降临了。

起初，这名患者只是出现了左侧的嘴角和舌头间歇性抽搐的症状，随后病情进展为周期性的局灶性痉挛和癫痫阵发性发作，这些病症均在他左侧面部和舌头出现，到后来，甚至连他的头都偏向了左侧。这些特殊的感觉异常先是起病于他的颈部左侧，逐渐延伸到左侧手臂和腿部，这些异变随后达到了巅峰——他的左半部分身体完全失去了知觉。在发病后的两年半时间里，患者每天都有左侧局灶性癫痫发作，有时全身都会发生癫痫发作。在入院前6个月，他的癫痫发作已累及上肢和面部，患者进一步出现左上肢进行性无力。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这位年轻人从偶有轻微头痛的普通人，变成了一位完全瘫痪的患者。但奇怪的是，在病变发展到左侧上肢后，他的癫痫却没有任何加重的迹象。终于，这名已经走上穷途末路的病人被送往英国伦敦摄政公园癫痫和瘫痪医院。

一开始接诊这位患者的是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休斯·班尼特（Hughes Bennett）医生。班尼特用尽了医院里一切可用的技术对患者进行了检查，但并没有从患者的检查结果中发现什么异常。然而，患者在检查过程中时常因为频发的头痛而痛苦不堪，他有轻度的左侧面神经麻痹，舌头向左侧突出，右耳听力略有下降，完全性左上肢瘫痪，只好不得不入院观察。在住院期间，患者常有“严重的头部抽痛的发作”。这种疼痛常常会持续12小时以上，并且疼痛剧烈到令病人神志不清、嚎啕大哭的地步，以至于“整个病房的患者都因他的哭声而心烦意乱”。

班尼特苦苦思索着这种病变的诊断和定位，并与他的同事们讨论了这些细节。在病因尚不明确的早期，患者每天接受三次溴化钾和碘化钾的对症治疗，同时使用冰袋为其头部进行冰敷，但收效甚微。随后，患者又接受了间歇性皮下吗啡注射，这似乎对疼痛有一定的缓解作用。用尽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却殊无成效后，所有人不得不屈服于这样的事实——缓解和治疗患者症状的唯一希望是外科手术。

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英国的医疗水平在世界上独占鳌头，人们认为，医疗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艺术。然而，与走在前列的医学水平不符的是，英国的治疗仪器仍然十分粗糙，使用的药物也是充满杂质的草药的提取物或混合物。正确的诊断依赖的不是周密的检查，而是经验丰富的医生对特定疾病的病理生理学的了解，以及他们在长年累月行医中练就的独特直觉。从前不是没有在颅骨或硬脑膜上进行的肿瘤切除手术，但这些手术往往有着极其容易识别的颅骨畸形或病灶突出，而基于神经系统症状和体征的颅内肿瘤定位则相对未知。因此，班尼特所做出的治疗决定，无疑是一次严峻的挑战。

好在班尼特他们也并非一无所知。此前，神经学和神经生理学已取得了重大进展，以保罗·布罗卡（Paul Broca，推荐阅读：《神外历史上的今天｜致敬发现大脑左半球语言中枢的先驱保罗·布罗卡》）为代表的学者已经揭示了“大脑的某些区域与身体功能的不同区域有关”的理论，一些发生在身体特定部位的症状也同样可以用来追溯大脑不同区域病变的起源和位置。基于这些神经学理论基础，班尼特推断，这名患者大脑的病变很可能位于右侧中央前回的某处，他的同事、神经外科医生大卫·费里尔（David Ferrier）也通过实验动物初步证实了这一临床假设。在这些努力下，对有“神经系统病症”的患者进行外科手术治疗已然成为“一个时机已到的想法”，神经学科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终于成为了孵化脑外科手术的温床。

1884年11月25日，在班尼特医生的建议下，戈德利作为一名初露头角的外科医生，前往英国伦敦摄政公园癫痫和瘫痪医院进行了这次手术。尽管他们所推测出的病变位置使这次手术充满风险，但戈德利还是迎接了这次挑战。手术过程中，戈德利首先进行了从舅舅那里学到的19世纪末最全面的杀菌操作——他在手术室内全部喷洒了石炭酸，并将患者头发剃光，完整地暴露了干净的头皮，然后用石炭酸（苯酚）洗剂浸泡患者头皮部位。患者上半身被“碳化”的毛巾包裹，术中器械和戈德利的手都在石炭酸溶液中浸泡过。手术过程持续了2小时。在氯仿麻醉下，戈德利先在推测出的区域切开一条切口，随后在患者颅骨上做一个1英寸的环钻开口，并逐渐打开硬脑膜。一系列操作后，患者异常肿胀的脑实质出现在所有人眼前。为了更好地暴露病灶，戈德利将第二个和第三个环开口开在与第一个开口相邻的部位，边缘用凿子和锤子打磨修整。戈德利将大脑实质分离了约0.75英寸的距离后发现，患者大脑右侧有一个透明的分叶状实体瘤，它的“包膜很薄，但与周围的脑实质边界分明”。戈德利拉长了原先切口，并轻易用器械对肿瘤与脑实质进行了分离，最后完成了肿瘤的切除。但由于减压措施的不到位，切除过程“因血液快速涌入伤口而变得困难。”戈德利使用电凝术逐步控制了出血，完成了切除。切除完成后，患者大脑留下了一个约有1.5英寸深的空洞，且大小“与鸽子蛋的大小相当”。手术的最后，戈德利用“几条碳化丝线”缝合硬脑膜，皮肤用有抗菌效果的银丝进行缝合，伤口用石炭酸浸泡过的纱布进行包扎，并在伤口处留置了一根穿过硬脑膜、头骨和皮肤的印度橡胶引流管。随后的检查显示，该肿瘤是一种胶质瘤，“在显微镜下表现出了典型特征。”

手术后半小时，病人仍然很困，但思维清晰。术后早期，患者生命体征稳定，无发热，左侧身体的瘫痪程度得到控制，左腿也有了很好活动能力。病人开始渐渐恢复，身体机能也更加正常了。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在术后第4天更换敷料时，患者的伤口涌出“明显的腐败气味”。他们重新打开切口下部，拔出引流管，发现伤口已有“深棕色脓液”出现。随后，患者开始失去左下肢的运动功能，头皮和脸部出现明显肿胀。

糟糕的感染发生后，患者又继发了脑疝，病灶“有半个橘子那么大，由似乎是颗粒状的物质和血凝块混合而成。”他们频繁为患者更换湿硼酸布敷料，反复用石炭酸洗剂冲洗治疗伤口，脑疝病灶则用“石炭酸、碘仿和氯化锌溶液进行治疗”。为了尽可能控制感染，戈德利又在敷料中加入了水杨酸羊毛，并为病人制作了一顶锡制的帽子以保护脑疝部位。很快，感染得到了控制，病人的伤口开始出现肉芽。但术后3周，病人再次阵发瘫痪，与此同时，他出现高烧、头部剧烈疼痛、精神状态下降和右侧身体抽搐。这期间更换敷料时，脑疝的体积已经大大增加，“大量出血阻止了部分脑疝的切除”，患者体温迅速上升至104.6华氏度（约40.3摄氏度），病情持续恶化。1884年圣诞节前夕，这个可怜的年轻人在清醒下伴随着极大的痛苦去世。戈德利和班尼特等人在圣诞夜对患者遗体进行了尸检，他们发现患者并发脑膜炎和脑软化，但大脑切片中没有发现有肿瘤残余。

这是神经外科的一场艰辛而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探索，就像两位主要参与者在论文中所说的那样：“这一病例自始至终都是我们巨大焦虑感和责任感的来源，这主要是因为没有任何类似性质的先例来指导我们的手术方法。在医学史上，并不是没有对大脑实质开展过手术，但到目前为止，这些手术要么是为了减轻外科创伤，要么是为了治疗局部表现明确的疾病。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样一个记录的例子——在没有可见的、突出的组织表现下，根据所观察到的症状便诊断出脑肿瘤，最终进行了手术并成功切除。总而言之，虽然患者的生命不幸未得到挽救，但从这个案例中获得的经验使我们相信，在大脑的医学和外科手术的未来，会有一个令人鼓舞的前景。由于脑肿瘤可以被精确地诊断并成功切除，而不会立即危及生命，我们有信心期盼，在更好的条件下，相关的手术将给患者带来长久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