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Juha Hernesniemi（尤哈·赫内斯涅米）首次邀请我到赫尔辛基，作为一位博士论文答辩主考人。我不太了解Juha，但我知道他在手术速度和病例数量方面享有的声誉。我知道他是欧洲领先的血管神经外科医生，当一个病人无法实施血管内治疗或在显微手术治疗遭遇困境时，每个人都会求助于他。那年，我自己执刀手术已有15年，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已经安定下来，所以我来到赫尔辛基，并不希望学到能改变我手术技巧的东西。然而，这段经历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意识到观察一位神经外科大师并吸收构成他独特技艺的细微差别是多么宝贵。我观察了通过眶上外侧开颅术可以做多少事情，这是一种我很少使用的方法；我观察了站着而不是坐着时的不同操作方式；我观察到他在蛛网膜下腔以最大的变焦优雅地游走；我观察到了显微外科完美主义者的高标准。最重要的是，我来到赫尔辛基作为一个Spetzler的门徒，曾经认为从另一个大师身上或许学不到太多东西；但是当我离开赫尔辛基时才明白，能学到多少东西实际上取决于你是否能观察到最好的东西。

2015年6月，Juha再次邀请我到赫尔辛基，这次是参加直播手术课程。一开始，我很荣幸能和我的一些英雄们在一起，但我很快意识到这种经历会有多大的压力。手术室将成为一个剧院，神经外科医生将成为一名表演者。来自世界各地的120名神经外科医生将对每一个动作和错误进行分析和记忆。对不良的表现或并发症没有任何隐瞒，更糟糕的是，同时观察病例会引起神经外科医生之间的比较和竞争。这就像是一场神经外科奥林匹克运动会，有赢家也有输家，声誉可能会被建立或破坏。正是带着这些想法和情绪，我切除了一个脊髓海绵状畸形、一个Spetzler-Martin Ⅳ级动静脉畸形，并夹闭了一个大脑中动脉瘤。在手术室里，我感到如此紧张和暴露无遗，以至于我的动作几乎无法控制。动静脉畸形手术非常困难，花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当我最后割断引流静脉并取出病灶时，我听到大厅下面的观众席上响起了一阵掌声，我以为他们早就回家了。如此严格的审查使一个棘手病例的成功完成变得更加令人满意。

我曾与Juha和Mika Niemela一起参加过5次赫尔辛基直播手术课程，这一直是Juha追求更高水平的体现。在他所设想的这样一个直播手术论坛里，最好的神经外科医生将在现场观众的密切注视下表演最具挑战性的病例，唯一的目的是通过学习变得更好。整个一周都充满了兴奋、好奇、分享、紧张和感激。这项活动很容易成为一个傲慢、骄傲和自恋的舞台，但它始终是相反的。尽管在现场进行手术很难让自己接受同龄人的评判，但我还是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因为我通过观看伟大的神经外科医生进行伟大的神经外科手术学到了很多东西。当我被分配到一个更简单的病例时，我会感到很幸运，因为这给了我一个快速完成并有时间观察其他神经外科医生的机会。

Juha总是说，你不能只是说说而已；你必须走这条路。他认为，我们评判外科医生的标准不是他们讲课的风格，而是他们手术的优雅程度、他们在舞台上表演的意愿，以及在这种压力下他们表现出来的个人品质。这种精神构成了Juha本人的特点，并且一直与我产生共鸣。用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的话来说，伟大的神经外科医生“说话温和，手持大棒”，或者更加贴切的说，“手持大夹”。血管神经外科手术，无论是在一大群观众面前进行还是自己静悄悄的进行，都是所有人类表演中最戏剧化和最重要的一种，它适合我们自己作为表演者。Juha和赫尔辛基神经外科学校倡导这种高绩效的文化，并将神经外科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