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有数据均在蒙古国进行采集。在接受ASA和氯吡格雷作为DAPT的蒙古族患者中，使用p64MW HPC对未破裂的颅内动脉瘤进行血管内治疗是可行的，即便在实验室检测抗血小板聚集功能不佳的情况下，也未出现血栓并发症过高的情况，并且在术后6月内获得了较高的动脉瘤闭塞率。
——摘自文章章节
【REF: Petrov A, et al. Interv Neuroradiol. 2020 Jul 8;1591019920939845.】
近十余年来，血流导向治疗(flow diversion)已成为一种被人们普遍接受并广泛使用的脑动脉瘤治疗策略。第一代设备，如Silk（Balt Extrusion）、Surpass（Stryker）、Pipeline（Medtronic）和FRED（MicroVention）需要使用内径为0.027的导管输送，（例如Marksman；Medtronic），材料本身的致栓性较强，再加上较粗的输送导管，致使早期的FD治疗中，血栓事件发生率较高。新的p64MW HPC在这两方面进行了改进，在输送时仅需要ID为0.021的微导管。使用聚糖聚合物的亲水性表面涂层可降低血栓的形成。另一个导致血栓事件的原因是抗血小板聚集功能的不充分，本研究同时评估了双重抗血小板治疗（DAPT）的作用和其对FD的影响。
所有患者在术前至少五天口服100毫克阿司匹林（Aspirin cardio 100; Bayer Vital）和75毫克氯吡格雷（Plavix；Sanofi-Aventis）。用Verify Now（Accriva）测量所有患者的血小板抑制水平，对13名抑制率不足的患者补充进行Innovance PFA-200（Siemens）测试。
所有手术均在全麻下通过使用Philips Allura双C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系统通过右股动脉进入进行。术中使用5000 IU普通肝素（IVCO Healthcare LLC，蒙古）进行肝素化。将Envoy DA（Cordis）、FargoMax（Balt）或6F Neuron（Penumbra）置于颈内动脉，不需要中间导管。通过Rebar18微导管（Medtronic）释放FD。根据3D DSA图像选择工作角度。依据校准的2D和3D DSA图像上测量的动脉瘤尺寸，选择p64MW HPC的直径和长度，要求直径其与着陆区的血管尽可能接近，尽可能避免直径过小或过大，并在远端和近端锚固至少8 mm。
术后48小时内行包含FLAIR和DWI序列的MRI，并详细记录了缺血性病变。DSA的随访时间安排为术后3个月或6个月，12个月和24个月。评估包括基于临床评估和MRI检查的安全性终点（缺血性或出血性中风、mRS、腹股沟血肿）。有效性终点包括随访检查中的动脉瘤闭塞程度（RROC分级：完全闭塞、颈部残留、动脉瘤残留），支架内狭窄发生和植入物闭塞。
共计入组29例患者（26名女性，中位年龄57岁，范围40-77），46例未破裂的侧壁动脉瘤（表1）。
表1
入组患者的血小板功能抑制反应测试分布（表2）。
表2
29名患者46个动脉瘤，共植入36个p64MW HPC，没有观察到围手术期血栓形成。3名（10％）患者术后48小时MRI显示DWI高信号，其中仅1名（3％）缺血灶直径＞5 mm。所有患者出院时均未发现临床恶化及永久性神经功能损害或死亡（表3）。术后104±23天，46个动脉瘤（91％）中的42个完成DSA随访，RROC显示一级23个（55％），二级2个（5％），三级17个（占40％）（图1）。
图1
术后182±44天，46个动脉瘤中的26个（57％）完成第二次DSA随访，26个动脉瘤中，RROC显示一级22个（85％），二级0个（0％），三级4个（占15％）（图2）。
图2
一名患者因血流装置近端未展开而导致血管急性闭塞，后成功通过球囊血管成形术治疗（图3）。
图3
3例（6％）因血管较粗导致随访时发现FD向远端移位（图4）。
图4
再次使用p64MW HPC进行二次治疗。没有遇到血液动力学上显著的支架内狭窄或血栓形成。在205±69天的随访期内，29名患者均未发生临床恶化或死亡。
本文所有数据均在蒙古国进行采集。在接受ASA和氯吡格雷作为DAPT的蒙古族患者中，使用p64MW HPC对未破裂的颅内动脉瘤进行血管内治疗是可行的，即便在实验室检测抗血小板聚集功能不佳的情况下，也未出现血栓并发症过高的情况，并且在术后6月内获得了较高的动脉瘤闭塞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