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证据表明，与辅助全脑放疗（WBRT）相比，脑转移瘤（BM）的术后立体定向放疗（SRT）增加了软脑膜播散（LMD）的风险。其潜在机制可能是在手术时将医源性肿瘤扩散到脑脊液中。J.F.Daisne 团队通过对70例接受术后立体定向放疗的脑转移瘤患者病例的回顾性分析，总结得出研究中软脑膜播散（LMD）的风险与文献报道相当（11-17%），浅表病变可能容易引起脑膜部位的复发，但数据尚未达到统计学差异，而由手术通道引起的复发可忽略不计。他们的研究结果不支持当前将手术通道和相关脑膜纳入临床靶体积（CTV）的指南推荐。
磁共振（MR）图像上有时会遇到在脑实质中附着于脑转移瘤表面的帽样强化，被称为“彗星尾征（comet tail sign，CTS）”. 这是由造影剂从肿瘤体渗入其周围不含肿瘤组织的水肿所引起的。K.Mitsuya 选取了2007年5月至2019年1月之间连续进行立体定向放疗的16例有CTS表现的脑转移瘤患者，其中4例包括CTS区域在内，12例不包括CTS区域。通过对两组治疗结果及辐射毒性的分析，得出结论可以将CTS区域排除到立体定向放疗的靶区之外，以增强局部控制并降低辐射毒性。同时作者认为将来有必要进行前瞻性研究以明确脑转移伴CTS表现患者的最佳放疗计划。
Mustafa团队在之前的研究中，阐述了T细胞反应在原发性ER阴性乳腺癌的脑转移形成中的重要性。乳腺癌细胞与激活的T淋巴细胞共培养后鸟苷酸结合蛋白1（GBP1）的表达增高，并在体外血脑屏障（BBB）模型中有更强的侵入能力。此外，在小鼠动物模型中与活化T细胞共培养的乳腺癌细胞具有更强的脑转移倾向。在进一步研究中，该团队发现在原发性乳腺癌微环境中，T淋巴细胞分泌的IFNγ激活了乳腺癌细胞中STAT1依赖的IFNγ通路,使其具有更高的穿秀体外血脑屏障模型的能力。此外，在乳腺癌细胞中直接抑制可溶性IFNγ或阻断IFNγ特异性受体会大大降低其穿透BBB的能力。
肺癌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也是最常见的脑转移起源之一。J.Plata-Bello团队在其中心收集了2015年1月至2016年12月之间新诊断为肺癌的339例患者信息（99名女性；平均年龄：66.1岁，SD = 10.89）进行回顾性观察研究。统计方法包括单变量和多变量COX回归，生存分析（对数秩检验）和非参数的两个独立样本检验。自初诊以后，平均每年脑转移发生16.25例（占所有患者的19.2％）。诊断肺癌后的第一年，发生脑转移的风险增加（占病例的83.07％）。转移患者比未转移患者年轻（64.0岁vs. 66.6岁； p = 0.041）。小细胞肺癌是与转移发生相关的最常见的组织学亚型（HR = 2.267; p = 0.011），其次是腺癌（HR = 1.131; p = 0.624）和表皮样癌（HR = 0.546; p= 0.067）。没有分子因素（EGFR，ALK或p63表达）被确定为危险因素。脑转移患者的总生存期显着低于非转移患者（167.0天 vs. 273.0天； p = 0.0002）。
现代诊疗设备和临床手段的发展进步改善了脑转移患者的预后。但在这种情况下，也大大增加了决策的复杂性。N.D.Wallace, P.J.Kelly回顾了不同治疗方案的作用效果，以指导新诊断的脑转移患者的治疗。结论发现：（1）对于预后理想且其他治疗方案不太可能提供有效控制的患者，手术是患者最受益的选择。（2） 手术腔的立体定向放射治疗通常可以单独用于术后巩固治疗。（3）对于越来越大的病变和数目越来越多的病变，立体定向放射治疗（SRS）和分段立体定向放射疗法（SRT）是有价值的治疗选择。（4）在许多情况下，SRS和WBRT的选择是在WBRT的颅内控制改善与SRS的较小副作用优势之间进行权衡。（5）对于一些经过仔细选择的其结局与他们的颅外疾病相关性更高患者，具有中枢神经系统渗透作用的全身性药物的前期治疗是可选方案之一。（6）尽管在症状性病变的情况下采取更积极处理的措施是有帮助的，但对于许多表现状态差和/或预后较差的患者而言，对症支持治疗才是最佳选择。
作者最后总结需要一种涉及神经外科医师，放射医师和肿瘤学医师的多学科方法来全面评估患者，选择个体化治疗方案。由于许多治疗决策都是生活质量和检查指标之间的权衡，因此与患者共同决策对于确保患者获得最佳治疗也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