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外资讯【中华神外】专栏,每周发布一篇精选文章,今天刊登的是,由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王德征、张辉、庞硕、徐忠良、薛晓丹、宋桂德、张颖、沈成凤、张爽、王冲、江国虹在《中华神经外科杂志》2018年第九期“临床论著”上发表的“1999—2015年天津市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死亡率变化趋势分析”,欢迎阅读。
摘要
目的
调查1999—2015年天津市居民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SAHs)的死亡率及其变动趋势,探讨其在不同特征人群中的特点。
方法
采用天津市全死因监测管理系统收集1999—2015年天津市居民SAHs的死亡情况,统计天津市居民SAHs的死亡率,比较不同年龄、性别以及城乡地区间死亡率的差异,并分析其变化趋势。采用2000年世界标准人口计算年龄别、性别的标化死亡率。采用Joinpoint回归和Cochran Armitage趋势检验进行趋势分析。
结果
1999—2015年天津市SAH粗死亡率为0.62/10万~1.23/10万。其中1999—2009年的SAHs标化死亡率为0.56/10万~1.59/10万,呈逐年上升趋势[Z=9.88,P<0.001,年度变化百分比(APC)为10.95%]; 2009—2015年的SAH标化死亡率为1.59/10万~0.72/10万,呈逐年下降趋势(Z=-6.33,P<0.001,APC=-10.16%)。
1999—2015年男性SAH的标化死亡率为0.53/10万~0.75/10万,与女性(0.60/10万~0.68/10万)比较,总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男、女SAH死亡率阶段性变化特点与总标化死亡率一致(均P<0.001)。随着年龄增加,SAHs的死亡率逐渐升高。
1999—2008年城市SAHs标化死亡率呈上升趋势(Z=4.15,P<0.001,APC=6.30%),2008—2015年呈下降趋势(Z=-5.39,P<0.001,APC=-10.94%)。1999—2011年农村标化死亡率呈上升趋势(Z=14.79,P<0.001,APC=19.02%),2011—2015年呈下降趋势(Z=-5.81,P<0.001,APC=-21.22%)。1999—2008年SAH死亡率及标化死亡率总体城市高于农村,2009—2015年城市总体低于农村。
结论
1999—2015年天津市居民SAHs死亡率呈1999—2009年上升和2009—2015年下降的特点,前10年SAHs死亡率城市人群高于农村人群,而近7年则农村人群高于城市人群。
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spontaneous subarachnoid hemorrhage,SAHs)作为卒中亚型的一种,是神经系统常见的急危重症,具有较高的病死率。上世纪80~9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WHO)启动了多国心血管病趋势及决定因素的人群监测(Multinational Monitoring of Trends and Determinants in Cardiovascular Disease, MONICA)项目,系统描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SAHs流行状况[1]。然而近10年来系统的基于全人群的SAHs死亡的流行病学研究不多。本文探讨天津市户籍居民不同年龄、性别和地区SAHs死亡率及变化趋势,这对合理配置卫生资源,科学考核防治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资料与方法
1.资料来源:
按照《天津市人口死亡信息登记管理规范》要求,天津市所有医院医生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分别负责对全市院内死亡和院外死亡病例开具死亡证、并通过网络直报系统上报死因(包括基本信息、死因链、疾病编码、诊断依据、死亡地点、最高诊断单位)信息工作。对于每一例院外死亡病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还负责填写WHO推荐的《院外死亡病例死因推断量表》。各区县、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公共卫生医生按照医院归属地原则,分别对各区县、全市医院报告死因病例信息逐例审核,并反馈给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核对。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全市各级死因报告人员提供专业培训、技术支持和质量考核。本文采用1999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所收集的覆盖天津市全人口的全死因监测数据。
SAHs诊断分类按照“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2-3],编码为,ICD9:430(1999—2002年);ICD10:I60, I69.0(2003—2015年)。选取死亡证中根本死因为上述编码的病例为SAHs死亡病例。根据地理位置、经济水平、非农业人口水平等因素将天津市的16个行政区县划为城市地区(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南开区、河北区、红桥区及滨海新区)和农村地区(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静海区及蓟县)。天津市户籍人口数来源于天津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办公室。
2.质量控制及评价:
利用覆盖全人群的稳定的死因监测系统,全市各级医疗机构对死亡病例实时报告;医疗机构、区县疾控中心和市疾控中心的三级质量审核,对死亡病例实时质控;市疾控中心、区县疾控中心定期对医疗机构报告死亡病例的抽样复核、全人群的死因漏报调查,通过以上3种质控方法对死亡报告进行总体质量控制,保证SAHs死亡数据的可靠性[4]。
3.统计学方法:
死亡及人口数据从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自行开发的基于MS Access的《天津市全死因监测管理系统》导出。采用SPSS 22.0软件计算SAHs死亡数、死亡率、年龄别死亡率等。死亡率=死亡数/同年户籍人口数×100 000。采用JoinPoint回归的年度变化百分比(annual percent change, APC)对SAHs死亡年均变化情况进行描述[5-6]。以2000年标准世界人口计算年龄别、性别标化死亡率。使用SAS 8.0软件进行Cochran Armitage趋势检验(统计量为Z值),分析死亡率的时间趋势和年龄趋势[6]。采用双侧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 SAHs死亡的总体情况(表1,2;图1):
1999—2015年天津市居民SAHs死亡共2 244例,其中男性的死亡构成比为48.26%(1 083例),≥65岁老年人占总体构成的64.71%(1 452例);城市SAHs死亡构成比为57.04%(1 280例)。按照死亡地点分类,SAHs在医院内死亡占总死亡的57.44%(1 289例),在家死亡、养老院及来院途中死亡占总死亡的40.11%(900例)。
1999—2015年天津市居民SAHs死亡率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1999—2009年粗死亡率为0.62/10万~2.49/10万,有明显的逐年上升趋势(Z=15.34,P<0.001),APC为15.09%;2009—2015年为2.49/10万~1.23/10万,有明显的逐年下降趋势(Z=-7.22,P<0.001),APC为-8.96%。经过年龄调整后,标化死亡率阶段性特点:1999—2009年为0.56/10万~1.59/10万,有明显的逐年上升趋势(Z=9.88,P<0.001),APC为10.95%; 2009—2015年为1.59/10万~0.72/10万,有明显的逐年下降趋势(Z=-6.33,P<0.001),APC为-10.16%。
表1. 1999—2015年天津市居民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的死亡构成情况(%)
2. SAHs死亡率在不同性别和年龄居民中的变化趋势(表2,3;图1):
1999—2015年天津市男性和女性居民SAHs死亡率的阶段性特点与总死亡率相似。除了2005年之外,17年间男性SAHs标化死亡率与女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999—2015年,随着年龄升高,SAHs死亡率升高(P<0.05)。35岁组1999年至2015年SAHs死亡率呈平稳趋势(Z=1.59,P=0.113,APC为2.31%);而45~、55~、≥65岁年龄组SAHs死亡率的长期趋势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两段式分布,从1999年开始各年龄组SAHs死亡率分别在2009年、2011年出现下降拐点,呈现下降趋势(Z均<0,P<0.001)。
表2. 1999—2015年天津市不同性别居民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的死亡率[/10万(95%CI)]
注:a与女性比较,P<0.05; APC为年度变化百分比;Z值为Cochran Armitage趋势检验值
3. SAHs死亡率在城乡居民中的变化趋势(表4,图1):
1999—2015年天津城市与农村地区SAHs死亡率阶段水平不同,趋势分布相似。1999—2008年SAHs死亡率及标化死亡率总体城市高于农村,2009—2015年城市总体低于农村。城市SAHs死亡率为两段式分布,死亡率呈1999—2008年的上升趋势(Z=6.95,P<0.001,APC为9.26%)和2008—2015年的下降趋势(Z=-5.80,P<0.001,APC为-8.39%);经过年龄调整后,标化死亡率为1999—2008年的上升趋势(Z=4.15,P<0.001,APC为6.30%)和2008—2015年的下降趋势(Z=-5.39,P<0.001,APC为-10.94%)。
与此同时,农村死亡率呈1999—2009年的上升趋势(Z=16.09,P<0.001,APC为29.15%)和2009—2015年的下降趋势(Z=-6.33,P<0.001,APC为-9.10%)。经过年龄调整后,标化死亡率为1999—2011年的上升趋势(Z=14.79,P<0.001,APC为19.02%)和2011—2015年的下降趋势(Z=-5.81,P<0.001,APC为-21.22%)。
表3. 1999—2015年天津市居民不同年龄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死亡率[/10万(95%CI)]
注:“-”为无数据;APC为年度变化百分比;Z值为Cochran Armitage趋势检验值;每年的自发性蛛网膜下腔的死亡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Z均>0,P<0.001
讨论
SAHs是一种高致死性疾病,SAHs发病后28d内总病死率为41.7% ,发病24 h、48 h及7 d的病死率分别为37%、60%和75%[7],而在卒中的早死疾病负担中,SAHs占27.3%[8]。在世界范围内,SAHs的发病水平及死亡水平存在巨大差异,WHO调查发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发病率约为6/10万~8/10万;在中国,发病率相对较低,约为2.2/10万[9]。本研究显示,1999—2015年天津市SAHs粗死亡率为0.62/10万~1.23/10万,标化死亡率为0.56/10万~0.72/10万,低于首钢地区SAHs标化死亡率为1.6/10万的水平[10]。
1. SAHs总体死亡趋势:
本研究结果显示,1999—2015年天津市居民SAHs死亡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特点,1999—2009年SAHs死亡率的上升趋势可能与医疗机构颅脑成像诊断技术的提高和普及密切相关;也可能与死因监测报告形式由单机版程序改为网络直报,提高了总体死因报告水平有关[11]。2009—2015年SAHs死亡率的下降趋势明显,粗死亡率和标化死亡率年下降幅度分别为-8.96%和-10.16%,下降趋势与国内外很多研究结果一致。英国开展的20年全人群系列研究显示,单个研究的SAHs发病率及病死率均呈平稳趋势[12],但汇总这些研究后的SAHs死亡率总体呈下降趋势,降幅达55%[13]。中国首钢心脑血管研究显示,2003—2012年首钢地区SAHs粗死亡率及标化死亡率均呈下降趋势,回归系数分别为-0.098和-0.067[10]。
1999—2015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天津市医疗救治水平也大幅地提高,高血压等危险因素的控制和各类脑血管疾病治疗的改善是SAHs死亡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特别是对SAHs病理生理机制的深入研究,血管内治疗技术、微创技术的应用及一系列治疗、护理能力的提高,导致包括SAHs在内的卒中病死率明显降低[14];另外,天津市广泛开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促进,2012年颁布实施《天津市控制吸烟条例》,在13类重要公共和工作场所全面禁烟,对SAHs死亡率的降低也起到一定的作用[15];近年来,全国开始建立卒中中心,这将为卒中早期诊断、缩短救治时间及进一步降低卒中死亡率发挥重要作用[16]。
表4. 1999—2015年天津市居民不同地区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的死亡率[/10万(95%CI)]
注:APC为年度变化百分比;Z值为Cochran Armitage趋势检验值;a为城市高于农村(P<0.05),b为城市低于农村(P<0.05)
2. 不同性别SAHs死亡率变化趋势: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除2005年之外,男性SAHs死亡率与女性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这与脑内出血、脑梗死男性死亡率明显高于女性的结果不同[17],与之前开展的SAHs研究结果相似[18]。
3. 不同地区SAHs死亡率变化趋势:
本研究结果显示,天津城市与农村地区SAHs死亡率阶段趋势分布不同。1999—2008年SAHs死亡率总体城市高于农村,2009—2015年城市总体低于农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相比城市地区,农村地区居民高盐、高脂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逐渐显现,这些都可能增加农村人口的SAHs死亡的风险[19]。另外,本研究结果显示,SAHs在医院内死亡占总死亡的57.44%,在家、养老院及来院途中死亡占总死亡率为40.11%,提示农村地区医疗急救水平相比城市地区低也可能是农村SAHs死亡率高的一个原因。
虽然本研究观察到天津市SAHs标化死亡率出现了下降趋势,但已有的研究认为,SAHs发生平均年龄较其他卒中亚型要低,其导致的伤残疾病负担更严重,同时天津市人口老龄化状况逐渐加剧,至2015年,≥65 岁的老年人口比例已达14.31%[20]。因此,今后天津市可能面临的SAHs死亡总量及相应经济负担的压力仍然很大。
老年人和农村居民为SAHs死亡的重点关注人群,应促进健康生活方式,加强SAHs的一级预防,控制血压,加强卒中院前急救及卒中中心建设,进一步减少SAHs死亡。
本研究也存在不足,SAHs死亡病例数仍然较少,可能存在机会性的统计偏倚,需要今后继续更长时间的监测和评估;分析数据基于全部医疗机构的登记系统,因中国传统文化所致的死亡病例尸检率低,以及病例尚未抵达医院就已死亡等原因存在SAHs漏报的可能,因此还要进一步加强WHO推荐的《院外死亡病例死因推断量表》的使用和定期开展漏报调查,同时开展根本死因准确性评价[21],进一步提高数据的准确性。
志谢:感谢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非传染病预防控制室及全市从事死因监测工作的同事在数据收集和质量控制中所作出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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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七期“综述” | 术前磁共振成像预测垂体腺瘤质地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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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六期“专家共识” | 肌张力障碍脑深部电刺激疗法中国专家共识
2018年第五期“临床论著” | 不断挑战复杂难治性颅内动脉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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