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敬仰的赵以成教授所撰写的《中国神经外科发展的简单经过》一文,经赵克明教授供稿,发表在《中华神经外科杂志》2013年3月第29卷第3期。
文末的专家点评栏,由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赵雅度教授撰写,其部分内容为:
赵以成教授(1908—1974)。福建漳州人。1934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1938年赴加拿大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MNI)深造,师从神经外科、神经生理学先驱Penfield。1940回国后任协和医学院讲师。1943年移居天津行医。新中国成立后,于1952年在天津总医院建立了国内首家神经外科。1960年在北京建成了国内第一个神经外科研究所。他技术精湛,治学严谨,为全国培养了大批专业骨干人才,将其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神经外科事业,被国内外誉为“中国神经外科杰出的奠基人”。
笔者学习后,建立这样一种认识: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神经外科史,其历史起点,应从1952年天津总医院建立国内首家神经外科谈起。
笔者认为,学习与研究中国神经外科史,应建立“历史节点”思路。也即,阶段性划分,如建国前与建国后、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等等。
学术交流中,有关“某某历史起点”的争论,往往源于对阶段性划分没有达成共识。各自选用自己的标准,怎么能搭建对话平台?
历史起点之争,实为“何为第一,何为最早”之争,这是“追远、厚古”之文化心理的反应。
尊敬的赵雅度教授,在《中华神经外科杂志》2008年02月第24卷第2期曾发文:《忆尊师—赵以成教授》。据此文,以及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编纂的《中国医院神经外科发展史》,第一届神经外科培训班,于1955年,由赵以成教授与前苏联的阿鲁秋诺夫教授执教,在北京同仁医院举办。学员有:王忠诚、赵雅度、蒋大介、杨德泰、蔡振通、柴万兴、詹名抒等。
中国神经外科史的学习与研究,在人才培养、出国留学、设备引进、外籍专家邀请等方面,应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国内环境与国际环境。
1955年,第一届神经外科培训班的举办,是中苏关系友好的一个例证。但是,国与国之关系,时而风和日丽,时而风雨如磐。
江西南昌刘泉开教授,在《中华神经外科杂志》2009年12月第25卷第12期,曾撰文发表《髓海守望者----我的神经外科生涯》。文中记载:
(1959年以后)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中苏关系也一天一天地阴暗起来。把我们也当作炮轰的目标,兄弟成了冤家。老大哥背信弃义,一夜撤走了在中国的苏联专家,老大哥的一意孤行,在限制培养中国留学生的条件。我们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分期分批提前回国成了必然。于是,我们中的许多学习其他专业的同学,便带着愤怨提前回来,而我们几位神经外科研究所的同志则还算正常,按照双方协议完成了学习计划,也算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意想不到的是,我们这个第三批却成了最后一批。中苏交流友好的大门,从此尘封了20个春秋。
笔者分析相关史实记载,自1955年首届神经外科培训班开始,至1962年前后,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中国神经外科的发展,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那段时期,我国神经外科医生留学潮,不是去欧美,也不是去日本,而是去苏联。
留学苏联,归来后,建功立业的专家代表,除刘泉开教授外,还有天津环湖医院的李庆彬教授等。
一句话,中国神经外科史的学习与研究,应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行业发展,是国家发展、社会发展的缩影。
纵观几十年神经外科发展史,就医生个体的成长轨迹而言,下乡锻炼、基层锻炼,是必修课。必修课不及格,肯定不能提拔、任用。
卫生行政部门的管理思想: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这就是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
一代又一代的神经外科人,如果将各自的下乡经历,进行整理、记录,进而汇总编纂,这将是非常有价值的中国神经外科史研究资料。
医生个体成长经历,亦可从侧面反映本行业的发展。
笔者,在中国神经外科史学习笔记(一),曾谈到院所模式、专业组发展模式。